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的版本体系与读者接受

　　《荷花淀》初刊本因为史料的丰富而并不存在认定上的麻烦和疑问，可关于其初版本的认定因为版本的稀有和佐证史料的匮乏而导致认定上有困难和分歧。目前，就笔者视野所及，其具体指认主要有三种：(1)1947年香港本。张学新认为最早出版于香港，时间为1947年。“孙犁的著名作品《荷花淀》，大家都很熟悉，可是它却是1947年最早在香港出版的。它是周而复在香港主编介绍解放区文学的‘北方文丛’中的一本书。”(2)1946年华北书店本。段华认为，《荷花淀》的最早版本应该是1946年由中华书店刊行的单行本。如果段华的认定为事实，张学新的认定自然就被推翻了。(3)1946年东北书店本。这一说法在网上曾经流传过一段时间。一位署名“瓦那”的作者就认为，其最早版本可能为1946年由东北书店出版的版本。他说：“想起今年8月初我在宁夏博物馆偶然间看见一本《荷花淀》，封面注明‘东北书店印行’，应该是最早的一个单行本吧。无奈它在玻璃柜里，翻阅不得。它注明是红军读物，为馆藏书。印象中，《荷花淀》是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问世的。今天查阅《孙犁全集》一卷，书影《荷花淀》不是我见的版本；本卷说明也没有提及我见的这个版本。我想这一版本可能是被遗忘的，或是具体人不知道。”上述三者的指认到底哪一种为初版本？由此可见，业界对于初版本的认定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这的确有再次澄清的必要。

　　王国维以“二重证据”为治史学的基本前提或方法，即治史学必须有地下的文物和地上的文献史料的彼此佐证，方能达成一项考古的认定和学术的展开。“二重证据”法同样适用于版本学的研究，而版本学的首要任务是“正本清源”。那么，对《荷花淀》的初版本的认定首先必须以实物面世为前提，后辅之以文献史料的佐证。因为新文学版本的生成时间也就在百年之内，流传年限也不长，故对实物(文物)的寻找相对容易一些。

　　从实物形态来看，宁夏博物馆收藏的1946年版的《荷花淀》，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草明文库)所藏，皆为同一版本。有了具体的实物，我们就可以做出如下界定：该版本为孙犁的短篇小说合集，1946年9月由东北书店刊行，首印3000册。因是合集，故非《荷花淀》的初版本(单行本)。因为这一版本属于地方版本，故在各大图书馆中较难找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草明文库中也藏有一册，概因其曾在东北文艺界长期工作过有关。该版本在东北的刊行也再次说明了《荷花淀》在广大解放区的流传广度。同时，这个版本的出现也说明张学新的认定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即使作为合集本的《荷花淀》，早在1946年就出现了。其实，张学新所谓“最早版本”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就藏有5册，查阅实物可知：这是一本包含短篇小说《荷花淀》在内的一组散文与小说的合集，内收《荷花淀》《游击区生活一星期》《村落战》《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麦收》等6篇文章。初版印刷4000册，故留存于市面的也相对多一些，各大图书馆也都有所收藏。关于这个版本，孙犁对之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康濯的一封信中说：“在这里，找到了一本香港出的《荷花淀》，所欣慰者其中收集了我原想早已湮没的《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一万字)和《山里的春天》两篇文章，其次别人又剪来上海《时代日报》介绍这本小书的葛琴和别人的文章，也把咱们小小捧了一下，虽是掌声不大，却也聊以慰情。”除了这封信，他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提起过此事：“1948年平分土地之时，周而复同志托周扬同志带给我一笔稿费，是在香港出版，题为《荷花淀》的一本小说集的稿费。”总之，笔者的所见及孙犁的记载都可佐证宁夏博物馆所藏版本不是《荷花淀》的初版本。

　　段华收藏的《荷花淀》是目前笔者见到的最早的单行本。该版本为64小开本，大众文库编委会编，为“大众文库(文艺类)之一种，由大连市天津街138号的大众书店发行。全书共21页，内仅收短篇小说《荷花淀》一篇。他的认定是准确的，不仅有实物加以确证，指出了其稀有性，分析了版本价值，而且还从版本稀有性的原因、史料价值等方面阐述了该版本在孙犁研究中的意义。“这个版本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提及过，孙犁先生本人的文章和书信中也从未提到过，对孙犁作品颇有研究和熟悉的冉淮舟先生，在其《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本沿革年表》中也没有提及这个版本；冉先生的这篇文章是经孙犁先生本人亲自审定的，如果孙犁先生看到这个版本，不会不列在表上的，可见先生本人也不知道这个版本。”他的这个建立在实物认定基础上的申述虽没有具体史料的佐证(比如作家本人的回忆文字)，但是，这一说法是具有启发性的。这样，段华的发现自然就推翻了前述有关最早版本为1947年香港海洋书屋本和1946年东北书店本的认定。

　　除上述三个重要版本外，其他代表性版本(含收入该篇的合集本)还有：(1)重印本。1949年8月由三联书店刊行的《荷花淀》是香港海洋书屋本的重印本，首印3000册，除了封面和版权页稍有变动外，其他几无变化。(2)单行本。1955年9月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以“文学初步读物”之一种出版了单行本，内收《作者介绍》和《本书说明》各一篇，配有戴泽、绍晶坤插图5幅。这是自1946年华北书店出版单行本之后，第二次以纯粹单行本方式面世。(3)各种合集本。1958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播种文艺丛书”之一种出版社《白洋淀纪事》，收入包括其短篇小说《荷花淀》在内的54篇作品。1962年4月重版，增加了6篇作品，1978年4月和1979年6月又先后重印，篇目有所增删。195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合集《荷花淀》，首印54000册，内收《荷花淀》《采蒲台》《嘱咐》《光荣》4篇作品。1961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村歌》，内收包含《荷花淀》在内的24篇作品。(4)文集本。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孙犁文集》第1卷(1982年出版后4卷，各卷均由孙犁亲自审定)，其中，第1卷首印13700册，内收包含《荷花淀》在内的各个时期的作品。(5)全集本。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1卷本的《孙犁全集》，总计约400万字。全集本是对作家一生文学之路和文学成就的总结。

　　《荷花淀》的各个版本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负载了不同时代的文化信息。从《解放日报》的初刊本到1949年以前的各个单行本、文集本，其内容几无变化，基本遵循初次发表时的面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始，单行本和合集本内的文章就有所变化了。重新经由作家修订的《荷花淀》自然就成为了全新的文本。这样的修改自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在1950年代，为适应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或新的文学规范的需要，作家们对创作于1949年以前的作品重新修改，然后再次出版，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茅盾、曹禺、老舍、王统照等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名的作家都依照新规范主动或被动地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改写。1955年“人文社”出版的这套丛书都是经由作家重新修订后的版本，但是，从孙犁的文本修改情况来看，《荷花淀》的变动并不大。比如：(1)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岁”改为“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2)将“那里水浅过不去”改为“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3)将“枪声紧紧的清脆”改为“枪声清脆”。《荷花淀》的修改基本在润句方面，无非是让有歧义的句子更具有明确的所指(比如2)，让一些细节合乎时代规范(比如1)，让语句更为简练(比如3)。自此，以后的版本都依据1955年的修改本。依据修订本而进入《孙犁文集》《孙犁全集》的文本，就是所谓的“正本”了。即使这些细微的修改也深深打印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记，比如，关于年龄的修改，段华就认为“这是为了适应新中国婚姻方面的有关规定而改的”。

　　除了孙犁的修改本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修改本，即语文教材本(包括大学选本)。语文教材中的《荷花淀》又对原作进行了修改。这些修改都是编辑们自行操作的，以此而形成的文本自然又成为一个新文本了。

　　在1950年代、1960年代，他们的修改主要以删除句子或段落为主(比如，“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编成多少席？”)。孙犁非常不满意编辑们的这种删除行为，认为“有时他们想得太简单，有时又想得太复杂。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合常情，有时又超出常情之外。”比如，他觉得把“哗哗，哗哗，哗哗哗！”改为“哗哗，哗哗，哗哗！”就很不合乎情理，认为：“他们有‘整体’观念，从来不衡量文情，最后一个‘哗’字是多么重要，在当时是一个多么不可少的一‘哗’呀！至于他们为什么删掉‘编成多少席？……’我就怎样想，也想不出他们的理由。这一句有何妨碍？”从整体上看，这种修改也不算大，语文教材编辑者考虑的是中学生的接受能力，其修改或增删自有其道理。但是，语文编辑家修改本依然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在今天看来，类似“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这样的句子该是多么生动、形象，是万不该被删除的，但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的表达可能被认为是彰显一种“小资情调”，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文化语境不符，所以， 就被删掉了。即使如此，《荷花淀》所表达的一些情感也会引发学生的疑问。在1950年代，安乐师范文艺研究组的学生就曾致信孙犁，说《荷花淀》“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拿女人来衬托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中的牺牲品”，“不是郑重的反映妇女的事迹”。孙犁在信中对之一一作出解释，所依据的是小说的文本语境，告诫他们不要脱离文本，机械地理解这些问题。孙犁的解答是恰当的，但学生们的追问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倡导男女平等，提出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青年学生自然深受其影响，他们更多关注的肯定不是文本的艺术问题，而是文本反映出的思想问题。很显然，这样的争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貌，那个时代走远了，此类争执也就自行消退了。

　　在1980年代，最大的修改本是由徐州师范学院函授室所编的《中国现代小说选》里的《荷花淀》。关于这个版本，孙犁在日记中说：“第二段被全部删去，共一百八十余字。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共八行，一百六十余字，也全部被删去。此外删去整段、整句，或几个字的地方，有十余处之多。《荷花淀》总共不到五千字，几乎被删去一千字。”这样的增删就是胡乱作为了。孙犁对此自然非常气愤：“这种做法，已经不便于说他是简单粗暴。这是出版界的怪现状，是对著作的侵犯，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毫无疑问，后一种修改是非常有害的，是对文学和作家的双重损害。

　　如今，语文课本中的《荷花淀》又经过了一次重新修改，可称为“人教版高一必修本”，其修改处主要表现在：(1)将原著中的方言、口语换成按普通话标准形成的文字。比如将“苇眉子潮润润的”改为“苇眉子湿润润的”，将“到区上开会去来”改为“到区上开会去了”，将“聚在水生家里来”改为“聚在水生家里”。(2)增减个别字词，改动句序和标点。比如，将“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中的“没”改成“没有”，将“因为考虑准备的事太多”中的“考虑准备”改为“考虑和准备”，将“从稻秧尖上吹过来”中的“上”去掉，将“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改为“你有什么话，嘱咐吩咐我吧”，将“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改为“哎呀，日本！你看那衣裳！”将“宽厚肥大的荷叶”改为“肥大的荷叶”。(3)重新调整句序。比如，将“水生的女人说：‘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按据点……’”改为“‘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按据点……’水生的女人说。”由上可见，教材编写者过多考虑了普通话标准语的规范，而对文学语言中不符合统一性要求的字词、语句进行了修改或删除。笔者觉得，与原文本相比，这些改动非但没有确保文本意义的增值，反而大大减值了。具体来说：(1)处的改动丧失掉了原生态的乡土特色(“潮润润”该是多么富有乡土韵味啊！)，人物的口语风范顿然消失(“开会去来”该是多么富有现场感！)。(2)处的改动要么失去语言的干净、洗练，要么造成语言的生硬和无趣。其中，笔者实在不明白编辑们将老百姓口中的“日本鬼子”改为“日本”是出于何种目的。细想了，这样的改动真有点荒唐！(3)处的修改由于过多考虑了句子的严整性，结果如此一改就很不利于人物性格的表现，即对女人那种快言快语、朴野真挚的性格呈现就大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