由“二萧”与鲁迅结缘想到的

　　1935年3月和11月，鲁迅先后为萧军《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生死场》作序，距今正好80年。

　　给萧军作序，抓住《八月的乡村》核心意象，“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这是小说家和小说家之间的心灵对话。序萧红，则点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单刀直入，要言不烦，是鲁迅一贯的笔法。

　　文学史上引用频率极高的这些评骘，指向作者的个性，区域文学的特点，但又无不着眼于“五四”新文学大潮。鲁迅是站在“五四”新文学立场上为当时文坛推荐这两位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的，这可以从两篇序文相同的布局看出来，作者既指出“二萧”各自的创作特点，对失去故土的青年作家的流浪之苦寄寓同情，愤怒地控诉造成这种痛苦的入侵者的罪行，同时又用了更多的篇幅，一再述及“二萧”及其作品在本国本族的遭遇，这后一点，是读者容易忽略的。

　　比如关于《八月的乡村》，鲁迅提到，“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户，就不愿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自杀，姚锦屏化男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目罢？”所以他认为该书“不容于中华民国”并不足为奇。他当然未曾料到，不久还有来自左翼阵营的批评家“狄克”对《八月的乡村》匪夷所思的苛求。至于《生死场》，鲁迅特别提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刁难和不许出版，证明该书“大背‘训政’之道”，而作者也就不得不“以血汗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正是有鉴于此，鲁迅才引用流亡欧洲的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愤慨：“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给“二萧”作序，鲁迅不仅表示了自己对入侵者的敌忾，更对本国本族的“荒淫与无耻”毫不宽假，而后一层意思的激烈程度显然超过前者。鲁迅为什么要这样写？会不会因此冲淡抗日的主题，甚至招来不虞之毁？

　　这就触及鲁迅式的问题意识和论战方式，以及鲁迅与“二萧”文字因缘的关键。

　　在鲁迅看来，像“东三省被占”这样深重的国恨家仇固然要刻骨铭心，对入侵者的蛮横凶残固然要强烈抗议，但诉诸文字，毕竟只是对外的舆论宣传，而他在《宣传与做戏》《“立此存照”》等大量杂文中反复告诫过国人，“舆论宣传”对外人(尤其对注重实际的日本人)其实并无多大效力。迷信“舆论宣传”，非但收不到实效，反而先就暴露了自身的卑怯和愚蠢，而且这种习惯性的“自欺欺人”实际上一直就在严重削弱着抗日力量。正如在北伐时，鲁迅直白地告诉读者“革命文学”的“无力”，“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对付外族入侵，他认为也只能用同样的办法。所以这两篇序文的重心并不在关于抗日的宣传。

　　文学当抗日时真就完全“无力”了吗？那倒未必。这时候会有许多本国本族的帮忙帮闲帮凶文人跑出来，用种种恶劣手段替外族入侵者“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对这些人痛下针砭，是文学可以胜任也是责无旁贷的。

　　比如可以告诉读者以及作家同行们，“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只有不把自己人当奴隶，不甘心充当自己人的奴隶，将“奴隶之邦”改造过来，使国民有主人的尊严和责任心，这样“自做工夫”，才有资格和能力抵御外侮。否则，“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的悲剧还会重演。外族由于文化隔膜，除了武力征服，在“治心”方面毕竟不能得心应手，“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

　　揭露那些一直替外族斫伤中国民族志气的本族的“治心”者，抨击他们扼杀国民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罪愆，从根本上培植抗战力量，这乃是鲁迅在全民抗战声浪中坚守的基本立场。

　　“二萧”后来正是沿着鲁迅指示的路前进。萧军的我行我素及其坎坷命运，关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都会略知一二。萧红也从未将手中之笔交给廉价的呼喊，她在战争和流浪中完成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几乎就是《阿Q正传》的续篇，“国民性批判”的鲜明主题使这两部长篇小说在往往急就而肤浅的“抗战文学”中不同凡响。“二萧”的文学造诣究竟如何还可研究，但他们坚持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坚持文学家的本位立场，则确实不是一般作家所能及，他们也由此证明了自己真不愧为鲁迅的学生。

　　民族主义背景下的抗日主题，区域文学语境中的“东北作家”，女性写作，这三者是文学史对“二萧”的基本身份认定。但鲁迅在承认这一切的同时，还强调他们是“五四”之子。正因为与“五四”新文学声气相通，他们的作品才“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东北文学区域性无论如何特殊，“抗日文学”主题无论如何急迫，女性笔致无论如何越轨，都并非孤立存在，而应汇入“五四”开启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学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这是“二萧”与鲁迅之间，也是“抗日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区域文学(包括女性写作)与整体中国文学的血缘关系。

　　鲁迅接纳“二萧”为入室弟子时已经疾病缠身，深感时不我待，故不惜以更多杂文日夜苦战，力疾翻译《死魂灵》，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选编小说二集并撰写总结性长篇序言，还与“左联”领导人展开善意而极富原则性的周旋。为“二萧”作序，是鲁迅上述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短短两篇序文也确实将这些活动的几乎全部内容巧妙纳入其中。鲁迅没有使“二萧”特殊化，更没有因为背负“汉奸”的骂名，遂以“二萧”为奇货可居，借他们来大做“赋得抗战”的新八股。

　　一定要说鲁迅“利用”了“二萧”，也并非不可，但那无非是指，鲁迅借着写序的机会，趁势描画了刚刚在文学道路上起步的青年作家迟早要迎面碰到的社会环境，以引起他们和关心他们的读者的注意，懂得不仅要警惕“‘我们’之外的‘他们’”，还要警惕“‘我们’之中的‘他们’”，否则就不啻“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重演“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的悲剧。

　　重读鲁迅给“二萧”的序文，以及“二萧”和鲁迅的往来书信，可知鲁迅当时极愿“二萧”融入文坛，但又反复提醒他们认清文坛复杂性，保持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用创作实绩而非别的什么来发挥力量。爱好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文学，始终是他们交往的前提。萧军和鲁迅第一次通信就紧紧抓住文学问题，鲁迅第一次指导二萧，大致内容和三年前回答沙汀、艾芜关于小说题材的提问时所说的基本相同，包含着鲁迅推己及人所得出的对青年文学家的道路的深思熟虑。也是第一次通信，他们还推心置腹，谈到《野草》，谈到鲁迅文学的精微所在，由此奠定日后交往的基调。

　　鲁迅和“二萧”如此，和上海时期以“母性”之爱先后庇护的柔石、殷夫、雪峰、丁玲、叶紫、周文、胡风、巴金、黄源等一大群积极有为的青年作家之间也莫不如此。这种文学因缘，隔着80多年风尘鸿洞，犹足以令人不禁为之心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