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自成》说历史小说

　　《李自成》为五卷本，是长达300多万言的巨著。其一、二卷出版时，发行量高达100多万部，当时的中央台和许多地方台都作了连续广播，部分章节被改编成电视剧。姚雪垠的大名也由此飞翔在中国大地。

　　这是一部悲剧性史诗，它创造了崇祯、李自成、张献忠、洪承畴等一系列性格复杂的典型形象。从地域上说，它从西北高原、首都北京直到关外城池；再从场面讲，它从战地厮杀、密室定计到相府风光、京城灯市。

　　姚老对我说，在写作中随着深入角色，他常边写边哭，此时实分不清是自己在哭还是为作品中人物哭泣。

　　这部辉煌之作的价值，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无可替代的，然而在1988年时却受到了置疑，有人认为李自成形象是根据“三突出”塑造出来的，这完全不符合《李自成》的创作实际。

　　姚老说，李自成是贯穿五卷中的人物，持上述论者只看到前两卷，在这两卷中写出了李自成的成功，突出了他的长处，而后三卷则写出他走向了失败，突出了致命弱点：帝王思想，骄横专制与听信谗言。他那排斥知识分子的小农思想决定了我们对李自成之类农民领袖不能盲目歌颂，即使他成功了，也只是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位皇帝。

　　难怪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教授在《中国哲学史》第7卷中掷地有声的话语就是认为曾国藩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一次历史大倒退。

　　姚老还说，《李自成》第一卷完成于1950年代，第二卷也于1966年前完成，而“三突出”却是江青一伙于1967年炮制出来的，怎么前者会受到后者的影响，这不是痴人说梦？

　　在这之后确有人劝他按“三突出”写以下几卷，此人便是茅盾，也许他迫于江青的压力而口是心非，可姚老顶住了。

　　《李自成》给他带来了极大荣誉，但熟知他的人都知道姚雪垠解放后的道路是历经坎坷的，其缘由是1957年前后他发表了《创作杂谈》等四篇文章而被“钦定”为“右派”，从此有了戴罪之身。

　　历史似乎拿姚雪垠开了个玩笑，同一个人，因写了《李自成》而时来运转、青云直上：从摘帽“右派”到湖北省文联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逃过了“文革”一劫，也是因为“钦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畅游长江驻跸武汉时，曾有谕旨给当时省委书记王任重：‘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

　　从姚雪垠和我谈话中，他确不时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然而他心里是雪亮的。

　　毛泽东之所以在“文革”中要保护他，用他的话说，原因“不是我，是李自成，是《李自成》这部书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除了《李自成》之外，还有什么？主席从这方面考虑问题，我个人算得了什么？”

　　笔者也问过他，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中对他特别垂青？

　　他莞尔道：“不是我，是李自成。”

　　姚雪垠得以创造出如此卷帙浩繁的《李自成》绝非偶然。是他史学准备，生活积累，理论素养，艺术经验各方面集大成的产物。仅就史学准备而言，他是当代最杰出的明史大家。明末是中国历史上处于最动荡的年代，在当时不仅农民起义席卷全国，明王朝还直接受到北方女真族的打击。自崇祯吊死煤山后，在南方就先后建立了在南京的福王政权，绍兴的鲁王政权，肇庆的桂王政权，史称“南明”。

　　对这一阶段历史变迁与掌故，姚老极为熟悉。

　　这里仅举两例：

　　一是关于李自成之死。有人说他没有死，做了和尚，也有人说他兵败后被乡勇所杀。经过姚老证之以史料并经实地调查，确认了他死于1645年阴历5月2日，地点就是今天湖北通山县境内九宫山，虽然第一种说法更令武侠小说家遐想。如金庸、梁羽生的《碧血剑》、《鹿鼎记》、《七剑下天山》、《云海玉弓缘》等就持此说法。

　　另一是关于崇祯皇帝为洪承畴写祭文事。洪被俘后本不愿降，但终因中了美人计而降清，但传至崇祯处的消息却是不屈而亡，他极为悲痛，辍朝三日，赐十六坛，亲自撰文主祭，可是祭文已无从查找。姚雪垠请教了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教授，他也不得而知，于是小说中崇祯祭文就由姚老代写了，生花妙笔，天衣无缝。

　　姚老是当今当之无愧的明史大家，是典型的学者化的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