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保护创作小说《李自成》

　　“文革”初期，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出面保护，才使得作家姚雪垠免遭劫难；后来又是他的一次重要批示，挽救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夭折的命运。

　　姚雪垠感慨地说：“毛主席一再保护、支持我，我是非常感激的，没有他的保护和支持，就不会有《李自成》。”

　　这是那个非常年代出现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反映出毛泽东挥之不去的“李自成”情结。

　　“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

　　姚雪垠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著名作家，他原名冠三，1910年10月10日生于河南邓县。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开始以“雪痕”的笔名发表小说。抗战爆发后，曾辗转北平、开封、汉口、四川等地，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和教学工作，并发表了《戎马恋》、《崇祯皇帝传》等作品。建国后，在上海大厦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文学院代理院长，后迁居武汉中南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1957年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下放到武汉郊区的东湖农场劳动改造。此前，他同时进行了3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一是写李秀成的《天京悲剧》，二是写《杜甫传》，三是写新乡面粉厂的长篇。但随之而来的批判使他感到屈辱，说他历史肮脏，品行恶劣，不学无术，专写色情文学……

　　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搏，激荡在心中几十年的农民起义英雄李自成的形象也呼之欲出，于是首先投入了长篇史诗《李自成》的创作。

　　《李自成》第一卷1963年秋天出版后，在当时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称赞者说它是“一部结构宏伟、规模浩大的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贬斥者说它“歪曲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领袖”，歌颂牛金星是“歌颂姚雪垠自己”，甚至还有人联系他的“右派”问题加以批判。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李自成》持肯定、称赞的态度。姚雪垠工作之地的武汉市委顶住来自全国的反面批评，公开表态，组织文章支持姚雪垠。

　　在艰难时期的姚雪垠既受到鼓舞，又对那种上纲上线的非正常化批评很不服气。自己耗费几十年心血写的小说怎么成了“歪曲农民革命”？难道“右派”就不能公正地阐释历史？他意识到，学术上所获得的赞扬也好，批评也好，并不能改变自己“摘帽右派”的身份，只有“通天”或可扭转自己的处境，使小说有个实事求是的说法。于是他大胆地想到了一向关注文化艺术的毛泽东主席，很想请他看看这部书，便同妻子王梅彩从武汉邮局把《李自成》给毛泽东寄去了。

　　寄书时，他碰到的一位熟人说，主席那么忙，未必会看你的小说。姚雪垠自信地回答：“我看会的。这不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果如姚雪垠所料，他给毛主席寄去的那部《李自成》，主席不仅收到了，而且在国事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认真阅读了，并对小说和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武汉作家姚雪垠写了本小说，写得不错。远在武汉的姚雪垠当然对此无从知晓。

　　“文革”爆发，冲击一切，《李自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造反派还给武汉市委贴大字报，“控诉”市委曾经压制过他们批判《李自成》的文章，保护姚雪垠这面“黑旗”。此时揪斗成风，姚雪垠担惊受怕，坐卧不宁。在他看来，个人遭受批斗事小，而他珍藏的大量书籍、资料、读书笔记和两万多张卡片，特别是他从1961年开始为写作《李自成》第二卷，千辛万苦从武汉图书馆搜集来的各种宝贵资料和部分手稿，如有闪失，就等于要了他的命。眼见几个熟识的作家朋友的书籍让红卫兵用大卡车拉到造纸厂销毁，更使他胆战心惊：“唉，不知哪一天，我的这些书籍和资料，也要变成纸浆和灰烬。”

　　然而令他奇怪的是，造反派到他家来了几次，却没动手抄家，他本人也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遭受毒打……

　　这是怎么一回事？姚雪垠如何有这等福分？原来——

　　1966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他突然对坐在后排的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说：“任重同志，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办！”毛泽东说，“你们湖北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已看过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主席，我立即去办！”王任重听完毛主席的指示说。

　　“不，先参加会，明天再去办。”

　　这天晚上，在这里的“中央文革”成员正好召开办公会议。王任重在会上把毛主席对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指示作了传达。江青、“姚棍子”等人虽然主张“横扫”，但碍于毛泽东的态度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王任重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请宋立即贯彻执行，要绝对保证姚雪垠不出问题。宋侃夫当天便召集武汉市文革工作组、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和省委的意见，并让有关部门当即采取了对姚雪垠的保护措施，要求不准抄家，不准揪斗。

　　这样，姚雪垠才躲过一劫。当然他并不知道毛主席救他的内情。

　　“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李自成这个历史人物的特殊关注。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经过17年的艰苦作战，推翻了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进京坐在了崇祯皇帝的龙椅上，改国号为大顺。但由于迅速腐败，失去民心，闯王李自成仅做了18天皇帝，便被明将吴三桂联合清军在山海关打败，最后不得不放弃北京，逃到湖北咸宁九宫山下被地主武装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失败了。这一事件对于同样是领导农民运动出身的毛泽东来说，显然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

　　1944年(农历甲申年)3月19日，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4天，论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深刻悲剧”。这篇文章招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的激烈抨击，而得到共产党方面的高度赞扬。

　　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他在《学习与时局》的演讲中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又说，“我们印行这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特别是建国前夕，毛泽东更加警惕李自成式的悲剧。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又说，“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他把中央直属单位警卫部队和干部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京，他们进城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并对中央和大区的一些高级干部强调，“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

　　毛泽东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李自成，总结李自成。

　　而姚雪垠从1941年便产生了写李自成的“动念”，并开始搜集和积累历史文献资料，用小说的形式来反映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是他多年来的愿望。他得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的文件后，备受鼓舞；又听说开明士绅李鼎铭的侄儿也写了一部李自成小说《永昌演义》，书稿被毛泽东一直带在身边，进北京后交给了周扬，说写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参考。姚雪垠由此确认毛泽东对李自成非常重视。

　　1957年10月，姚雪垠顶着“右派”的帽子正式动笔，他说：“研究李自成，主要是研究这次农民革命，研究其历史的成败规律……我写《李自成》的目的，不仅仅是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通过小说的艺术再现，让读者认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对人们认识重大事件时起积极作用。”

　　姚雪垠按照这一思路，以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与朱明王朝之间的阶级大搏斗为中心，既写农民起义的英雄壮举，同时又写他们的局限性和弱点，揭示这场农民革命必然走向败亡的根源。这就契合了毛泽东对李自成问题的长期思考。

　　姚雪垠第一次引起毛泽东注意的，还不是小说《李自成》，而是他1957年春天在当时“思想解放”之风兴起下发表的几篇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差不多都有了问题。姚文元首先在1957年2月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这篇言辞激烈的“讨论”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姚文元也由此日后飞黄腾达。同是姓姚，但姚雪垠的“待遇”就不一样了。

　　据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传达北京的会议精神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读了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我发现作者很会写文章，问题是他看不起泥腿子，思想上有君子、小人之分，这是不对的。”

　　姚雪垠大概因为被领袖点名成了右派，也因而出了名，他从此在毛泽东那里“挂上了号”。所以，姚雪垠在《李自成》被批判处境艰难时就想到了求助毛泽东，他想或许最高领袖还能记起他和帮助他，于是就下决心给他寄书。毛泽东从收到的《李自成》第一卷中，看到李自成如何举旗造反，惨淡经营，不屈不挠，站稳脚跟的故事，作者对历史背景的把握和对艺术手法的运用，使毛泽东感到满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写得不错，并且认为此书是继《甲申三百年祭》之后的又一个好教材。——看来姚雪垠这书是寄对了。

　　怎样预防当政后重蹈李自成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总结李自成失败的历史经验，已成为毛泽东反复思考的大事。所以在“文革”风暴冲击一切时，他又想起有一部正在创作中的《李自成》，便特意交代保护好作者姚雪垠，“让他把书写完”。毛泽东在当时纷乱的情况下，居然能够关注一部小说的创作，足见这部作品在他思想上的位置。

　　“只有求助主席这条路了”

　　那时，毛主席的保护虽然使姚雪垠躲过了抄家和皮肉之苦，但写作已是十分困难了，姚雪垠1970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来他听说了“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出面保护他的事，于是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共武汉市委写了一封信，请求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继续让他写作《李自成》。

　　1972年春天，他接到了武汉市委召见他的通知。那天，姚雪垠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入市委办公室。

　　接待他的一位负责同志热情地与他握手，说：“你好！我正等着你。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谈吧！”

　　“今天来，主要是想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市委能够支持我继续创作《李自成》后几卷。”姚雪垠见这位领导很认真，就大胆说，“在1965年以前，我已写完了占四分之三篇幅的《李自成》第二卷，大约有60万字，但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7年间，我就不得不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创作。前不久，我才听说毛主席有指示，要对我加以保护，让我把书继续写下去。但至今，毛主席的指示已过去了6年，我却没有继续写《李自成》。为此，我特提出这一要求。”

　　那位负责人说：“你提得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你的要求。本来，前几天接到你给市委的来信后，市里几位领导同志已交换了意见，并研究决定，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让你立即先从‘五七’干校回来创作《李自成》，手续暂不必办，何时正式回来，另外再通知你。”他还说，“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还一再嘱咐，要我向你转达，你回来后，在创作《李自成》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就向市委提出，市委一定帮助解决。”

　　这番话使姚雪垠如沐春风。

　　从此，姚雪垠结束干校劳动回到武汉家中，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写作。湖北省图书馆也接到有关指示，给他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姚雪垠后来回忆说：“在‘文革’之初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汹涌，全国陷入可怕的黑风恶浪中，只有毛主席的亲自指示能够救我，换第二个人无能为力。”

　　1973年3月，姚雪垠正式调回市文化局“创评室”，市委宣传部明确要求，不要让姚雪垠搞杂事，专门创作《李自成》。然而，文化局有人派性作怪，并不把上级的话当作一回事，不断让他做些杂七杂八的碎事，占用了大量时间。姚雪垠不得不向市委作了反映，但下边的人只是应付而已，依旧让他打杂，他们不欢迎一个“拿着工资写小说的人”。1975年的国庆前夕，姚雪垠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初稿，他一边修改，一边开始写第三卷。可是当时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纷乱环境，使他不得不再次停笔。

　　他喃喃地说：“时间不饶人啊，我已经65岁了，这样下去出书的前途一定不堪设想！我将如何是好？”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当年出版《李自成》第一卷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江晓天此时正好到武汉出差，来看望姚雪垠。

　　他得知写作面临的不利情况后说：“我建议你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请求毛主席对你的支持。”

　　姚雪垠沉吟道：“写信是可以的，但必须保证能够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才行；假如信要落到江青、姚文元等人手里，认为我是‘告御状’，很可能会出问题，轻则被压起来，重则会惹出大祸。”

　　考虑再三，他觉得目前地方已经是无能为力了，而毛主席曾在“文革”初期为自己说过话，“看来真没办法了，也只有求助主席这条路了”。

　　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给毛主席写信！并且打定主意请宋一平转交。宋一平原来在武汉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当初与姚雪垠熟悉，曾非常赞赏他的《李自成》。“文革”中宋调北京工作，任中科院社科部负责人。1975年10月8日，姚雪垠先给宋一平写了信，汇报他不能继续写《李自成》的具体困难，打算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问他有无办法将他的信转到毛主席手里。

　　毛泽东病中的再次批示

　　宋一平接到姚信后，立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商量；胡乔木在向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讲了这个情况，邓许诺他可以将信转给毛主席。

　　于是宋一平给姚雪垠写了回信：

　　“雪垠同志：

　　8日来信收到。得知《李自成》在继续修改、创作中，并知你身体健康，甚为高兴。你的信，我给一位领导同志看了一下，我们认为直接给毛主席写信的想法好，信的内容也是好的，建议在信中具体提出请毛主席批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信最好用毛笔写，字写大些。我可以负责托人直接呈送到毛主席手中。

　　我是7月中旬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与你搞的事业颇有些联系，其中有两个文学研究所。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困难是比较大的，但我抱着勤勤恳恳为学术工作者热心服务的态度，还是可以尽些力量的。

　　祝你写作顺利！

　　宋一平

　　1975年10月12日”

　　姚雪垠收到信后喜出望外，他在10月19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道：

　　“我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该书第一卷在一九六三年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过一部。一九六六年夏，得知主席看过此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我对主席的关怀和鼓励十分感动，下决心以实际工作成果报答主席。

　　这部书共有五卷，写成后估计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字，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故事也愈波澜壮阔。其中第二卷稿子写成已近两年，约七十万字，至今还没有地方出版。倘若在一切方便的条件下，我能专心致志地工作，大概用三年的时间可以写成一卷。待五卷出齐后统一修改一遍，才算完成。虽然我寸阴必争，不论盛夏寒暑，每日凌晨三时左右起床工作，但我已是六十六岁的人了，不能不有任重道远之感。许多读者都担心我会完不成《李自成》的写作计划……

　　主席！要在我的老年完成这样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我多么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门或机构的具体帮助！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因此请求您将此书的出版问题(包括第一卷的修改本重印)批交中央主管部门解决，或直接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

　　堪笑文通留恨赋，

　　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

　　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

　　岂容杯酒待徘徊。

　　鲁阳时晓戈犹奋，

　　弃杖成林亦壮哉。

　　姚雪垠除了向毛泽东反映写作《李自成》的具体困难，还作了这首豪放风格的古体诗“感化”同样是诗人的毛泽东，以表达自己的决心。

　　宋一平接到这封信后，立即交给了胡乔木。胡为转姚雪垠这封信，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

　　原文如下：

　　“主席：

　　送上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信。姚在信里说，这部小说他拟写成五卷约三百万字，第一卷已改好，第二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您给予帮助。

　　姚的信是宋一平同志托我转送的。宋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以前长期在武汉，所以姚把信寄给他。宋还把姚的两封信给我看了。因为这两封信可以帮助了解姚目前的具体困难，所以现在也一起附上，供您需要时参阅。

　　胡乔木

　　1975年10月23日”

　　毛主席10天后看到了邓小平转来的姚雪垠给他的信，并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用粗铅笔作了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这是毛泽东自1966年出面保护之后，对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又一次巨大的支持。这时的毛泽东已病了很久，而且病情加重，行动、说话都已十分困难；这年7月下旬医生还给他施行了白内障手术，虽然可以看书批阅文件，但写字仍很艰难。即使这样，年事已高而且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仍然关注着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后来王任重给姚雪垠写信，才告诉他毛主席在病中关心和保护他写作的具体情况，这使姚雪垠感动不已，一直铭记在心。

　　他说：“我至今仍非常怀念毛主席，感激毛主席。毛泽东主席适时地指示和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在我一生中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共同创造的美丽辉煌

　　毛泽东同意姚雪垠写书的“最高指示”传遍政治局，“舆论总管”姚文元不得不迅速批转。中央有关部门为改善姚雪垠的写作条件，于1975年底将他从武汉调到北京，开始进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学道路的冲刺阶段。就在他潜心修改《李自成》第二卷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姚雪垠悲痛得泪飞如雨，他愈加感到肩上的责任。这部写了16年的第二卷终于在197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

　　为报答领袖的关怀，实现自己的承诺，他立即投入第三卷的写作。姚雪垠长期呕心沥血，精益求精，曾认真考查书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时间、典章、风俗等，专程请教了文学前辈茅盾和清史专家吴晗，仅与茅公探讨修改《李自成》的通信就达88封。

　　他说：“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结合，通过小说艺术反映历史科学。所以，历史小说是创造。《李自成》的许多情节、细节，都是虚构的，可不是瞎写。它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具体的环境、生活的面貌。”

　　伴随党和国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姚雪垠的个人际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他当选为湖北省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12月，71岁的姚雪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还出版了《李自成》第三卷。其余四、五卷，因作者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改用口授记录的方式写作。1997年姚雪垠中风，身体状况愈差，两年里还是坚持着《李自成》最后两卷的修改。《小说》等杂志曾陆续刊登过“崇祯皇帝之死”、“李自成进北京”、“李自成之死”等章节，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

　　可以说，姚雪垠在后期是在用生命投入写作的，同时从实地考察中获得灵感。

　　1985年，75岁的姚先生还专程来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的闯王陵拜谒，并写下一副脍炙人口的楹联，渗透他对这位农民英雄的深度思考和崇敬：

　　“纵横半中国，锐意北伐，渡河入晋，过太原，破燕京，何其盛也。终因人谋不藏，山海关大军喋血。前功尽毁，黄尘万里无归处，唯有英雄殉社稷；

　　苦战十七载，铩羽南来，离陕奔楚，弃襄阳，败武昌，赤云惨矣。毕竟图谶难凭，牛迹岭巨星落地。宏愿皆空，青史千秋悲壮志，何曾怕死循空门。”

　　姚雪垠殚精竭虑创作的这部5卷本、300多万字、包括300多个人物的鸿篇巨制，用了42年才于1999年7月全部写完和出齐(如果算上前期搜集资料和构思则时间更长)，可谓出版史上的“马拉松”，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长篇历史小说。就在《李自成》最后两卷出版的前3个月，1999年4月2日，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姚雪垠，在北京复兴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9岁。作家为写这部书耗去了几乎整个生命。

　　随着《李自成》诸卷的正式出版，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影响，当年就获得我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首届茅盾文学奖，又被译成日文后获日本外务省、文部省颁发的文化奖。国内学术界好评如潮，说这部长篇巨制“探讨了甲申事变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透着一股浓厚的历史底蕴与作家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勾画出了明王朝崩溃前夕风雨飘摇的社会面貌，写出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既有个性特征又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既歌颂了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功勋，又写了他们的局限和弱点，最后总结了农民革命必然走向悲剧的根源”……

　　毛泽东和姚雪垠生前都没能看到这部多卷小说的最后完本，但他们却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心愿。遵照姚雪垠先生的遗愿，其家人将《李自成》的全部稿费设立了长篇历史小说奖。

　　姚老生前曾深情地说：“假若不是毛主席及时地指示和保护，我也被整死了，我的家庭也完了，《李自成》也完了。所以说，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保护，不仅对我个人是一件大事，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的倾力相助和《李自成》的巨大成功，创造了一个非凡的奇迹，中国文学史也因此美丽而辉煌。（于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