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历程》是刘白羽历时5年写出的长篇纪实文学。这部回忆录的重要史料价值在于作者以见证者的身份记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内容涉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如延安整风、辽沈战役、新中国开国大典等。作者与丁玲的友谊,书中更有多处文字予以记述。

  刘白羽与丁玲的最初相识是在1937年冬抗日烽火燃烧的山西汾河前线。“我们到八路军司令部,第一个出来迎接我们的就是丁玲。她是一个穿着一件黄呢日本军大衣、腰间束着皮带的女战士。我后来看到一期美国杂志封面上刊登的就是穿着这件战利品的头像,她笑得那样直率、热诚,在这灾难深重的中国显示出人民必胜的信念。”(见刘白羽《丁玲在继续前进》)这里所说的照片就是抗战时期丁玲的戎装照,在笔者看到的所有对这张照片的描述文字中,刘白羽的这段文字最令人感到准确和深情!他从丁玲身着战利品的微笑头像中看到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念,这只能是战士出身的刘白羽独特而真切的感受!可以说,丁玲留给刘白羽的“八路军女战士”的第一印象是深刻而美好的。

  《心灵的历程》记载了1938年刘白羽一行人经西安到达延安,受到丁玲迎接和照顾的情景。作为先期到达延安并已经有了前线战斗经历的丁玲,给予了刘白羽主人般的关照和引导。刘白羽初到延安时,当毛主席询问他想做些什么工作时,看到当时只有22岁的刘白羽激动得脖颈、面孔都红了,热心的丁玲就帮他回答:“他想打仗……”刘白羽顺势请求去敌后打游击。后来毛主席果真派刘白羽陪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卡尔逊到华北各游击区开展一项机密的军事行动。丁玲比刘白羽大12岁,她以延安老战士的身份欢迎和帮助了刘白羽,让刘白羽感到亲切而温暖。

  在《心灵的历程》中,当刘白羽记述延安时期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气氛时,这样谈到了丁玲:“今天,回想起半个世纪以前那遥远的友爱时,我必然记起丁玲。丁玲是个久负盛名而又有点传奇色彩的作家,但我现在从头到尾仔细思索,丁玲一直是一个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大作家做派的人。因此,她成为‘文抗’这个小单元里和谐的核心、快乐的核心。艾思奇是‘文抗’的主任,丁玲是副主任,但她在我们之中是极普通的一员。她和别人一道赶着小毛驴到延河边上汲水;我们大家闹嚷嚷地抱着肮脏的衣衫,捧着一罐从木炭灰里过滤出的‘肥皂水’到河边洗涤的时候,她也总走在人们中间,赤着双臂,一边说笑,一边洗衣。”刘白羽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丁玲在延安的生活情景,丁玲平易近人、融入群众的形象跃然纸上。在目前所见到的反映丁玲延安时期生活、精神状态的文字中,刘白羽的描述最为细腻生动。

  刘白羽还写道:丁玲的窑洞常常成为大家工作一天之后的聚会之所,在麻油灯昏黄朦胧的光线中,丁玲给大家讲述自己倾向革命的母亲、讲述葬身龙华的胡也频等。无论是在杨家岭还是在兰家坪,刘白羽都多次到丁玲的窑洞里聚谈。当谈到丁玲与自己的孩子生气时,刘白羽有精彩的描述:“我看到丁玲哭过一次。在兰家坪,有一天,我去她那里,突然发现她站在窑洞前的坪场上,暴怒得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不知为什么事正同孩子呕气,然后她在一个木墩上颓然坐了下来,伤心地泪流满面。”很多丁玲的同代人描写过丁玲,比如尼姆·威尔斯笔下的丁玲“是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她有着发光的眼睛,丰满的嘴唇,坚实的下巴和天真迷人的微笑。她总是含羞地说些惊人的话,具有抑制不住的精力和专致、热诚的发动力;姚篷子笔下的丁玲在爱情失意之后久久地徘徊于恋人窗下、痛苦万分;徐霞村笔下的丁玲“开朗,但不狂放”,“敏感”“心怀坦荡”。只有刘白羽描绘了被孩子气哭的丁玲,这一描述刻画了丁玲的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丁玲作为母亲的丰富的情感世界。

  在《心灵的历程》中,刘白羽还以亲历者的视角记述了丁玲从“文抗”到《解放日报》工作,后来又回到“文抗”的前后过程。丁玲在1941年被调到《解放日报》担任文艺副刊主编之前,曾向刘白羽征求意见;当丁玲因为《解放日报》发表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几篇杂文而受到批评时,也曾把自己的危机告诉刘白羽。由此可见,当时二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同志情谊。“文抗”时期,丁玲任“文抗”副主任,刘白羽当时是“文抗”的支部书记,他们始终保持着深切的友谊。

  1946年刘白羽从哈尔滨到达张家口,他在这里见到了丁玲:“我在小山丘日本洋房里,找到丁玲的住房,我几乎把她吓了一跳,她欢乐地叫了一声,我们就紧紧地握手,计算起来我们已经分手5年,最后一次见面是1942年,她从‘文抗’第一个被调到中央党校去参加整风,我从兰家坪山坡上目送着她挟了行李,向延河边缓缓走去的背影,不知为什么酿起一丝惜别之苦。随后整风陡起,我们都卷入那个来得有些鲁莽、却灌注给我们以神圣甘泉的伟大的解放思想的斗争。我在党校三部,她在党校一部,当然没有见面的机缘,随后我被派去重庆,她完全没有料想到,我会忽然在她面前出现。”这段记述点明了刘白羽和丁玲在张家口愉快会面的情景。暌别数载之后,老朋友的见面分外开心,他们谈论着彼此的经历,主要是刘白羽谈了许多东北的见闻。

  据《心灵的历程》记述,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刘白羽经常与丁玲一起参加活动。在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协会议期间以及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活动中,他们时常在一起交流。在第一次政协会议期间,刘白羽时常去丁玲家吃饭。利用大会休息的间隙,刘白羽整理他的小说《火光在前》。他在写得疲倦了的时候,就跑到东总布胡同22号丁玲的住所去吃一餐,请丁玲给做湖南菜:“我说我还想吃你的湖南菜。丁玲不但做得一手非常好的湖南菜,而且她做菜就像制作艺术品一样,津津有味,兴趣甚浓。……的确,整个会议过程中,我从未到别人那里去过,总是去找丁玲,我们之间有很深的友谊,丁玲也是个十分热情的人。这些日子,在会场、在饭店总是在紧张中度过,只有到了丁玲那家庭气氛很浓的屋子里,我才感到舒畅。”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刘白羽对丁玲的依赖和信任,他是把丁玲看成老朋友而主动要求丁玲给自己做家常菜的。在10月2号怀仁堂举行“世界和平斗争日”纪念大会的当晚,刘白羽和其他代表兴致未尽,又拥到丁玲家谈到午夜时分:“她有一阵默然不语,然后说:‘母亲老了,她一生坎坷,为我更是操碎了心,我想接她一道住,让她过一段安静的晚年;你回前线,能帮我找一找母亲,去看看她。’”我们从丁玲当年的嘱托中可以看出丁玲对刘白羽的信赖。

  总之,《心灵的历程》告诉我们,在解放前的战斗岁月里与在解放后初期,刘白羽和丁玲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同志情谊。只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由于时任作协副书记的刘白羽直接参与了“丁陈反党集团”的定案,致使这种情谊蒙上了一层阴影。1984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之后,刘白羽登门向丁玲致歉。他的真诚感动了丁玲,两位战友最终摆脱恩怨、握手言欢,实现了友谊的超越。深入探讨刘白羽和丁玲的友谊之路,可以发现他们二人其实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都有淡泊金钱财物、乐善好施的崇高精神。刘白羽在1996年将110件珍贵艺术档案捐给他的家乡——通县档案馆。2001年他又立下遗嘱,将自己的遗体交给医院做医学解剖之用;他将他的文稿、书、桌椅、文具、奖章、奖状、各种艺术品、字、画等全部集中交给国家——中国现代文学馆。丁玲生前多次向集体捐款。1952年,她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所发放的5万卢布,全部捐赠给了全国妇女儿童委员会。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期间,丁玲用自己的钱为资金紧张的农场电影队买了发电机。1976年,在山西省长治市嶂头村居住的丁玲把给自己落实政策而补发的1万元捐给公社购买拖拉机。他们都是在自己收入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为集体、为公共事业捐钱捐物。

  其次,他们对党的事业都是忠心耿耿。丁玲和刘白羽在不同的场合的谈话和文章中都多次强调过“对于共产党员作家来说,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这样的原则。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张扬个性的时代思潮中,他们始终怀抱沉重的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面对新时期出现的“伤痕文学”,刘白羽肯定中有批判,他认为文学不能一味暴露伤痕,应该更好地给人以力量和鼓舞。他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风风雨雨太平洋》控诉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丁玲在新时期复出时拿出的“亮相”作品是讴歌祖国千秋大业的《杜晚香》,坚持为祖国和人民而写。刘白羽和丁玲都属于战士类型的作家,他们都曾经被人讥讽为所谓的“平庸的歌德派”、思想保守的“左”的代表。其实,这正是他们共同的革命经历、革命信仰所决定的,也是他们思想相通的明证,友谊的存续也正来自共同的思想根基。(赵焕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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