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与《李自成》

钱汉东

　　作者简介：钱汉东，浙江诸暨籍人。196年元月去安徽省泗县插队。曾任上海市青年教师语文学会会长、上海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成员。现为文新集团《新读写》社长、主编、编审，《文汇报》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钱镠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等。著有散文集《岁月留香》、《人间瓷话》、《寻访中华名窑》、《日照香炉》等。

　　不久前读到一则报道：李自成的故乡陕西米脂县举行李自成诞辰400周年纪念活动，这令我想起了《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上月我出差北京，在木樨地姚老的旧居，与其儿子姚海天先生触膝长谈，姚海天给我看了姚老亲手抄录的卡片，使我对姚老晚年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文革”前，还在读中学的我就开始读姚雪垠的《李自成》，当时对历史小说艺术地再现明末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惊奇不已。1994年，我因要主编《劳动报》新创办的彩色月末刊，到北京约稿。时任上海作协主席的徐中玉先生同姚老关系甚好。我带上了徐先生的问候录音，姚老仔细听了徐先生的问候录音，询问了徐先生的近况。他还让我录了一段问候徐先生讲话录音，带回上海。今天重新听录音，当时的那情景宛如眼前。

　　提疑问终成忘年交

　　记得那天下午，我如约到姚老家拜访。眼前的姚老满头银发，连眉毛也是雪白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着睿智。环顾客厅，中央高悬着他亲手书写的斋名“无止境斋”，骨力洞达，韵味无穷，具有极浓的“书卷气”，让吾辈敬佩不已。姚老说，现在一般不外出参加会议，闭门谢客，抓紧时间写完《李自成》第五卷。

　　我曾拜读《李自成》一、二卷，对姚老掌握史料之丰富，分析之精辟，十分敬佩。因此我萌发了读《明史》和清人吴伟业的《绥寇纪略》等史料的兴趣。但未找到《李自成》中牛金星的奏疏和李岩等人的诗文。于是我问姚老这些东西是从哪些野史中挖出来的？这个久积于胸中问题，我脱口而出。

　　姚老特别高兴，笑道：“你是第二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人。第一人是大文豪茅盾。这些诗文奏章把茅盾也蒙过去了。一次在文联开会，茅公问我，那些诗文奏章从哪里搞来的，我怎么没见过。其实这些东西大都是我根据当时情景编撰的。”

　　听了这番话，我感到荣幸和惊异，荣幸的是我的疑问竟与茅盾相同；惊异的是奏章诗文要求很高，姚老符合明末文人的用语习俗，显示了这位学者作家非凡的国学功底。

　　我的提问打开了姚老的话匣子，在与我交谈的三个多小时里，姚老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或是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必须克服困难，珍惜时间，坚忍不拔，下苦功夫。我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创作《李自成》这部小说的。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后来比较顺利，我总是激励自己：抓紧时间，克服困难，写下去！每天凌晨3时左右起床写作，多年来已成为我的习惯。我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个人要耐得寂寞，耐得寂寞的人，就能勤学苦练，从而做出成绩来。”

　　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姚老谈笑自如，我见晚霞映红了书斋，便起身告辞了。

　　走出书斋，彩霞映红了宽阔的复兴门大街，清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我心里热乎乎的，回想姚老的话，感慨千万，从心中蹦出了一句话：读书虽然是没有钱的，但读书是有用的。这次难忘的采访，使我立志成为一名学者型的记者和作家。姚老还惠赠我条幅，上书“经多实践思方壮，勘破浮名意自平”，我已悬挂在寒舍作为警策。

　　毛泽东两助姚雪垠

　　360多年前的3月19日，李自成率领百万起义军浩浩荡荡占领了北京，崇祯皇帝被迫自缢，明王朝统治宣告结束。但好景不长，进城4l天后由于起义军将领骄傲自满，腐化堕落，加上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起义军狼狈出逃，李自成变为悲剧人物。

　　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败、得失、荣辱，全都与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紧密相关。据说姚雪垠是“文革”中经毛泽东保护的中国唯一的作家。

　　姚老说：“1957年我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写《李自成》的，出版后在社会上立刻引起轰动，很快被判为大毒草。”

　　那时，抄家焚书在蔓延，随时都可能延及他家。正在这个时候，一道“最高指示”救了姚老和他的《李自成》。

　　1966年7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见王任重列席，将他叫到身边指示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第二天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

　　“这一指示既挽救了《李自成》，也保护了我的生命，使我免遭揪斗游行，只是被抄了一次家，所幸的是稿子、卡片、大量藏书没遭被毁、被烧的厄运。”

　　姚老在“文革”中曾经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他的信作了批示，当时流传很广。一般说来，那时“四人帮”横行，信搞不好要落到他们的手里。

　　我问姚老，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将信转到毛泽东手里的，毛泽东究竟作了哪些批示？

　　姚老说：“我当时在武汉日子很不好过，极左分子背着市委领导，天天来干扰我，使我无法坐下来继续写《李自成》。有一位朋友建议我给毛泽东写信，但有很大风险。自己是30年代的作家，又是摘帽右派，万一我的信落到别人手里，就惹大祸了。我给原武汉市委文教书记，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成员之一的宋一平写信，问他有没有办法将我的信直接转到毛泽东的手里，他同胡乔木等商量后，说有办法的，并说毛泽东患了眼病，嘱我用毛笔写信，字要大一点。1975年10月19日，我将信从武汉寄给宋一平同志，胡乔木很快把信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毛泽东看了姚老的信后，立即用铅笔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十一月二日”。

　　姚老拿出毛泽东批示的复印件给我看，继续说：“多年来流传毛泽东1963年对我信所作批示，全是误传。我给毛泽东的信写成于10月19日，寄到北京宋一平手中应是21日或22日，经他转交胡乔木，经过商量，由胡乔木写报告，转呈我的信。胡的报告所署日期是10月23日，经过转呈到病中的毛泽东手中，大概在10月底了。毛泽东用粗铅笔写了潦草批示，日期是11月2日。”

　　“毛泽东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在1975年12月从武汉来到北京，从事《李自成》创作。”

　　邓小平关注《李自成》

　　《李自成》是一幅明清之际阶级斗争和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这部书问世后受到文坛大师茅盾、叶圣陶和臧克家等给予的充分肯定。听说邓小平曾关心《李自成》的创作。

　　姚老点点头微笑道：邓小平刚回中央工作不久，就派张平化来看我。平化同志说：“邓副主席委托我来看望你。你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什么困难请你提出来，由中央替你解决。”我诚心诚意地对他说：请你告诉邓副主席，我非常感谢他的关怀，我一点困难也没有，请他放心。过了一两天，从报纸上看到张平化是新任命的中宣部部长。

　　当时姚老其实很困难，户口不在北京，粮票和一切票证都没有。因为住处太小，参考书籍和卡片也只好留在武汉。

　　“那为何不向中央讲实情呢？”我插问。

　　姚老脸上流露出无奈的神情，他说：“我当时对张平化讲生活上毫无困难，是我当时的真情实感。1951年我离开教坛，返回创作队伍，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处境，相反遭到有些人的嫉恨。当邓小平委托张平化来看我时，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写字台。过了半年，国内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我根据实际情况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些要求，邓小平立即批示中宣部和文化部，及时解决了我的困难。”

　　有一位朋友向他转达了邓小平对《李自成》评价的话。邓小平的大意是：《李自成》第一卷十分精彩，可以说无懈可击；第二卷虽然不如第一卷，但能够写到目前的这样水平也十分难得。

　　创作《李自成》的缘由

　　我问姚老，创作《李自成》这样的历史小说是否与自己生长在河南、从小听到有关李自成的传说有联系。

　　姚老说：“不少学者也提过类似问题，我幼年时听到的李闯王的故事都是诬蔑李自成的。大顺朝迅速灭亡，统治阶级把他当‘流贼’看待，在野史和戏曲中充满颠倒黑白的侮辱之词。我要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姚老23岁时失业住在开封，经常到河南省图书馆去看书，一天，他偶然发现记载李自成三次攻打开封的书，这是姚老接触明末农民战争史料之始。抗战时期，他又接触到一些明末史料，开始动念写明末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着手研究明代以东厂和锦衣卫为镇压工具的“特务政治”，开始研究崇祯及其家族的政治生活，这一切为他后来在小说中描写崇祯皇帝的生活、性格和必然亡国的历史命运，奠定了基础。

　　我过去认为亡国之君都是昏聩无能、荒淫无度之辈，看了《李自成》，我改变了对崇祯皇帝的看法，给人的印象是“宵衣旰食”、“刚毅有为”、力图振作，与历代亡国之君迥然不同，崇祯皇帝实在是一个悲剧人物。

　　姚老说，你讲得有道理。朱由检不同于一般的亡国之君，他竭力挣扎奋斗，才使明王朝维持16年之久。我把朱由检写成一个生活着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亡国之君。我努力把《李自成》写成如胡绳所评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姚老谢世后，国家设立了“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在他的家乡还建立了“姚雪垠文学馆”。

　　这次在京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谈起姚老，金炳华盛赞道：“姚雪垠先生的精神世界就像那广阔无垠的白雪一样，具有冰清玉洁的美好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