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姚雪垠

我眼中的姚雪垠

　　周世安

　　空城计是败笔

　　1956年春天，华师中文系领导决定邀请著名作家姚雪垠来讲课。消息传开，我们喜同雀跃。

　　姚雪垠中等身材，一袭中山装，满头银发，红光满面，两道漆黑的浓眉，一对双眼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走上讲台，没有拎包，没有讲义，连一张纸都没有带。他讲甚么呢？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乡音，问大家《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是不是罗贯中的败笔？我们惊诧莫名，不知所对。

　　他说，空城计的影子出现很早，在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就已经斥其虚妄。据史实记载，司马懿也没有参加过这个战役。小说写司马懿破了街亭，率领15万大军进到西城。诸葛亮身边只有2500人，来不及撤退，只好施用空城计。司马懿足智多谋，难道连对方还剩多少兵力一无所知？西城是弹丸小城，会有多大埋伏？他怕中伏，派千把人冲进去火力侦察，岂不明白？或者他将西城包围一两天，岂不很好？既然看到诸葛亮“笑容可掬”，何不命将士们用乱箭射死孔明？还有，在《三国演义》中本来将司马懿写成诸葛亮的劲敌，为了夸张孔明的惊人智谋和勇气，这里却写成一个蠢材，胆小鬼，破坏了司马懿形象的完整统一。原来，他是讲虚构的合理性。你想想，这不是败笔是甚么？

　　当年的文艺理论是从苏联引进的，好难懂！他讲起来可神了！把理论、作品、史实、掌故、体验，古今中外熔于一炉，讲得有血有肉，深入浅出，荡气回肠。有些美学创见，什么贾宝玉那么小过于成熟，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何真实，等等。有理有据，更是令人折服。他的课使我们扩大了审美视野，激发了求异思维。

　　答疑呢？也一反事先提问，而是现场问答。姚老学识渊博，奖掖后学，没有一点名家架子。师生双向交流，气氛和谐轻松。

　　有一次，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不同意鲁迅的论断，向他求教。

　　他眼睛里充满了喜悦，连声说：“提得好！提得好！”回答了两个多小时。

　　事后，还请石佩文同学转告我，“周世安会提问题，以后欢迎他到我家里作客。”

　　两上姚府

　　头次登门拜访是1964年初春。《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我写信告诉他，朋友们反响强烈，还提到闯王之孙李来亨牺牲在我工作的兴山县，赐复约我赴汉面谈。

　　汉口的姚府，狭窄、阴暗，门庭冷落。姚老畅谈了他的长篇小说美学追求，现在都已发表，故不赘述。我告诉他李来亨坚持抗清18年自焚于茅麓山的一些史实，小李王立的“圣帝行宫碑”尚存，信号台、七莲坪遗址还在，等等。

　　他好高兴，一再说：“小李王！小李王！”

　　原来他正在为李来亨后期的称谓发愁呢。其实，现在兴山百姓还称李来亨为小李王。

　　姚先生身处逆境依然雄心勃勃，谈锋极健。我对文学评论界没有声音，愤愤不平。

　　他低沉而缓慢地说：“我的作品是给后代子孙读的，让历史去评价吧。好在得到明史专家吴晗的支持，陶铸也请人带口信说写得好。《羊城晚报》约我写篇长文章，关于李岩，准备同郭老争鸣。”

　　我的心格登一跳：姚雪垠才摘了“大右派”帽子，竟敢碰毛主席肯定了的《甲申三百年祭》，不怕再遭一次灭顶之灾吗？我是摘帽“小右派”，极力劝阻他同郭沫若交锋。

　　顿时，那双大眼睛里闪出刚毅光芒，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有根据，怕什么！真理愈辨愈明。我的《李自成》决不踩着别人的脚印走！”

　　我还能说甚么呢？

　　第二次是1987年6月3日上午。

　　师母王梅彩一开门，我就问：“您还认得我吗？”

　　她一边拉我进屋，一边笑着说：“湖北政协委员，兴山一中校长，怎么会不认得？”

　　我真佩服老太太的好记性。

　　姚老闻声来了，问：“怎么来北京的？”

　　我说：“县总工会组织劳模旅游。”

　　当时，高朋满座，主人应接不暇。姚老先让我看一本红旗杂志铅印的内部材料。关于姚雪垠与刘再复商榷的论文发表前后的有关信件，就忙着接待别的客人去了。翻完小册子，师母引我参观了这6间一套的居室。宽敞的客厅，雅致的书房，即无止境斋，还有每天供应热水设备的浴室。比之于汉口的姚府，反差太强烈了！

　　姚老送走了客人，我就很不知趣地建议他潜心创作，不要参与论争。尽管我对他的观点完全认同，还当场预订了200本他的新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我忧心忡忡，说：“别看有这么多人支持您，您得准备挨骂、遭到围攻！”

　　他激动得从充气沙发椅上站了起来，眼睛里迸射出逼人的英气，一边来回走动，一边大声说：“怕什么！我正在等他们的反批评呢。我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凭着一个老作家的责任心，我必须捍卫真理，决不随波逐流！”

　　这番肺腑之言，确实令人感动。可是，作为法国最高“纪念勋章奖”的荣膺者，被列入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录的姚雪垠，眼看要被围攻，值吗？我忧喜参半，无可奈何。

　　宜昌·丹东

　　我忝列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之末，参加年会仅仅两次。原因是行政工作忙，教学任务重，加以阮囊羞涩，很难出山。

　　参加宜昌年会，是接受当时的县委书记陈水文的指令，一定要邀请姚雪垠先生到兴山凭吊李来亨的遗迹。其时是1985年10月，兴山橙黄橘绿的时节。报到那天，我晚上才赶到。

　　宜昌市副市长符利民告诉我，姚老一下飞机就问：“周世安来了没有？”

　　我马上赶到宾馆去看望。

　　提起县领导要我请他去兴山，他说正想散会后去茅麓山看看，好写《李自成》的尾声。连不吃猪油双方也达成“协议”了，我自然大喜过望。

　　谁知乐极生悲，通山县派专人专车来接。说是李自成学术研讨会非请他主持不可。他们软磨硬泡，还搬来了救兵：湖北大学《李自成》研究室主任周勃教授。虽经我多方阻挡，但势单力薄，姚老作为会长，连年会也没开完就被接走了。

　　临别，见我失落、沮丧，他调侃道：“世安，你不要出名，出了名就身不由已了！”

　　1990年5月下旬，我千里迢迢赶到丹东参加年会。其目的：一是特别关注举世瞩目的姚、刘之争的结果；二是通知说可作朝鲜一日游。

　　姚、刘这宗“文坛公案”，事态发展，不幸被我言中。姚雪垠等到的不是反批评，而是不讲道理、不顾事实、超越理论争鸣范围的围剿。有些文章语言之缺德，为新文学史上所仅见。姚老准备诉诸法律，对簿公堂，也是我始料所未及的。我在偏僻山区任教，信息比较闭塞，能够找到的不少雄文，大抵也不忍卒读。面对那种黑云压城的阵势，除了埋怨姚老自讨苦吃，还能容我置喙吗？直到去丹东五龙背温泉宾馆见了姚老，才知道这场笔战停火的原由。

　　1988年底，姚认为：一是刘没有也无法回答他提出的理论问题；二是忙于创作；三是对自己的成就，充满信心，论争没有必要继续，自然也无需起诉了。

　　历史自有公论。

　　附：庆贺八秩华诞

　　10月的桂子山，秋高气爽，丹桂飘香。母校校园，景色宜人。我有幸出席了由湖北省文联等7个单位联合召开的姚雪垠文学创作60周年学术讨论会，同时庆贺他的八秩华诞。

　　盛会期间，姚先生神采焕发，依然是“白头犹方壮，看炯然双眼，英气眉棱。”(叶圣陶：《高阳台•赠雪垠先生》)

　　在休息室，他亲切地对我说：“世安，是我请庆生拍电报要你来的。讲规格，这次来的都是大学、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你是唯一的中学教师。”

　　也许是虚荣心作崇，我忘了道谢，急不择言：“姚老，我还是特级呢！”

　　“啊，你是特级教师。”河南话音里洋溢着爱抚的情愫。

　　会上，恭听了来自全国一些学者的专题发言，获得了大量信息。在答疑前提问时，我有意提出创作《李自成》与中国民间文艺的关系。原来，在80年代初，姚老就反对我从民间文艺方面去研究，要我从美学上进行探讨。但是，我坚信，世界文学名著没有不汲取各自本土的民间营养的。何况对于《李自成》的评析，还没有从这个视角去掘进的呢！

　　唯其如此，我不仅作了全面规划，而且写过两篇论文(其一已收入《湖北省民间文学论文选》)。但是心里老是不踏实。当姚老说完“《李自成》的艺术构成十分复杂，中国民间文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时，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当然，他在一次赐复中嘱咐我“等全书出齐后再写评论，才会有深度和力度”的话，我是铭记在心的。

　　姚先生出生于1910年10月10日。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形成了他的独特品格：大胆、敏锐、正直、坦诚、宽厚、执着。他不但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且长期对肤浅的、形而上学的极左教条主义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斗争。

　　怪不得剧坛泰斗曹禺和著名老文艺理论家林默涵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名发出的贺信说：“姚雪垠先生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卓越贡献和高度社会责任感，将作一代楷模为人敬仰。”

　　最后，请让我借用姚先生1961年夏天写的1981年11月书赠给我的一首七绝来结束本文：

　　尝思翠柳啭清音，

　　露湿风凉怯相侵。

　　会有艳阳天气好，

　　舒喉振羽上高岑。

　　(原载《语文教学与研究》199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