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与《永昌演义》互见录

《李自成》与《永昌演义》互见录

　　——写在姚雪垠百年诞辰之际

　　内容提要 两本同是取材于明末李自成起义的小说：《永昌演义》(李宝忠，字健侯著)和《李自成》(姚雪垠著)。前者问世于上世纪30年代初，曾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于陕北民间。 毛泽东看过此书并给予评论，建议修改，但无结果。1984年和2008年此书被三家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量高达数十万册。后者创作于1957年，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全书五卷，凡330万字，于2009年作者去世后方才出全。毛泽东曾看过此书第一卷，认为“写得不错”，所以即使在“文革”中也两次指示让作者把书写完。本文从两书作者的历史观和审美意识上的差异入手，比较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创作境界、叙事方式和作品价值。概而言之，产生于现代的《永昌演义》并未进人现代文学史，只能算是一部产生于现代的“古代小说”，而《李自成》则作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一部杰作，同时也率先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

　　《李自成》是著名作家姚雪垠倾毕生精力铸就的一部篇幅浩瀚、内容丰赡而又风格独特的现实主义巨著，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的一座气势恢宏的丰碑。在纪念姚老百年诞辰之际，理所当然地应当谈一谈他的这部代表作。但是研究、评论《李自成》的文章和专著已经很多了，要想说出一点新见，不容易。我在这里扯出《永昌演义》，目的是想找出一个新的角度，来表达自己新近阅读《李自成》全书及一些相关资料所获得的若干心得，缅怀故人。

　　(一)毛泽东的殷切期待：两部描写李自成小说的历史机缘

　　1966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上对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指第一部第一册)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1)其时“文革”风暴骤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涛席卷全国，文艺界首当其冲。在此“万家墨面没蒿莱”的大动荡时刻，毛泽东为什么偏偏对原属在劫难逃的“摘帽右派”作家姚雪垠，给予如此特别的关照呢？

　　原因可以找出很多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对于作家用唯物史观来观察、描写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殷切期待。

　　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农民起义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反复强调学习历史，认真总结和吸取历代农民起义，特别是李自成、洪秀全领导的这类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起义斗争所留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庶几更好地推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中国革命运动。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其时延安正在开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甲申三百年祭》就是与会高级干部的学习文件之一。毛泽东高度评价郭文的意义。1944年11月21日，他又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又说，“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2)。这已是广为传诵的佳话。其实，稍前于此，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给陕北著名民主人士李鼎铭写的一封关于《永昌演义》的信(3)，同样也反映了这期间他关于如何以唯物史观观察、评价李自成起义，并从中吸取经验的思考，与他致郭沫若的信，实为异曲同工。

　　《永昌演义》是一本取材于李自成生平事迹的章回体小说，共四十回，三十五万字左右。作者李宝忠(字健侯)，陕北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他自幼博学广游，倾心文史，蒐集了许多有关李自成起义的历史资料，旁采乡里闾巷传闻，考订推衍，于1926年夏写出《永昌演义》初稿，然后又反复修改，定稿于1930年末。此后此书便以抄本形式流传于陕北民间。在延安强调要研究李自成的时候，李鼎铭把此书推荐给毛泽东。从毛给李的信中我们看到，他对《永昌演义》非常重视，拿到书后不仅“阅读一过”，而且“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毛泽东很尊重作者的劳动，说他“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谨向他“致深切之敬意”，并邀他“来延安一游”。据知情者回忆，信发出后不久，毛泽东就在延安热情地接待了李健侯，还以“二百元边币”见赠。全国解放后，又由毛泽东建议，李健侯被安排到陕西省文史馆做研究员，修改《永昌演义》(4)。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毛泽东十分尊重李健侯的劳动，但却并不苟同《永昌起义》的基本思想倾向，因而在信中写道：“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却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李健侯当然同意。只是老天不遂人愿，他于1950(亦说1954)年因病赍志而没。毛泽东的殷切期待当然也就化为泡影(5)。

　　时间到了1963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他怀着一种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心情，悄悄地给毛泽东也寄了一本。这无疑会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尽管日理万机，不胜繁忙，他还是把书看了。1966年8月，“文革”之初，他之所以作出要“保护”姚雪垠，“让他写下去”的指示，原因显然在于他从这本“写得不错”的《李自成》里，看到了20年前自己曾经期待于李健侯的那个心愿。后来，姚雪垠的创作因不断受到干扰，难以为继，不得不鼓足勇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支持。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又做出了“我同意他写小说李自成二卷、三卷至五卷”(6)的批示。这与其说是姚雪垠个人的幸运，毋宁说是因为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李自成》这部小说所呈现出来的、他曾经所殷切期待的“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的“新历史观点”。

　　经过漫长而坎坷的道路，历时半个多世纪，到1999年8月，《李自成》全书5卷12册凡330万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全部出版。此时距毛泽东逝世已经23年。姚雪垠也于全书出齐前夕，即1999年4月29日驾鹤西去。当下的情景，虽说已经物是人非，但历史并未中断。《李自成》小说前3卷于1981年出版后，反响热烈。然而第四、五两卷直到1999年方才问世。在这长达18年的时光中，世事沧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由单一而转向多元，关心李自成命运结局的读者，除了期待着小说最后两卷的出版外，必然也会关心各种各样有关李自成起义的信息。精明的出版家抓着了这种阅读心理需求，于是在1984年，先有新华出版社将《永昌演义》原稿加以点校出版；同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复将此书稿以《李自成演义》为书名，予以出版；2008年，重庆出版社又以《大顺帝李自成》为书名，把这部当年毛泽东希望作者以“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但未能实现的书稿，再次出版。耐人寻味的是，这三本书，都冠有毛泽东1944年4月29日写给李鼎铭先生那封信的手稿。读了《李自成》全书，再读《永昌演义》，两相对照，真让人浮想联翩，不能自已！

　　(二)两种历史观，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境界和作品质地

　　要写一部好的历史小说，作者除了要具备一般文学创作的各种条件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历史生活的悟性和能够经得起历史实践检验、有助于社会进步、符合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观。一个人的历史观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同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乃至全部人生经验和文化素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正确的历史观对于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姚雪垠在谈及自己的文学道路，特别是在谈到《李自成》的创作实践时，曾一再强调自己在青年时代即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启蒙和教育，说他所拥有的史学知识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史学知识”，舍此，便没有《李自成》。坦率地说，对他的这些肺腑之言，我们常常是当做一般的文学理论常识，甚至是当做作家在论及自己创作经验时不得不然的老生常谈或应景文章来看待的，体会不到其中的深刻含意。现在，我们把《永昌演义》和《李自成》对照起来读一读，就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感受到正确的历史观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是何等的重要，也体会到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应该以“新历史观”来改造《永昌演义》的真正原因了。

　　《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在该书的《自序》里谈及其写作动机时说，根据他的感知，崛起于草泽之间，苦战十余年，一举而覆明称帝的李自成，是一位光明磊落，“不贪财，不好色”，以雄才大略取天下的英雄。只是经过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老旧观念的颠倒，他才被人们称为“流寇”，其“古豪杰风”也就不再为人所知。“窃叹吾乡有此不出世之伟人，而竟听其事迹湮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这就是说，他下大力气写作此书，目的在于为乡里伟人立传。这样的动机，如果能真正地体现到作品里去，其作品的境界，虽然不会显得多么高远、宏大、深遂，但也可以产生一定的思想教育意义。但是，就像毛泽东所指出的：“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作者的历史观有问题。读此书时，我们几乎时时处处都能感觉到，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和唯心主义的历史宿命论，构成了作者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作者对历史资料的选择、推衍和为展开故事情节而融入的种种虚构成分，都受制于这种陈旧的历史观，或曰是为宣扬这种陈旧历史观服务的。这与我们在读《李自成》时获得的感受实在是大相径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列举两个例子，略加比较。

　　其一是关于李自成失败后的结局。对此，历史上本来有两说。姚雪垠选择的是李自成单枪匹马逃进九宫山深处，为当地一程姓乡勇所误杀之说。他借助当地有关“义马岩”的民间传说，加以浪漫主义的发挥渲染，为李自成的英雄悲剧画上了一个惊叹号。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杀死李自成之后才弄明真相因而悔恨不已的程姓乡勇和当地乡民对李自成的祭奠，是伴随李自成征战半生、无比忠勇的乌龙驹为李自成合拢身首的灵性，是那郁郁葱葱、“红得像一片血海般的”枫树林间耸立着的“义马岩”的巍巍雄姿。人们说，这“义马岩”就是乌龙驹的化身，三百年来，它不时地回望李自成的坟墓，“向着苍天，悲愤地萧萧长嘶”，令人神往。

　　相比之下，李自成失败后的下落，在《永昌演义》里却大不一样。作者选择了李自成遁迹山林，削发为僧，两度转移，万念皆空，自耕自食，一直活到九十岁的说法。选择此说，决非偶然。因为小说一开始，写李自成降生，作者就用旧小说惯用的荒诞笔法，说李自成是天上的“破军星”“应劫下凡”。待到写李自成失败后的心情时，作者更借助于这种荒诞手法，写李自成于梦幻中接受神的启迪，“洗心涤虑，把从前的事一概置诸度外”，“连天生的勇悍气质都化尽了”。尤其荒唐的是，小说还写了李自成在幻境中与崇祯的阴魂以及遁入空门的清朝顺治皇帝相逢的情景。李自成与崇祯之间那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这里通过“仙官”之口，被说成了“全系大数所定，并非人力使然”；李自成与顺治皇帝对奕时，两人都“红尘看破，视天下如敝履，茫茫浊世，诚不欲再寻烦恼矣”。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陈抟老祖”留在壁上的一首诗，让李自成和顺治同时悟出他二人在此一会，是三百年前即已“前定”了的宿缘。很显然，作者是用宿命论观点来看待历史和社会人生的，他在这里否定的，不仅是李自成及其所领导的那一场农民战争，而且是历史和社会人生的现实性。

　　马克思说：“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7)确实如此，我们在《永昌演义》里看到的，是“用迷信来说明历史”；在《李自成》里，则看到了姚雪垠“用历史来说明迷信”的不惓努力。

　　其二是关于李自成悲悯和“礼葬”崇祯的描写。

　　这一重要情节虽然是从同一史料生发出来的，在两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作者观点不同，两书描写出来的情境则截然相反。在姚雪垠笔下，攻进北京的李自成，由于他自身思想上的局限和策略上的严重失误，实际上已经登上了陷其于灭顶之灾的快车。此时，他踌躇满志，“天命观”和帝王思想极度膨胀，热衷于称孤道寡，惊叹于紫禁城里的殿宇宫阙和皇家气象，念念不忘登极和选妃，见美色而心旂摇荡。他把明宫的两千多名宫女当作战利品“分赐”“有功将士”，弄得人心浮动，军纪败坏。因为心有旁骛，刘宗敏为追脏索饷，以酷刑拷掠明朝众多贵戚大臣，弄得人心唯危，后果严重，李自成却茫然不察。更重要的是，对于早已在窥伺中原、待机而动的满州多尔衮政权，还有手握重兵、正犹豫于勤王与降清两可之间的吴三桂对他的致命威胁，他竟也疏于考虑。对崇祯的悲悯和“礼葬”，正是他此时思想上和举措上诸多失误的表现之一。那么，他为什么在攻打北京的战火硝烟还未散尽的情况下，便跑去“看”崇祯尸体，下令妥加保存，予以“礼葬”呢？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崇祯实非一般的亡国之君”，他虽“失了江山，但是这是气数”；所以待之礼，则是因为“孤要效法三代圣主”。在展开这方面情节的时候，姚雪垠保持了他固有的从容不迫、含而不露的文字风格。细加体会，就会发现，李自成说的这些话，其实就是他的“天命观”和帝王思想的翻版。他说话时的神情看上去似乎踌躇满志，然而已不见当年的那种战斗雄风。他要“施尧舜之仁”于崇祯父子，然而恰恰是他策略上的失误，导致大顺军官兵在城里奸淫掳掠，胡作非为，闹得民怨沸腾，以致于出现了希望吴三桂赶快班师勤王的街谈巷议，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讽刺啊！李自成信奉“天命观”，以尧舜之君自居，从迷信“天”到迷信自己，姚雪垠就是用他置身其间的那一段驳杂纷繁的历史生活画面，“说明”这种“迷信”的荒谬性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呈现在《永昌演义》里的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在小说里，李自成一听说崇祯已在煤山自缢身亡，便“吃了一惊”，说是“孤须亲自去瞧一瞧”。见到形态“伤惨”的崇祯尸体，他先是“深深下了一拜”，“不觉双泪直流”，然后“抚尸说道：‘崇祯、崇祯，孤原无害你之心，你何故寻此短见，叫我今日怎么去对天下臣民也。’”他这一哭一诉，让陪同前来的李岩等文武左右也都“无不伤心泪下”。待到崇祯的尸体被搬到昌平明陵“按皇帝、皇后例”安葬时，作者写道，“霎时间陵前数万男女，哀声大震，山谷皆惊”，“陵前排列的文武石人，一对对都形容凄楚，大有伤心下泪之态”。从这些充满了主观色彩的夸张笔墨中，人们已经不难发现作者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来看待崇祯“身殉社稷”的了。不止于此。在描写崇祯上吊前与后妃、皇子、公主生离死别的情景时，作者还跳出小说的情境，站出来大发感慨：“漫说身当其事者不知怎么难过，就是作者叙事至此，亦要泪随笔下了。”他的情绪显然出自其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抓住李自成悲悯崇祯并予以“礼葬”这一点历史线索，不管此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不管李自成当时的整个思想状态以及后人应该如何正确地加以分析、评价，便添枝加叶，大肆渲染包括李自成和作者本人在内的对“身殉社稷”崇祯皇帝的哀痛之情。这样，小说就不仅否定了李自成起义的伟大意义，颠倒了历史是非，而且也颠倒了李自成个人思想品德上的是非曲直，把他思想感情中的消极成分当成美德来加以称赞了。

　　忠君思想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可一根否定也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对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具体到明清易代之际的这一段兴衰治乱的历史，涉及到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运动的意义，谁要是用封建的忠君报国思想来看事论人，那就一定会把哭泣和眼泪送给“身殉社稷”的崇祯皇帝和一切为保卫崇祯王朝而尽忠死节的人，把仇恨乃至诅咒投向李自成、张献忠及其领导的整个起义运动。《永昌演义》“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这就势必造成小说主题上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和史料处理、艺术描写上的种种纰漏。如果姚雪垠在创作《李自成》的复杂漫长过程中，不能时时处处注意划清新旧两种历史观的界限，坚持以唯物史观来统帅史料、指导创作，那么，《李自成》将会被写成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永昌演义》便是前车之辙。

　　当然，我们在这里强调历史观对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只是记住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混淆文史界限。“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8)，这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三)两种不同的审美意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和作品体式

　　《永昌演义》和《李自成》虽然同是取材于明清易代之际的李自成起义运动，但写出来的却是质地和风貌截然不同的作品，究其原因，除作者历史观的差异之外，还有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两位作者在文化和文学素养上、知识结构上、创作才能上、审美意识新旧上的差异，都是不可忽视的方面。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论及，这里只想对两位作者审美意识差异，及其在作品中引发的不同结果略加分析。

　　《永昌演义》动笔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定稿于1930年年底。此时的中国文学，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洗礼，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小说创作中出现了《阿Q正传》、《呐喊》、《徬徨》、《蚀》、《沉沦》、《倪焕之》等这样一批全然不同于旧小说的长、中、短篇作品，堪称现代文学经典。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和作品体式，都已焕然一新。李健侯原本就有宿命论、忠君思想，这时选择古代小说中演义小说这种体式来为李自成立传，不仅反映了他与新的文学思潮、新的小说观念和创作方法之间的隔膜，而且也意味着他难免要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叙事方法上借助于《三国演义》、《说岳全传》之类的演义小说。事实也确是如此。上文我们提到《永昌演义》把李自成说成是天上的“破军星”“应劫下凡”，失败后遁入空门，在冥冥中与崇祯的阴魂相逢，经“仙官”指点，彼此尽释前嫌。这种情境描写，同《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如出一辙。关公死后“一魂不散”，于风清月白之夜游荡到玉泉山老僧普净的幻境中，大呼“还我头来”，并请普净“指点迷途”。普净说：“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向谁索耶？”“于是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这种人、鬼、神、佛浑然并存的情境描写，源于古人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思维，普遍见于中国古代各类小说之中，尤以志怪、神魔小说为甚。这在古人，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今人就只能另作别论了。

　　鲁迅在论及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时说：“小说起源于神话”。“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9)。在论及志怪小说特点时，他又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半神”现象的变异和特点，说那些“张皇鬼神，称道灵异”之书的作者“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究其原因，乃在于“中国本信巫”(10)。因此我们不妨把古人这种以迷信鬼神，不辨“诚妄”为特质的思维，简称为“巫式思维”。在小说和戏曲创作中，“巫式思维”是作家观察社会人生，编织故事，展开情节，化解种种恩怨情仇的重要契机。对于古代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巫式思维”，今人若能以现代思想和新的审美意识加以观照，经过转化，是可以成为浪漫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资源的。不经转化，盲目袭用，写出来的东西，那就只能停留在“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而又不辨“诚妄”的思想和艺术层面上。

　　在《永昌演义》里，这种不辨“诚妄”的“巫式思维”，除了表现在对李自成失败后结局的描写之中，此外还有很多。比如把崇祯之死和明朝灭亡归于“前定”，说他自缢前曾走进“洪武年间封闭的”一间宫中“秘室”，从“铁冦道人”留下的“锦匣”和三个画轴上发现，眼前发生的一切，包括他自缢的日子、自缢时“披发赤足”的惨状，早都已经被写在“锦匣”和画在画轴里了，从而引出了他世事皆由“前定”的“长叹”；又比如把军医“老神仙”陈士庆(《李自成》里名为尚炯)妖魔化，说他之所以能够“续筋补骨，起死回生”，是因为从深山“仙翁”那里得到一本“符咒禁方”，“将女人的生殖器割了下来，熬成膏药，治疗一切刀伤、箭伤，应验如神”；再比如，为了否定张献忠，借助一些“八卦”传闻，把张的坟墓写得妖氛森森，说是每值日落“常见一只大虫往来坟上”，“乡人误踏着坟边一草一木，足上定要发生个极大的恶疽”，“凶厉之气，数百年后不能尽”云云，荒唐不径。然而作者却在小说的《自序》里说，他对自己所“检集”的正杂各史和闾里传闻是进行过一番考订工作的，“存其可证之事，弃其不经之谈”。可见真正可证的“人闻常事”和荒诞的“不经之谈”，在这里其实并无区别。这正是作者因袭旧小说里的“巫式思维”造成的结果。所以说，《永昌演义》虽然写成于中国现代文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上世纪30年代，但并未进入现代文学史，而只能算做一本产生于现代的“古代小说”。

　　《李自成》的情况却截然相反。

　　其实，古人的“巫式思维”也是姚雪垠写《李自成》碰到的一个几乎波及全书而又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宋献策为迎合李自成造反称帝大愿而玩的那一套谶纬之学和卜卦观星之类的伎俩，在书中常常是作为重要情节或场面来展现的，但它非但没有给人造成“诚妄”无别的感觉，相反，却因有作者新的审美意识的观照而一一转化成了一种从历史真实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艺术真实，成了作者揭示中国古代农民革命特点和李自成之所以会由弱变强又由兴盛走向败亡的一个重要契机。贸然看来，作者在描写宋献策向李自成献“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以及后来写各种重大事件中李自成与宋献策在“巫式思维”上的默契，笔墨都很客观，似乎没有作“诚妄”之辨。其实，就在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相继来到李自成麾下不久，李岩与胞弟李侔私下交流起义后各自的心情，李岩在回答李侔关于宋献策“献的什么谶记”的询问时，即以一语道破天机。李岩说：“陈涉造反，将‘陈胜王’三个字写成帛书塞入鱼腹，然后剖腹取书，又令吴广假装狐鸣，都是借以煽惑大众。刘邦起义，未必真有斩白蛇一事……献策所献谶记，难道不也是鱼腹帛书之类？但我们既自誓效忠闯王，惟恐其不早建大业。如此等谶记，宁可信其有，不可疑其无。”李岩与宋献策是相识多年的朋友，相知甚深，他钦佩宋的才干学识，但对宋的“那一套风角、六壬、奇门遁甲之类”不以为然。他说：“这一套，我们不信，连他自己也未必真信。”这席话，完全符合李岩的身份和他在规定情景下的心理，也成了此后小说中作者描写各种“巫式思维”活动的思想背景。姚雪垠在谈到《李自成》的创作体会时说：“我们决不是照抄历史，而是要在深入历史的基础上跳出历史，这是个辩证关系。”(11)通过李岩兄弟的一席私下谈话的情节，对存在于李自成、宋献策之间的“巫式思维”，进行“诚妄”之辨，这不正是作者“既深入历史，又跳出历史”的生动一例么？

　　应该指出的是，姚雪垠在写作《李自成》过程中这种“既深入历史，又跳出历史”的全新审美意识，不止表现在以上所述的“诚妄”之辨上面，而是表现在整个小说宏伟、深邃的艺术境界的追求和创造之中。

　　何其芳在《论〈红楼梦〉》里谈到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艺术匠心和追求时说：“他们在作品中把生活现象作了大规模的改造，就像把群山粉碎而又重新塑造出来，而且塑造得比原来更雄浑，更和谐，却又几乎看不出人工的痕迹。”(12)我觉得姚雪垠在创作《李自成》时所作的也正是这样的努力。他不是从有关李自成起义的史料中提取一个故事来加以“演义”，或者弄一本“英雄传奇”，而是走《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反映生活、创造艺术典型的路子，把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及其兴衰始末，放到明清易代这样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空前激化的历史洪流中加以展现。李自成义军的两个主要对手，无论是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虽已腐朽不堪但仍在做垂死挣扎的朱明王朝，还是关外的那个雄才大略、在关内社会发生大动荡时刻抓住历史机遇，一举入主中原的多尔衮所代表的满族大清政权，在作者的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中，都是互相构成尖锐、复杂、剧烈的矛盾斗争关系的独立存在，而并不是作为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活动的背景来描写的。为此，小说突破了以往常见的按时空顺序、单线演进的叙事方式，将明王朝与农民起义军、明王朝与关外清军之间的矛盾斗争作为两条主要线索并列展开，将明王朝、起义军以及清王朝内部的种种矛盾斗争作为副线，穿插其间，交错展开；明朝灭亡后，清兵入关，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原先的齐头并进的两条线索逐渐转化为一条，即：所向披靡的清军和节节败退直至灭亡的李自成大顺军的斗争。利用这样一种严密完整、宏大繁复的艺术结构，作者以他对历史和文学的赤胆忠心，调动自己全部知识库存、艺术经验和多种语言能力，运用现实主义笔墨，绘出了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那一幅幅既饱含着浓重的血腥味又洋溢着强烈的文化气息，既波澜壮阔而又色彩斑斓、纤毫毕现的历史生活图画。数以百计的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活跃在这一幅幅历史生活的图画中。其中，李自成和崇祯作为悲剧人物的艺术典型，尤为令人瞩目。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怎样看待以“中兴之主”自诩实际上却做了自缢于煤山的“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怎样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来看待满族多尔衮大清政权入主中原这一历史巨变？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姚雪垠所描绘的社会历史图画中，在审美的层次上，获得启迪。因而，《李自成》的出现，既填补了现代文学史上没有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又为当代文学树立了一座无可掩映其光辉的丰碑。

　　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艺术上，《李自成》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之处。这一点姚雪垠自己也很清楚。他生前曾在各种场合表示在全书写完之后要再做一次修改、加工。可惜全书未能出齐，斯人已去，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憾事。但大树已经长成，枝节上的缺陷不会影响它整体的风貌和价值。1977年10月，在《李自成》第二卷问世后不久，著名作家秦牧就致信姚雪垠，郑重地指出：“我个人的看法，它(指《李自成》)不仅为当代读者所热烈欢迎，并且将成为世代流传之作。在若干年之后，它也将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列，长远传播。我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推断，而不是溢美之词。”(13)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秦牧的这一“推断”，是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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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任重致姚雪垠的信，转引自许建辉《姚雪垠传》第21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2)(3)见《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4)参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79-18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5)据许建辉《姚雪垠传》(第180页)介绍：建国初期毛泽东曾把《永昌演义》稿本交胡耀邦处理，胡又把稿本转中国青年出版社，该社印了一百多本，未公开出版；又据刘澜涛为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永昌演义》(1984年版)《代前言》介绍，书稿于1951年在西安被发现，他的老友常黎夫曾约请郑伯奇按毛泽东的意见加以修改，未果。

　　(6)见许建辉《姚雪垠传》第253页。

　　(7)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25页，人民出版社。

　　(8)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9)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第314-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8卷第31页。

　　(11)姚雪垠《关于崇祯形象的塑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姚雪垠研究专集》第330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12) 何其芳《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13)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姚雪垠研究专集》第505页。

　　2009年11月2日

[蒋守谦，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