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杂谈

　　《语丝》周刊，文学馆里多处收藏，唐弢文库、姚雪垠文库、俞平伯文库、王瑶文库、期刊大库都有。几个文库合成一个“完璧”，即第1-156期，第4、5卷各1-52期，总共260期，一期不少。

　　关于该刊之由来，据说与当时正主政《晨报副刊》的孙伏园之一次发怒有关，而孙的发怒又因鲁迅而起。1924年10月，鲁迅先生把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发排，却在见报的头天晚上，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从大样上抽掉了。孙伏园为此愤而辞职，所以几天以后，当孙伏园提议要自办刊物时，鲁迅便“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那“刊名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

　　1924年11月17日，《语丝》问世，周作人代表同人写《发刊词》：“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也要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

　　说得轻描淡写，干得却轰轰烈烈。刊物本身虽“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但“喜欢涉及现在社会”，“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却“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语丝》遭逢了太多的事情：1925年的“五卅”运动及同年的北京女师大学潮、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全让它给赶上了。赶上了，就不会闭目塞听装聋作哑；赶上了，就必须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上述事件中，《语丝》始终站在思想舆论阵地的前沿，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社会批判责任。

　　自生命之始到年满3岁，《语丝》一直由孙伏园主编；发行工作则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继由北新书局负责。1927年10月22日，《语丝》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北新书局也同时被封。北京既不能立足，遂双双迁至上海。在北京编好的155、156两期《语丝》，仍交由北新书局于同年11月在上海印制发行。1927年12月17日，第4卷第1期《语丝》出版，主编改为鲁迅，刊物也由16开本改为24开本。至1928年年底编完第4卷后，鲁迅推荐柔石接编第5卷。1929年9月，柔石编完第5卷前半卷(1-26期)后交李小峰编辑；1930年3月10日，李小峰编完第5卷后半卷(27-52期)后，《语丝》自行停刊，总第260期成为最后的句号。

　　至此，从北京到上海，从1924年11月17日至1930年3月10日，《语丝》跋涉数千里，走过了5年又4个月的生命历程。“同事逐渐加多，文字和经济的供给逐渐稳固”——当年这点儿“唯一的奢望”早已成现实，他们的撰稿人队伍是那样广大强壮：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孙伏园、朱自清、林语堂、俞平伯、刘半农、冰心、郑振铎、柳亚子、沈从文、章衣萍、徐玉诺、冯沅君、江绍原、李金发、钟敬文、王独清、冯文炳、陈学昭、刘大杰、李霁野、韦素园、蹇先艾、高长虹、赵景深、苏雪林、石评梅、许钦文、柳无忌、曹聚仁、李健吾、缪崇群、沈端先、林徽音、郁达夫、楼适夷、徐志摩、司徒乔、杨骚、白薇、朱湘、石民……除了这些现代文坛上的熟人熟面，还有社会各界精英如蔡元培、潘梓年、张友鸾、顾颉刚等等。聚天下名人集天下文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而成就了他们那样丰硕而辉煌的收获。仅是鲁迅一个人，就在《语丝》发表杂文、小说、散文诗、散文、论文、序跋、讲演、通讯等不同体裁的作品140余篇。

　　在《语丝》庞大的作者队伍中，林语堂的情况颇值特别一提。他是留学归国的洋博士，留学期间曾一度发生经济困难，是胡适慷慨解囊以清华学校的名义给予了资助。学成归国后，于1923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执教，初登教席即得“教授”之职——此等待遇的获得，应该说也与胡适的引荐有直接关系。受恩不忘，这道理林语堂不会不懂。他若加盟胡适的《现代评论》，实乃天经地义，可他却偏偏选择了《语丝》——既是《语丝》培养的文学新人，又是“语丝派”的重要干将。怎么会这样？林语堂的回答是：“我不属于胡适集团，倒参加《语丝》杂志。我们都认为他们那一派是‘学而优则仕’的人，可以写政论，日后准备做官。我们主张每个人都说自己的真心话，‘不说别人的话’。 此风格深得我心。我们不见得是自由主义者，却将《语丝》看成我们‘心语’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