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青春之歌》接受状况小览

　　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为此，山东大学文学院联手校内外专家，于2012年成立了“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批准号128ZD169)，温儒敏教授担任首席专家。这里发布的是该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1958年初，《青春之歌》出版。仅仅就在一年半之后，这部长篇小说便以130万册的销量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部影响一代人精神的重要作品，其解读的话语权却始终掌握在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手中。而普通读者作为阅读的主力军，曾经何为？对于《青春之歌》等一批红色经典而言，或许唯有在这些不可复制的时代场景与社会氛围的重温中，才会再次展现其文学生命的质感。

　　接受方式与文学生活风貌

　　五六十年代是信息化手段尚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接触到《青春之歌》的方式当然要首推传统化的书籍阅读。在《母亲杨沫》一书中，忆及当年时老鬼写道：“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酒吧、歌舞厅、游艺场，书也出得少，读书是人们最主要的业余精神生活，大家都很关注最近出了什么新书。《青春之歌》问世后立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不过，即便是只有这样单一的休闲方式，人们也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热情。1958年《中国青年报》曾刊登出一封青年建设者饱含真情的来信：

　　在书刊极度难得的情况下，远方朋友为我捎来了你的著作——《青春之歌》。在“抢晴天，赶阴天，大风大雨当好天”的跃进口号鼓舞下，我们的工作是紧张而又愉快的。我们住的杉皮工棚时常有被大风刮破的风险。就这样，你的著作在我的行囊里，在枕头边，在勉强能看清字迹的灯光下，同我度过了十多个寂静的夜晚。

　　不唯独《青春之歌》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很多时候，翻看那个年代的相关材料，不同回忆者笔端流淌出的文字传递给我们的却是一种相同的感受，洪子诚在《我的阅读史》中写道：“50年代上中学以后，读书的条件有了改善……尽管如此，对于书籍仍产生近于‘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保留了很长的时间。当我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到几本20年代的《小说月报》时，当我终于有零花钱可以订阅《文艺报》、《文艺学习》杂志时，我清楚地记得那种不夸张的‘幸福感’”；莫言则在《闲书》一文中回忆说：“我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从一个很赏识我的老师那里借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个头矮，只能站在门槛上就着如豆的灯光看书。我沉浸在书里，头发被灯火烧焦也不知道。”物质的极其匮乏却抹杀不了这种最本真的幸福，这种幸福来自书籍，源于阅读，在几十年岁月的淘洗中依旧散发出熠熠生辉的动人光芒。

　　正是伴随着这样的读书热情，与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一道，各种有计划、有组织的读书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报告会、座谈会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自然，《青春之歌》的阅读与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正依赖于这样的方式进行。以当时文化生活较为丰富的上海为例，就发起了两次极具广泛影响力的读书运动：分别是1958年起开展的“鲁迅奖章读书运动”，以及1959年开始至“文革”开始后结束的“红旗读书运动”。

　　在两次读书运动开具的书目中，《青春之歌》均赫然在列。而五六十年代大众接受《青春之歌》的方式，并非仅仅依靠单一的个人化的小说阅读完成，各种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那个年代所能达到的丰富性：在北京，《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等十八部新书被改编为评鼓书；在上海，《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则被改编为评弹；杭州大学文工团则在元旦期间将小说改编四幕十场话剧，面向市民进行演出。

　　1959年，即小说出版后的第二年，恰逢建国十周年。作为将在“国产新片展览月”献礼的影片，《青春之歌》拍摄工作被提上日程。从3月15日开拍到8月31日停机，影片前后仅仅用了170天的时间，便以惊人的效率拍摄完成并如期上映，成为跃进片的代表之作。

　　而展览月刚刚结束之后，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便联合举办了推选1959年最受欢迎国产影片的活动，共有32526人参加投票。1960年1月24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投票结果，《青春之歌》再次夺得头名。

　　比起小说，电影的直观性、故事性更加强化，对于一般受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最大程度上将群众纳入到政治动员体系中的年代，电影理所应当地被赋予“文艺武器”的重要性地位，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到，为何在面对“政治性太强、艺术性太差”的指责批评时，夏衍直截了当地以“前者正是我们的电影的优点”作为回应。他宣称：“我们的电影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武器，是党的忠实助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是我们的电影的光荣职责，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做得太多，而是还做得不够。

　　普通读者的阅读特点

　　凭借扎实的文学理论背景与素养，作家及文学研究者对于作品的解读具有不可否认的权威性、学理性以及专业化特点。无论是从思想性角度还是艺术性方面进行阐发，他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紧紧围绕作品本身展开，并且有着比较严谨的逻辑理路。这些特点在《青春之歌》的接受中同样不例外，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人的文章无一不具有这样的特点。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未经过任何科班训练的“业余”读者在这一方面的反应。在专业的文学研究领域，这些声音固然显得业余甚至肤浅。但是当它们真正进入我们的探究范围，却又是那样陌生而新鲜。具体来讲，普通读者阅读特点突出地体现为两点：在文学观方面，以真实性作为文学评判主要标准，甚至将文学等同于现实；在阅读感受表达方面，倾向于联系个人经历以零散化的感性方式进行抒发。

　　文学的“真实性”问题，是五六十年代文学批评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作品是否反映了某种真实这一问题上，无论争论者们持有何种态度，有一点是值得明确的：这里的“真实性”往往指涉的是某种历史规律性。这种规律性落实到文学层面，便是通过各色描写，最终要达到的是对于历史本质的一种“真实”揭示。这种真实无疑关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以及革命前景性。而普通读者所关注的“真实”与之呈现出不同的内涵。普通读者并不着意于本质化、规律性的探寻，他们更为关心的往往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情节与现实生活相比较，是否具有“实在性”。

　　将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对应到现实生活中，这一做法在很大范围的读者群中并不鲜见。老鬼回忆起读者寄给杨沫的信时这样写道：“来信最多的是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的向她学习……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甚至于有的读者将书中主人公直接对应为作者，在对杨沫的采访中提出“您就是林道静吗？”这类“使作者为难的问题”。

　　“文学来源于生活”，《青春之歌》与作者杨沫本人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杨沫也在《青春之歌》的《初版后记》中宣称“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不过，在承认这种关联性的基础上，现实生活与文学描写之间关系究竟怎样？对于这样一个牵涉到作家心理结构、创作机制等等一系列领域的复杂问题，终究不是通过一一机械化地对应与考证可以解决的。这对于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应该不难理解；而对那些“业余”读者，要厘清二者的关系终究是要颇费一番周折。

　　对于多数普通读者的阅读而言，问题也有另外一面。正是普通读者这种对于文学与生活界限的混淆，对文学阅读“常识”的缺乏，他们在文学虚构与生活真实之间建构起某种必然性联系。从此种角度来看，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一些读者对于小说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充分体会到《青春之歌》对于读者们的现实意义。正如洪子诚所回忆的那样：“在那些年里，文学作品被看成生活教科书，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也被看成具有绝对关联，甚至是可以等同的关系。我们热衷于以寻找生活箴言的方式进入书本，而且，一旦进入就不愿走出。”由此可见，读书于他们而言绝非一种消遣的娱乐方式，而是带有探寻人生意义性质的精神之旅，是寻求时代信仰标杆的重要方式。

　　概言之，在接受者的评价姿态中，有理性评判，也有情绪化抨击。虽然这些意见在时代环境的规约下无法为我们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场面，却依然有值得我们留意之处。普通读者较专家，更倾向从个人经历出发，以一种更为个人感悟化地方式进行评价，其阅读固然有不够专业、不够深刻的一面，然而读者群体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作为一种审美现象而存在的阅读活动自有其包容性与自在性，并非今日胜于过去，专业比普通高贵。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超越简单的是非评判，透过审美现象触摸时代审美风尚脉搏，并对其背后的心理文化机制进行合理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