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姚雪垠的中篇抗战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

评姚雪垠的中篇抗战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

　　——《牛全德与红萝卜》的人物形象塑造及豫西方言的使用

　　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赵焕亭

　　摘  要：姚雪垠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生动地刻画了农民在战时的新觉醒。这篇小说在典型人物塑造和方言口语的使用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小说通过人物对话、简单道具、心理描写、个性化的语言等写作手法，成功塑造了牛全德、红萝卜、“坏女人”、来娃娘、宝倌等人物形象。小说在歇后语、谚语、修辞格、词语等的使用方面，突出了豫西群众语言的特点，展现了独具特色的豫西风韵。

　　关键词：姚雪垠  《牛全德与红萝卜》  典型人物形象   豫西方言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河南南阳邓县人。他在青年时代就投身抗战。1937年，姚雪垠被日本人在北平办的日文报纸点了名，说他是北平文艺界的抗敌青年，曾写文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主张抗日等。1937年8月8日，日本侵略军正式开进北平。姚雪垠在处境万分危险的情况下，逃离北平。先到济南，又到开封，准备去延安参加抗日战斗。在开封与嵇文甫、范文澜、王阑西等人一起创办《风雨》周刊，鼓吹抗日救亡。1938年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他即可以《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名义赶赴徐州前线进行战地采访。随后，又到安徽宿县、湖北武汉等地采访，很快写出了书信体报告文学作品《战地书简》和抗日小说《白龙港》。1938年7月，姚雪垠开始担任河南青年救亡协会豫南执行部负责人。不久，国民党取缔青年救亡协会，姚雪垠处境危险，逃离家乡。1938年冬，姚雪垠来到武汉李宗仁部下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姚雪垠被第五战区驱逐。此后，他以安徽省政府议员的名义在大别山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创办了《中原文化》，继续宣传抗日。1942年赴重庆，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任创作研究部副部长。

　　姚雪垠深入抗日前线的经历，促成了其抗战小说的创作。尽管他的抗战小说没有更多地像邱东平抗战小说那样直接描写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战斗场面，尽管他的抗战小说没有塑造出很多宁死不下火线的英雄模范，但是，他的抗战小说塑造了最为普通的抗日游击战士形象，而且是正在觉醒的战士形象。他在追求抗战文艺的厚实和多样方面，做出了卓有实效的探索。他在争取文艺的大众化、群众化、乡土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牛全德与红萝卜》是从1940年2月动笔，到1941年1月写完，1941年春天寄到在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发表的。1942年重庆文座出版社出单行本，1947年5月，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修改本。1942年的初版本写得有些粗糙，1947年的修改本写得更为精致。本论文以1947年的版本为论述对象。《牛全德与红萝卜》是继《差班车麦秸》之后的又一成功之作。这篇小说生动地刻画了农民在战时的新觉醒。这篇小说在典型人物塑造和方言口语的使用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典型人物的塑造

　　《牛全德与红萝卜》不仅成功塑造了牛全德的形象，同时也比较成功地塑造了红萝卜、“坏女人”、来娃娘、宝倌等人物形象。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通常有：人物对话、简单道具、心理描写、个性化的语言、动作等。塑造人物形象时，只用一段对话、一个简单的道具、一段心灵自白、寥寥数语就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颇耐人寻味。

　　一、人物对话

　　小说善于使用人物对话来塑造典型形象。例如，小说一开始就是游击队分队长查问牛全德偷吃老百姓鸡子一事的一段对话：

　　“是你偷吃了老百姓的鸡子不是？”

　　“报告队长，不是我，”牛全德把脸孔绷得挺紧的否认说，但心中却在暗笑。

　　“你知道我们是抗日的游击队，”分队长皱着眉头说，“我们必须依靠老百姓，就好比鱼依靠水一样。你明白吗？”

　　“报告队长，我明白。”牛全德的心中有点厌恶，想着：“又是这一套！老子混军队混了十几年，靠的是朋友跟枪杆儿，从来没靠过老百姓！”

　　“既然明白，你就不应该常常调儿浪荡的不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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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牛全德在他所在的第三班草屋里的谩骂：

　　“操你娘的！尿泡尿照照你自己影子，头上的麦糠还没拍掉，可就知道扒灰了，可恶！”

　　“我，我牛全德十六岁就混军队，热肚皮磨着冷枪子儿，磨了十几年了，从死人堆里打跟头出来，大江大海全见过，鸡毛翼也想挡住路子吗？好，老子偏要叫你瞧一瞧！”

　　大家都知道他骂的是哪一个，他骂的是第二班的一位同志。这是一位不大爱说话的庄稼人，近来同志们都向他叫红萝卜，很少人再叫他的名字王富春。一提到这位庄家佬，牛全德就轻蔑的把鼻子一哼：

　　“那家伙呀，他要能抗日你把我牛全德双眼挖掉！他屁股下坐着十多母一脚踩出油的河头地，等稍微平静一点儿，你瞧吧，他准是把抢一扔，鞋底一磕回家了，你用绳子栓也拴不住！”

　　这段对话通过使用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词突出了牛全德的流氓习气。例如：两个表示骂人的方言词“爬灰”和“操”；一个形容作风散漫的词语“调儿浪荡”；一个比喻不值得重视的词语“鸡毛翼”；一个形象性的词组“打跟头”；两个表示动作的词“磕”和 “拴”。“扒灰”：又称“爬灰”，这是一个形容乱伦的词语，是专指公公和儿媳之间发生性关系的乱伦，这里指背后说人坏话。“操”：“干”“做”，狠毒的骂人的话。“调儿浪荡”：同“吊儿郎当”：形容仪容不整、态度不严肃或不认真等。近义词：玩世不恭、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等。“鸡毛翼”：又称：“鸡毛英儿”，比喻很轻的东西，不值得重视的东西。“打跟头”：又称“翻跟头”，这里指三番五次地、久经挫折地。“磕”：磕打、敲打。把东西(主要是盛东西的器物)向地上或较硬的东西上碰，使附着的东西掉下来。“拴”：用绳子等绕在物体上，再打上结。这一系列方言词的运用使得牛全德一出场就带着一身的匪气：粗野、任性、蛮横。

　　关于红萝卜的片段描写，是这样的：

　　红萝卜对宣传队很感兴趣。有一天，当几个宣传队员走过后，红萝卜拉着张有才坐在草地上，绛红的脸孔上堆着笑，叹息说：

　　“嗳嗨，这些宣传队懂得真多！说的话多有筋骨！”

　　你现在想家不想呢？张有才望着红萝卜的脸孔问。

　　“怎么不想呢？”红萝卜回答说。“可是有国才有家，日本鬼子没有滚怎么会安居乐业？”

　　“可见要想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应该先齐心齐力的打鬼子，是不是？”

　　“那当然，那还用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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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日本不会永远占下去？”

　　“平平白白的来占了人家的地方，天下哪有这道理？”

　　“要是大家不打他，他还不是永远占下去？”

　　“为什么不打？只要老百姓懂得打他的道理，谁还不愿打？好比从前打奉军一样，老百姓心一齐，遍地起漫，一窠蜂争着上前，整师的人都在咱这儿三下五除二的给打垮了。老百姓‘起反’都是逼起来的；逼得没办法，哪一个真正怕死？”1(457～458)

　　这段红萝卜与战友张有才的对话也使用了方言词“筋骨”、“起反”等，使人物形象具有地方特色。更重要的是，这里，红萝卜使用了最简单也是最朴素的逻辑思维：“平平白白的来占了人家的地方，天下哪有这道理？”“为什么不打？只要老百姓懂得打他的道理，谁还不愿打？”“老百姓‘起反’都是逼起来的；逼得没办法，哪一个真正怕死？”这样的话语义正词严、掷地有声，能够出自“走在树下怕树叶砸头”的红萝卜之口，正说明了红萝卜在游击队里的显著进步。

　　二、简单道具

　　在描写牛全德的相好、街面上那个“坏女人”时，使用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道具式的、符号式的“头疼膏药”。

　　他的“朋友”正像在北方小时镇上常见的骚货一样，企图用人工挽回失去的青春，除将廉价的铅粉厚厚的涂在脸上，还在鬓角上贴两片黑色的头疼膏药，做出一个引人爱怜的样子。每逢受窘的时候，或不得不装做害羞的时候，她便用露风的枯燥的手指摸一下头疼膏药，把眼睛避向别处。1(421～422)

　　在小说里，每当这个女人出现时，总有摸一下头疼膏药的动作，所以，“头疼膏药”完全可以成为这个女人的代号，就像赵树理小说中的“三仙姑”和“二诸葛”一样，人们或许记不住他们原来的名字，但一定记得清他们的绰号。

　　在描写赌场出宝的宝倌时，一块“旧蓝布手巾”形象生动地刻画了赌场上宝倌的种种复杂隐秘心理，写出了宝倌的狡猾。

　　出宝的宝倌戴一顶油腻得发亮的瓜皮帽，用一块旧蓝布手巾遮在眉头上，为的是使人们不容易看见从他的眉毛上或眼睛里不自禁流露的特别神色。1(423)

　　三、心理描写

　　在写牛全德渴望指导员找自己谈话时，有一段心理描写特别能显示牛全德好面子、盼望受到重视、渴望进步的心情。

　　牛全德开始对指导员的这一套感到兴趣，不完全当做膏药了。他点着一支烟静静的抽着，一面抽一面在心里准备着指导员问他的时候他如何回答。

　　“穷孩子出身，”他心里回答着第一个问题；“起小就穷，屌蛋净光。”他随即觉得在长官面前说话要检点一点，就改为：“报告指导员，我出身很穷，祖上什么家产也没给我留。”

　　“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他心里代指导员发问。

　　“报告指导员，我只有一个人，”他心里又回答说。

　　“从来就没有老婆么？”

　　牛全德心中一怔，犹豫片刻，就决定回答说：“有，不过没有带来，连孩子留在外边，战时一起来就割断了音信。”

　　“你从前干过军队？”

　　“报告指导员，我是十六岁就混军队……”

　　他一问一答的在心里思量着，不知不觉的两支烟都抽完了。虽然指导员还没有叫到他，但他已经把一套问答预备烂熟了。1(443)

　　很可惜，当天，指导员并没有叫到他，而且，很久以后，指导员叫他谈话时，他早早准备的这一套根本没用上。正是因为这一套没用上，才使我们觉得牛全德这个人物更加诙谐可爱。这段心理描写绝妙地描绘了一个流氓无产者逐步转变的心理过程和他要强争胜、粗中有细的性格。

　　四、个性化的语言

　　小说中红萝卜的屋里人“来娃娘”是这样出场的：

　　又谈了一会儿，红萝卜对于参加游击队已经心理很热了。不过，他不能马上就完全决定，还得跟来娃娘商量商量。来娃娘是个懂事人，在心里一琢磨，反正庄稼一时不能做，亲戚家也不能长久住，让他干一时游击队倒也不妨。

　　“你愿去就去吧，我不拦你。”她说：“与其日后叫人家抓去做壮丁，倒不如跟着校长去当游击队”。只是，”她又说，“你当了游击队，不要欺负老百姓，打仗的时候也不要太上前呀！”1(414)

　　这里，“来娃娘”的半句话“打仗的时候也不要太上前呀！”，让人听了忍俊不禁。这种送夫上前线时的交代语饱含了多少无奈和关爱啊！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其中精于筹划、狡黠耍滑的成分，但我们更多地体会到的是“来娃娘”盼望红萝卜能够平安归来的心情。就是这半句话让“来娃娘”这个人物形象 “抢了镜头”，一个普通的、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呼之欲出！中国人素有的中庸思想在她身上有体现，中国百姓的敦厚善良在她身上也有体现，作为一位妻子在国难当头之时支持丈夫去打仗又怕丈夫牺牲的矛盾心情在她身上更有体现！“来娃娘”的形象与《荷花淀》中的“水生嫂”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不同。虽然她们都心疼丈夫，依恋不舍，但还是很快欣然同意了丈夫的入伍，这是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水生嫂更加含蓄、温柔。当水生回家把要上部队的消息告诉妻子时，水生嫂的反应只是：“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这简短的话语，似有对丈夫的赞许，又似有依依不舍的嗔怪，还有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这里的水生嫂是受水生支配的。而“来娃娘”则直来直去、心直口快，支配着红萝卜。“来娃娘”个性化的语言使得读者一下子就记住她了。

　　《牛全德与红萝卜》这篇小说着墨最多、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牛全德——一个正在受到革命纪律启蒙的流氓无产者的形象。“启蒙”泛指通过宣传教育，普及新知识，使人们摆脱愚昧、取得进步。这部作品从一定意义上说，有启蒙意义。但与鲁迅的启蒙小说相比，有很大不同。鲁迅小说中的主人公有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启蒙者多数是知识分子，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而被启蒙者多是贫雇农如阿Q、祥林嫂。这些启蒙者往往带些颓唐情绪，而被启蒙者往往是在未得到启蒙的困惑中死去，结局是可笑的或是悲惨的。姚雪垠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被启蒙者。如《差本车麦秸》中的“哑巴”，《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的牛全德。战争使普通民众认识到了“不敢走侵略者，就不能过安稳日子”这个最朴素的道理，战争使流氓无产者和稍有土地的农民一同走到了抗日的游击队里来了，如牛全德和红萝卜。在游击队里，政治指导员和分队长的宣传教育使游击战士提高了对抗战的认识，加强了纪律性。这里的启蒙者可以说是指导员和分队长。指导员和分队长的教育对牛全德来说，一开始全当耳旁分，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不服气。后来，这些宣传教育渐渐打动了牛全德，特别是指导员所说的山西的游击队如何好、的话。在牛全德见识了指导员的真本事之后，他不得不相信和服气。被启蒙者牛全德在与坏习气艰难的斗争中逐渐觉醒了，尽管他还一下子无法完全摆脱匪气和霸气，但毕竟他是进步了，而且是在渴望着更大的进步。他热切期待着到山西去上学，接受革命的教育培训，渴望着新的生活。试想，假如没有他临走前夜里发生的那场战争，或许他日后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小说的结局是：牛全德在战斗中，因掩护红萝卜和赵班长而英勇牺牲了。这里，被启蒙者是怀着对未来的欢喜和希望而离去的，他是在追求光明和新生中牺牲的。所以，他的死是悲壮的，是大无畏的，带着明丽的色彩。正像他墓碑上的挽歌所描述的：

　　从黑暗中

　　睁开了睡眼，

　　看见了光明。

　　又怀着无限的

　　欢喜和希望，

　　从光明起

　　闭起了你的眼睛1(407)

　　牛全德的墓碑上赫然刻着：“一位为革命和同志而牺牲的民族英雄”。所以，牛全德尽管牺牲了，但他的结局是光明的，他没有沉沦于女人，也没有迷醉于赌场，而是牺牲于民族抗日的战场。尽管牛全德身上有种种的坏习气，但是他对游击队的确是做了贡献的。小说这样描写分队长对牛全德的认识：“他觉得在草创时候很需要像牛全德这样的人物，于是就让牛全德做了班长。牛全德也确实能干，他一参加后就马上吸引了几枝好步枪，而且跟着枪支而来的都是火线硬的小伙子。”1(500)尽管牛全德随意地猜忌别人、欺负红萝卜、甚至挑逗女人，但是用心地操练军队、他对“坏女人”生活的关心、他在参加战斗前急急忙忙向陈洪借钱归还欠小铺子里的酒钱、他渴望指导员找自己谈话等行为都说明他正在向好处转变，这种转变在战场上得以升华。瑕不掩瑜，他的抗日功劳是不可抹杀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他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民族英雄，谁说英雄都是十全十美的？牛全德不再是鲁迅笔下的 “庸众”，也不再是昏睡的国民。鲁迅对他笔下的“老中国的女儿”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启蒙是鲁迅先生的毕生追求，但启蒙的困境使鲁迅对启蒙本身产生了怀疑。” 所以，鲁迅作品中的觉醒者往往对自身的觉醒怀有一种不确定性。而姚雪垠对他笔下的“中国女儿”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的，是寄托了民族崛起的厚望的，他笔下的觉醒者对自己的觉醒是确定的。鲁迅“用心甚苦，用情极真” ；姚雪垠则豪放乐观，用情极壮。

　　豫西方言土语的使用

　　《牛全德与红萝卜》能够成功塑造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小说使用了大众化的、通俗化的语言，特别是大量使用了豫西方言。如果这部小说的读者是熟悉河南话的人，那么他就会感到这部小说更加亲切够味。姚雪垠在《从<差半车麦秸>到<牛全德与红萝卜>》一文中说：“我写《差半车麦秸》是受到一九三四大众语讨论的直接影响而在创作实践上所做的探索。前边我已经提到我从一九三四年大众语论争后如何有意识地收集和研究河南人民群众的口头语汇，现在我还要做一些补充说明。……一九三四年的大众语讨论给我两个重要启示：一是如何运用大众口语问题，二是如何使作品的语言不仅可阅读而且可以听的问题。” “《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都是探索如何运用大众口语问题的产物，这在当时还是个新鲜课题。《差半车麦秸》发表之后，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兴趣和重视，恐怕大半是由于我对中原乡土语言运用的成功，使大家感到新鲜。主人公典型性格的塑造，得力于乡土语言。”4(225)“我写《牛全德与红萝卜》有一个动机和目的，不全为读者理解。大家多以为我的创作目的是塑造牛全德与红萝卜两个人物，尤其是要塑造具有农村流氓无产者性格的牛全德及其初步转变。这虽然也是我的写作目的，但是我更着眼于继《差半车麦秸》之后探索口头语言的运用和与这种语言相谐和的带有朴素美的作品风格。”4(226)这里，姚雪垠明确指出了《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目的，它是大众语的讨论的成果之一。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开展了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涉及问题最多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讨论。众多作家就文学作品的大众语、通俗化等，分别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一九三四年春夏，报刊上重新展开文学新旧形式的讨论。姚雪垠受到这次讨论的影响，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创作中追求艺术的大众化、通俗化。他继《差半车麦秸》的成功探索之后，又创作了《牛全德与红萝卜》，继续探索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无疑，《牛全德与红萝卜》在运用豫西方言土语方面是成功的。豫西方言土语的运用，不仅记录了河南的地域文化，而且丰富了汉语的语言宝库，在提高文学语言的表现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姚雪垠在创作上对豫西群众口语的重视，在他后来的《长夜》和《李自成》中都有体现。下面是《牛全德与红萝卜》中豫西方言土语使用的实例：

　　一、使用歇后语

　　歇后语是一种短小、风趣、形象的语句，是熟语的一种。它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起“引子”作用，像谜语，后一部分起“后衬”的作用，像谜底，十分自然贴切。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常说出前半截，“歇”去后半截，就可以领会和猜想出它的本意。《牛全德与红萝卜》中所使用的歇后语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逻辑推理式的，前面是比喻部分，后面是说明部分。说明部分是从前面比喻部分推理的结果。例如：

　　十五个吊桶打着水——七上八下的：“他说话还是恶声恶气的；一个字像一块砖头，仍在女人的心嵌上。女人的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着水——七上八下的。”

　　一口吞下去二十五只小老鼠——百爪抓心：“红萝卜也装作没事的样子笑了笑，但实际真像是一口吞下去二十五只小老鼠，百爪抓心呢！”

　　麻绳捆豆腐——不能提：“可是你近来进步很快。” “唉，麻绳捆豆腐，不能提啦！”

　　年三十的灶公鸡——没有多长阳寿：“看你们也是‘年三十’的灶公鸡，没有多长的阳寿！”

　　另一种是谐音的歇后语，它在前面一种类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谐音的要素。这种用法在《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用得较少。例如：

　　门神里卷灶爷——画(话)里有画(话)。“可是你刚才说的话，全是门神里卷灶爷，画(话)里有画(话)。”

　　二、使用地方性谚语

　　谚语是人民群众口头流传的固定的语句，常用简单通俗的话来反映深刻的道理，读起来琅琅上口。恰当地运用谚语可使语言活泼风趣，增强文章的表现力。谚语反映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牛全德与红萝卜》中使用的豫西谚语如：

　　儿大不由爷：“‘儿大不由爷’，老子当然关不着！老牛，你好有一比：你已发火就像疯狗跑进会场里——乱咬”

　　哑巴蚊子咬死人：“牛全德反驳说：‘别看他平素不哼不嗯的，哑巴蚊子咬人才狠哩！’”

　　毛桃青杏野谷子：“呸！什么毛桃青杏野谷子，都是咱的‘同志’嘛！”牛全德咆哮说。

　　乌龟上树：“你要会拿着枪去打日本，乌龟还会上树哩！”

　　房檐下不是躲雨的地方：“房檐下不是躲雨的地方”，女人说，“我也不情愿在娘家长住。我爹我妈倒不说什么，就是我嫂子多嫌我们，常常的比鸡骂狗，黑脸白眼的，叫我忍受不下去。”

　　千里敬鹅毛，礼轻人意重：“喂，这可是“ ‘千里敬鹅毛，礼轻人意重’，别嫌坏呀！ ”

　　欠黑豆钱：指人情绪低略时，阴沉着脸的样子。“你为什么平常总是愁眉不展的，难道别人老是欠着你二升黑豆钱？”

　　夜明珠不放光不知是宝：“‘哼，夜明珠不放光不知是宝！’他心里说，越发想在队长面前显一显他的神通。”

　　阳沟眼儿里翻船：“哼哼！老子十六岁就混军队，大军头见过千千万，如今参加了这个下鸡巴游击队，阳沟眼儿里还要翻船哩！”

　　三、使用修辞手法、习惯用语等

　　《牛全德与红萝卜》中使用了大量的排比、比喻等。排比的使用加强了语势，使语言的节奏感更强，条理性更好，表达了强烈的感情。例如：“接受了分队长给他的任务和赞语，牛全德非常高兴他觉得他的头忽然长大了，大得跟大竹筐一样；心忽然展开了，展得跟打麦场一样；脚步忽然轻快了，轻的跟要从地上飞起来一样。”“同指导员分手以后，牛全德的心在笑着，嘴在笑着，眼睛在笑着。整个的牛全德浸在快活里，在笑着。”

　　比喻的使用将深奥的或抽象的事物说得生动形象，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如《牛全德与红萝卜》中使用的比喻：

　　懒婆娘的头发：比喻乱得很。“这个小小的游击队才建立没有多久，内部乱得跟懒婆娘的头发一样。”

　　在某人眼里撒灰：比喻欺负某人。“妈的，老子玩的枪比你见过的还多得多，你还想在老子的眼里撒灰么？可笑！”

　　不把某人夹在眼角：比喻不重视某人、藐视某人。“牛全德认为他自己是老军伍，见过世面的人，别说他不把红萝卜夹在眼角，就连分队长也没有被他重视。”

　　落汤鸡，泥母猪：比喻湿漉漉的、脏兮兮的。“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浑身上下没有一片干，不是像落汤鸡，就是像泥母猪。”

　　此外，豫西群众口语中还有一些习惯的说法如：丈夫把妻子叫“屋里人”；妻子把丈夫叫做“外厢人”；把自己的妻子叫“孩儿他娘”或“××(孩子的名字)娘”；把显示本领叫“露一鼻子”；把迷惑人叫做“灌米汤”；形容人的动作慢，就叫这人是“肉猪”；把吹大话叫做“卖狗皮膏药”；把外行叫做“白脖子”；把能够维持生活叫“包缠住”；把脑门叫做“卤门”；把歇一季不种庄稼的地叫做“”炕地”；把故意显示自己清白叫做“撇清”；认为某人多余或碍事，想赶走该人就叫做“多嫌某人”；辱骂未成年的女孩叫“小柯杈子”；将别人的情人夺取叫做“割靴靿子”；骂人吃胖了叫做“上膘”；骂人装聋或没听见某种声音叫做“耳朵里塞了驴毛”；把无端地、凭空地嫉妒别人叫做“吃飞醋”；把结拜兄弟就做“换帖兄弟”；把长时间地说闲话叫做“喷闲话”或“喷筐儿”。这些带有浓厚地方色彩和鲜明文化内涵的豫西方言在《牛全德与红萝卜》中都有体现，这里不再一一举例。

　　四、运用各种词性的方言

　　(一)名词：

　　墩子：墩儿：河南话里指板凳。“红萝卜吓了一个坐墩子。”

　　仃们(儿)：指兄弟，一种表示亲热的说法。 “‘来，咱仃们喝几盅！’牛全德用中指在酒杯里蘸一滴酒，在桌面上点了三点。”“老大哥，咱仃们不是外人，过不着，”开宝人赶快赔笑说，亲切而又恭敬的。“没钱花的时候言一声，只要你兄弟赢的有。”

　　哑巴酒：喝酒时不猜枚、不划拳。“非猜不行，老子顶讨厌喝喝哑巴酒！”

　　(二)动词：

　　汤(土匪)，混(军队)：“你这个混蛋玩意儿，老脾气总是不改！你现在既不是汤土匪，又不是在军阀手下混军队，随随便便的骂同志……”

　　诳：欺骗。“‘你别诳我’，牛全德俠着快活的眼睛说。”

　　中：甲骨文字形，中象旗杆，上下有旌旗和飘带，旗杆正中竖立。本义：中心、当中，指一定范围内部适中的位置。比喻义：适中；适于；合于；成；行；好。河南方言中常用这个字表示同意。“唉，只要不离开本地面，干一个时期倒也中。”“打日本就是救国家，救地方，又是替你的老母亲报仇，为什么不中呢？”

　　(三)拟声词：

　　唧咛：尖而细的声音。“有一次，一颗子弹唧咛一声从红萝卜的耳边穿过，打在面前的一棵小树上，树身断了。”

　　咕噜：又说“咕哝”，多指自言自语，并带不满情绪的小声说话。“媳妇没有敢当面反抗；等婆子走出屋子，她低声的咕噜说：‘人家已经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你还在心疼两三根火柴哩！’”

　　(四)感叹词：

　　乖乖、乖乖儿：“别讲你妈的那些冠冕道理吧，我的乖乖！”牛全德叫起来，不要他的朋友说下去。“乖乖儿，我混了十几年还不会指挥‘大野外’，这家伙竟然都会！”

　　妥啦：表示好了，完事了。“妥啦，静看打死多少鬼子跟汉奸吧！”“妥啦，牛全得拍一下大腿说：“哈，算我牛全德以前是白活了半辈子！”

　　(五)形容词：

　　屑来小去：微不足道的意思。“要说借贷不遂么，屑来小去的事情牛全德自来不挂在心上。”

　　毛焦曲连：形容心急如焚。“连我自己也不晓得要到什么地方去，只觉得毛焦曲连的，高低睡不着，闷得发慌。”牛全德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