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寻根之旅

　　《黄河东流去》作为李凖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饱含了作者巨大的心血。作品分为上下两集，其中上集完成于1978年，下集完成于1984年，最初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5年，李凖凭借《黄河东流去》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作品以1938年日本侵略军进入中原，溃退南逃的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没河南、江苏、安徽三省44县，一千多万人遭灾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黄泛区人民从1938年到1948年经历的深重灾难及期间展开的悲壮斗争。

　　然而，距离作品获奖30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读这部弥漫着浓郁农村气息和农民情结的作品时，我认为李凖寄予在《黄河东流去》中的深广农民情怀已经不再是评判这部作品的惟一价值尺度和参照标准。正如李凖在《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中解释这部作品为何会历时5年时所言：“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由此，从这一层面上讲，李凖之所以“把创作的进程放慢”，其潜在因素是他已经意识到农民这个群体合力呈现出的品质不再只是“农民”的专属，即这种集体品质背后所蕴藏的意义指向已超越了“农民”这一单一场域。同时，李凖说，他写《黄河东流去》的时候“仍在思考”，他思考的到底又是什么？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内核

　　的探寻与吁求

　　在《黄河东流去》的后记部分，李凖指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不管蒋介石也好，东条英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审判。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 ”与李凖一贯的农村题材小说不同，他将“难民”作为《黄河东流去》的主题，从国民党“以水代兵”事件写起，展现李麦、海老清、海长松、王跑、海春义、陈柱子、蓝五等七户农民被黄河淹没家园后，背离故土“在死亡线上挣扎下的伦理和生活”。因为李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所以学界往往据此把研究重心放置在《黄河东流去》中“农民”或“农村”的论域内。然而，事实上，李凖在《黄河东流去》的尾声部分却给出这样的暗示：“在这些故事中，作者介绍了他们的痛苦和忍耐，也介绍了他们的坚定和勇敢。作者想通过这一段历史，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 既然作者意在“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那么，这里的“信心”又是什么呢？

　　(一)仁爱侠义 

　　仁爱，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思想，是建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精神根基。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儒家的仁德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筋骨脊梁。在《黄河东流去》中，李凖有意寻找仁爱思想的踪迹。然而，出于“难民”主题宏大叙事的需要，作品对仁爱思想的召唤集中在特定的角色身上。

　　徐秋斋，作为《黄河东流去》中最年长的老者，不仅性格豁达而且具有很浓的“恕道”思想，同时也是李凖寄予传统文化质素最多的角色。作为年纪最长的农民，徐秋斋身上留存了中华民族最底层最悠久的秉性特质——他笃信人应该有“仁爱之心”的主张，觉得处世对人应该“推己及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对人的过错不必苟责，要有宽恕、原谅的胸怀。当听说王跑的驴子被汉奸队抢走后，他先是“气得两眼发红，手脚发凉”，随后给王跑出了一个好主意——让王跑把蛐蛐放到褚元海枣红大马的耳朵里，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救治“走马猴”的戏，最后把从护兵手里赚回的35块钱给王跑，并安慰他说：“给吧，你的驴钱！”

　　如果说徐秋斋热心帮助王跑是念在赤杨岗同乡的情分上，那他帮助素昧平生的梁晴却真真是侠义之举。梁晴随着其他背盐妇女入住“福兴盐行”，发现盐被偷后，哭着跑到徐秋斋卦摊前算能否把盐找回来时，徐秋斋不但没有收她的钱，反而带着她义正辞严地找盐行掌柜理论，掌柜最终因他的声色俱厉不得不赔偿被偷妇女的盐钱。如果说，徐秋斋为王跑讨回驴钱时以妙计取胜，那么他帮陌生的背盐妇女们讨回盐钱时的个人英雄主义便带有英武硬朗的侠士风范。   

　　(二)牺牲精神

　　假若说李凖在徐秋斋这位老者身上寄托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仁爱侠义，那么他赋予嫦娥、爱爱、秀兰和玉兰等年轻女子的便是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和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

　　嫦娥是作品中最先高扬牺牲旗帜的女性。她在葫芦湾和母亲李麦、哥哥天亮走散之后，随徐秋斋和梁晴挤火车到了西安。这个本该作为被保护对象的13岁姑娘，不仅要照顾毫无血缘关系的徐秋斋，而且还要每天出去捡拾菜叶替梁晴分担生活压力。当她得知徐秋斋因心疼自己被看煤人绑在火车上抽打而拖着病体外出要饭时，便主动向梁晴要求卖身到人市，当这个提议被梁晴拒绝后，嫦娥又毅然决定谎报年纪去宝鸡的工业合作社上班。为了安慰梁晴，她在坐上火车后说：“晴姐，这里边跟个小房子一样！还有长板凳能坐。”在叙述这一情节时，李凖采用了“零度情感介入”的叙述策略，其艺术效果便是愈加激发读者对嫦娥的深度同情和怜悯，而由此反衬出嫦娥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

　　与嫦娥相比，玉兰是作品中命运最悲惨的姑娘。作为长松家众多子女中的一个，玉兰深知自己和姐姐秀兰在家庭中的位置是极其尴尬的，因为“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也是最下层的”。在饥饿肆虐的日子里，“少女们的饥饿是更为可怜的”。所以，当玉兰看到姐姐秀兰为给家人换得80斤口粮而自愿被卖给人贩子后，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而独自悄然离开家找人贩子，将自己卖给洛宁县石涧村的老地主张汉臣做妾，最终在张汉臣老婆的折磨下小产身亡。

　　具有牺牲精神的还有爱爱、梁晴、宋敏等，因为李凖着力表现“难民”主题，所以这种牺牲精神不再是宏大壮烈地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是黄泛区的普通民众为了家人乡邻而舍身忘我的平凡事。这也正是李凖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部分透露的本意——“在这部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们都是真实的人。”而恰恰因为是“真实的人”，他们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和牺牲品格便显得格外“真实”。

　　(三)自强不息

　　“中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惊人的。他们可以背负着两肩石磨生活，他们可以不用任何麻醉药品‘刮骨疗毒’。”为了表现中国人这种惊人的忍耐力，李凖将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浇灌到李麦和凤英这两个角色身上。

　　李麦，作为《黄河东流去》的核心人物，“是个生活能力极强的人”。她秉承了中国农村妇女身上的“坚忍”品质。从她四岁丧母跟随失明老父流浪要饭时起，就注定要面对坎坷命运的考验。然而，她又不同于长松的媳妇杨杏和海老清的媳妇老清婶，她遇事从不悲观消极，甚至坐以待毙，是一个“不信神的女人”。当她爹李甲子死在地主海福元的磨坊里时，她用“哭”的方式逼海福元掏钱买薄木棺材装殓李甲子；当她被海福元赶出磨坊后，勇敢地向邻居海青牛诉苦并获得生活的依靠；在海青牛出狱冤死后，她带着儿子天亮和女儿嫦娥艰辛过活；当黄河水冲垮了自己家园后，她及时引领乡亲去沙岗避难；当落难寻母口时，她积极配合宋敏等新四军抓汉奸、抢军粮；当因抢粮工作和儿女走散后，她毅然决定和宋敏相依为命；当找到散落在西安等地的乡亲后，她劝说并带领大家返回故乡重建家园……即便李凖因为“提炼‘酒精’”的缘故，致使李麦这个角色没法像《李双双小传》中妇女典范李双双一样生动，但是作为作品中最接地气的农村妇女，她身上承载着李凖苦心探寻的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的坚韧精神。

　　如果说李麦是年长妇女的榜样，那么凤英便是年轻妇女的标杆。凤英在黄河淹没赤杨岗后，随父亲划船到赤杨岗乡民避难的沙岗，在浩劫中与春义简单完婚。随后跟春义挤火车到西安偶遇乡亲陈柱子并说服春义留在陈柱子的牛肉面馆打工，最终决定自立门户经营饺子店。在与春义的逃难中，凤英逐渐褪换掉传统妇女腼腆、内向、保守的精神外衣，在苦难的历练中展现乐观进取、敢想敢拼的新面貌，努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争取生存的主动权。李凖之所以着力塑造凤英这个新女性角色，其深层用意是想借助凤英这种农村年轻女性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不仅不会后继无人，反而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对国民性的冷静审视和理性反思

　　李凖自叙道：“长期以来，我是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的。农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在《黄河东流去》出版之前，从1953年11月20日在《河南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起，到1960年代的《李双双小传》，李凖的作品无一例外地热衷于表现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然而，“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黄河东流去》中，李凖不仅开掘“难民”主题下农民群体身上沉积的民族文化优良品质，同时更注重用鲁迅式的批判眼光来审视他们因袭的负担。根据李凖审视农民因袭负担的角度不同，他在《黄河东流去》中集中展现了三种国民劣根：

　　第一类，以海老清为代表的逆来顺受。“坚忍主义”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面对苦难和灾难时形成的生存哲学，然而一旦“忍”超出正常限度，其后果就是无条件屈从。海老清这个最地道的老农民，从一出场到最后饿死，保持了一以贯之的忍让顺从态度：当地主海螺子强迫他拉差车时，他“一口气没叹出来，一滴泪没掉出来，像泥胎一样呆呆地蹲在地上”；当自己心爱的牛因拉差车累死后，他只能“瞪着红血丝的眼睛，浑身颤抖着”对国民党的崔副官说：“我心里不服你！我永远不服你！”当狠心花掉给女儿雁雁买布衫的钱换回三升荞麦种子后，没日没夜用血汗浇灌荞麦直到收获时，却被东家周青臣的“童子军”抢走了七袋粮，对此他只能“重重地叹了口气”，劝雁雁说：“想开点儿，人家是东家，地是人家的”；当他忍痛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两斗谷子和雁雁碾米时，周青臣又派人抢了10斤谷子，他“看着他们的背影，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说不出一句话，狠狠地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这个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稼汉最终伴着一句“我想吃点什么”气绝身亡。

　　第二类，以海长松为代表的封建狭隘。长松，作为海老清的翻版，不仅是一个顺从命运的农民，更是一个因袭守旧的农民。在作品中，他作为赤杨岗惟一一个子女众多的农民，最大的负担来自家人的吃饭问题。当黄河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进赤杨岗时，他因懊悔自己刚倾尽家产买到的斜坡地被水湮没了，便绝望地等着黄河来淹死自己和全家；当听说隔壁老清婶的大女儿爱爱因走投无路不得不去戏班说书时，他和很多农民一样认为“说书唱戏这些行业，是‘下九流’的行当，不是正经人家干的事情”；当他大病垂死之际，他媳妇杨杏拿着爱爱给的镯子去当铺换钱请医生救治他，而他在病好后不但没有感激爱爱曾援手相助的好心，反而因爱爱被当官的包养而大为鄙夷地说：“享这样的福，我还嫌……”

　　第三类，以任彦生为代表的卑微怯懦。李凖在《黄河东流去》的后记中说：“爱情是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德的镜子。”作品描写了许多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其中惟爱爱和彦生的爱情最苦情。和爱情中有情有义的梁晴、凤英、雪梅一样，爱爱对彦生的爱是纯粹而热烈的，但当彦生得知爱爱的心意后却因自己只是中华照相馆的小徒弟说：“我不敢想，我也不配去想，我情愿给你跑跑腿，办点事”；当在爱爱家巧遇关相云并被问及自己的身份时，彦生“只是点着头，垂头站在一边”，他“感到惭愧和内疚”，想要的只是“剥掉关相云的一身衣服，穿在自己身上，而且还能系上一条牛皮做的武装带”。当爱爱明确表示要做他的妻子时，他“忽然变得坚强起来”，而当爱爱怀有身孕去找他时，他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自己远走高飞”了。

　　总之，不论是海老清，还是海长松抑或任彦生，他们看似只是作品中的单一人物，但是他们都具有“类型化”的同质性。由此，通过这些个体便能映射出相同类型的群体的共性特点，即国民性的负面品质。然而“造成这些劫数的根源：即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袭的沉重包袱”。

　　综上所述，尽管李凖的《黄河东流去》还存在诸如人物类型雷同化、中间人物描写力度弱、作者主观情绪介入过多等瑕疵，但是从民族文化寻根的角度看，这部作品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深度解读，不难理解李凖花费5年时间写《黄河东流去》的潜在原因，而这一原因也是他“仍在思考”的初衷——农民作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群体形式，他们身上承载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质素，同时也因袭了国民劣根的负面品质，而作者真正想去探寻和挖掘的，是蛰居在“农民”这一群体精神底层的中华民族的原生力和创造力。从这一层面上说，李凖试图借助《黄河东流去》重返历史，有意识找寻中华民族的“根”，探索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以激活中国人民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并为现代人类提供精神的栖息之地。

　　最后，还是回到李凖自己的话上：“一个具有深厚道德精神的民族，不会在历史上消失，强烈的同情心、团聚力，和传统的道德力量铸成了这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坚强精神支柱。”而“这本书的名字叫《黄河东流去》，但她不是为了逝去的岁月唱挽歌，他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