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实践与女性话语：分裂抑或缝合？

　　“延安道路”是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对陕甘宁边区所作的“关于单个根据地的‘微观社会研究’”时所使用的一个比喻，意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所实行的革命变革的创造性。作者在该书再版时仍重申了这一核心命题——

　　“它(《延安道路》)把革命和抗战放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来考虑；它发现了‘延安道路’对中国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做出的土生土长的贡献；它确定了1941—1942年具有分水岭般的重要性，战争和革命事业都在此找到了新的综合点；它还重申了‘延安道路’在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马克·赛尔登并没有因为中共最终在抗战后取得了国家政权便在民族主义的“模式化”框架下来阐释其革命理念和实践，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对民族主义这一阐释框架的反思及与其辩论中来进行《延安道路》一书的研究的，他提出质疑：如果农民民族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什么是反叛的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政府成为主要的“受益者”？毕竟，在1937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巩固了它的权力。它是在国际上受到承认的政府。到1935年，它已经将主要的军阀及共产党打败了。而且，它也到乡村地区组织抗战。简言之，像美国、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的统治集团一样，国民党也处于从战时民族主义中受益的优越地位。相比之下，战争爆发时的中国共产党则没有优势可言，它正在贫瘠的西北边疆为生存而挣扎。离开中共的社会经济纲领来谈论农民民族主义，到头来一点也无助于解释何以共产党人比他们的政治对手更成功地建立敌后根据地，何以共产党与国民党一盛一衰恰成对照。

　　的确，如果我们仔细翻阅抗战时期的文艺期刊和作品的话，可以分明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宣扬的并不是民族主义，而宣扬民族主义的恰恰是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在根据地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以及抗战动员和宣传，正如《延安道路》所指出的，这一革命过程更重要的是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触动和改变，与其说是一场“民族战争”毋宁说是一场“人民战争”和“社会革命”。

　　以此反观国民党政府空洞的民族主义宣传，相比之下是多么地无力和“反动”，其“民族主义文学”的号召不仅在当时遭到众多文艺界人士的批评和抵制，即使在今天的文学研究者看来，也能一针见血地挑明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及其软肋——“国民党的文艺政策经历了从‘三民主义文艺’到‘民族主义文艺’的蜕变过程……因为单提‘民族主义’既不会扯出‘民权’、‘民生’问题的麻烦，又可以以蒋介石是‘民族领袖’之名巩固和强化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文艺这一口号既可以帮助国民党掩蔽其在民生、民权问题上的无作为，又可以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左翼文学。蒋介石集团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行民族主义文艺，就是看中了其‘一箭双雕’的政治效果，就是看中了其可以被用来维护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功能。” 2 在此，关键问题就显露出来了：国民党企图用“民族大义”来掩盖的“民权”和“民生”问题，正是马克·赛尔登在《延安道路》中所强调的共产党在根据地所进行的新的政治和经济实践。

　　如上分析，本文作者亦一直认为要讨论抗战时期的中国不能用“民族主义”一言以蔽之，因而，要讨论抗战时期的中国妇女，也不能仅仅只在“妇女与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来讨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所颁布和实施的一系列妇女政策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马克·赛尔登也在《延安道路》的新版中提到此书缺少对性别和家庭问题的研究。虽然，已有中国女性学者著文指出这一缺陷，但是，我们且看其所指责的是：

　　关于从延安新政策开始的中国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史，形成了一些影响广泛的“定见”，比如革命政权是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但没有特别关心女性性别本身的问题；比如革命实践尽管赋予了女性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但却忽略了女性在社会角色和文化表达上的独特性等；这些“定见”并没有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得到具体讨论。

　　我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定见”没有得到具体的讨论，而是我们从没有反思过自新时期以来这些“定见”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定见”——“革命实践与女性话语间的冲突”——本身没有得到检验的话，所谓的对其展开具体的讨论只不过是又一次削历史的“足”适理论的“履”而已。革命政权是否真的 “没有特别关心女性性别本身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当时解放区有关农村妇女工作的一份重要决定，在此仅摘录一小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有些地方，在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土地改革和支援前线工作的过程中，未能有意识地注意解除存留着的一些对妇女的封建束缚，以满足妇女的特殊利益和要求，认为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和土地改革，就一切都自然会随着解决了；或者是机械地把一般工作与妇女工作割裂开来，以致妇女群众的某些特殊痛苦，未能及时解除，阻碍了妇女群众的充分发动。有些地区还存在有若干旧的孤立突出地去进行妇女解放工作的错误倾向，造成男女农民及青年老年妇女内部的对立，以致脱离了群众。后者从一九四三年以后，已大体纠正，只有少数地区尚未完全克服，现在也正在纠正之中；而前者则直到现在还是各地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 4

　　这份材料清楚地显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忽略妇女的特殊性，恰恰相反，它将妇女与革命所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两类：一是忽视“妇女的特殊利益和要求”， “认为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和土地改革，就一切都自然会随着解决了”；一是“孤立突出地”进行妇女工作，造成农民内部矛盾，以致脱离群众。更重要的是，该文件明确指出并强调，后一种问题在1943年以后已大体纠正，而前一种问题直到 “现在”仍普遍地存在。

　　确实，我们只有回到过去的历史语境中，才能重新审视许多业已形成的有关 “革命实践与女性话语”的“定见”，重新理解当时的妇女问题与革命政权和革命实践之关系。这两者的问题，并非非此即彼、矛盾对立那么简单。

　　回到文学的领域中，如要探讨上世纪中国妇女与革命之关系，我们就绕不开丁玲以及她的作品。这不仅因为丁玲是延安时期最重要的女作家，更关键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重新进入中国至今，丁玲就与萧红同被誉为中国女性主义∕女性文学的两座高峰，甚至，对丁玲的赞誉还远在萧红之上，丁玲因其

　　个人有争议的历史及其有争议的作品，成为了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用性别来解构中国(中国革命∕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经典案例。

　　然而，本文的观点却正与此相反。妇女与革命之间，正如妇女与民族的关系一样，远非共谋者和被害者这么简单。女作家对民族话语和革命话语不一定就是拒斥和反抗，男作家也并不完全就认同民族话语或革命话语，相反，可以说有些女作家却以女性的叙述参与了民族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建构，而丁玲，正是这其中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