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

《李自成》：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

　　阎 浩 岗

　　说《李自成》是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应该没有争议；而如今若说它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持异议者恐怕就占多数了。近20年为数不多的有关《李自成》及其作者姚雪垠的文章，除却亲友故旧的访谈回忆以及偶尔一见的普及性简介，研究论文多是将其作为反面材料，按“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之逻辑论述其“没落”的必然性，或按进化论逻辑论述当下历史小说超越或高于《李自成》之处。故旧亲友的文章之外，给《李自成》较高评价的论著屈指可数。近十多年出版的较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或对之漠视、无视，或只作为一种“现象”几笔带过；列了专节的，在简单肯定其艺术成就之外，更突出它怎样“参与了对现代历史本质的揭示”。 对之作较充分肯定的，似乎只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笔者认为，当下对《李自成》的评价，非文学因素起了很大作用，甚至是主要作用，而认为《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有现代化、理想化缺点，几乎是所有论者的共识，即使在这部作品最风光的时期亦然。 这大大影响了对这部巨著总体艺术成就、总体文学价值的评估。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就要排除那些非文学的干扰；对所谓“现代化”和“理想化”问题，也须进行具体深入的学理分析。

　　一、《李自成》评价中的非文学因素

　　文学以外因素影响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判断，这在其他当代小说的评价中也存在，而在对《李自成》的评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是对作品创作意图的歪曲。有人认为，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意图是政治投机，并由此出发贬低《李自成》的文学价值；还有一些人不加辨正随声附和，以讹传讹。 对这些，姚雪垠生前两任秘书俞汝捷和许建辉分别撰文，以自己掌握的一手资料以及对姚雪垠为人的切身了解，逐一进行了辩驳。 笔者在此再补充一证。1983年，在一次长篇小说座谈会上，姚雪垠就说过：

　　当时也没有想到生前还能出版这部书。……也正因为不准备出版，所以我敢于把崇祯、把宫廷生活写得那样细，否则发表出来还得了？

　　若认真查阅相关资料，依据事实按事理推断，真相本不难判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姚雪垠曾一再表示，他是要写一部描绘明清之际广阔社会生活画卷、足以留传后世的空前史诗，绝不迎合时俗。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如果他真的是为讨好毛泽东，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他直接写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直接歌颂毛泽东岂不更好？姚雪垠的两次上书毛泽东，只是为了争得最起码的创作条件。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作政治投机手段的人，怎会用42年时间去写一部书？若将姚雪垠在自己的三项创作计划(《李自成》、《天京悲剧》、《大江流日夜》)中选择先写《李自成》，解释为是为迎合毛泽东，那么，在毛泽东提倡“评法批儒”时，他坚持不写李自成反孔，则作何解释？ 姚雪垠选择写《李自成》，自己感兴趣、有强烈的创作欲望是主要的，他是找到了“想写”和“能写”之间的最佳契合点。

　　除了创作动机被曲解，影响对《李自成》评价的非文学因素还有人际关系问题。姚雪垠在春风得意时狂傲自负、不知收敛的性格弱点，也是影响人们对《李自成》价值判断的因素之一。谦虚谨慎、中正平和是一般国人所推崇的行为准则，最会做人的人，常常是功劳成就让别人说，即使自己认同这种赞誉，也要故意自贬几句。而姚雪垠却全不顾这些，文字或言谈中，每每毫不掩饰对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李自成》所取得成就的自信、自负。这种做法，在《李自成》正红火的时候，虽也有人不以为然，还不至影响多数读者的接受心理，但19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心理和时代审美风尚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就显得特别刺目刺耳、不合时宜了。而恰在此时，他却被动卷入了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论争，闹得满城风雨，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一般读者(包括大学中文系学生)在整个时代潮流作用下，也对《李自成》罕有问津：既是不合时宜的“老左”所作，学界权威又将其判为体现“三突出”原则、塑造“高大全”人物的“文革”文学，说得一钱不值，追新逐异的读者不能不受强烈影响。虽然作品价值应由作品本身决定，可《李自成》是一部超长篇幅巨作，其内容难以一目了然，第一卷第二版卷首的《前言》里面又确有一些引用领袖言论的黑体字，以及“阶级”、“革命”之类的字眼，“70后”以后的普通读者自然就望而却步了。许多批评《李自成》者并未看完全部5卷12册，即使是年纪大一些的“60后”及其以前的读者，也有许多连第三卷亦不曾认真读过。许多轻率的否定观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影响对《李自成》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进行公正评价的因素，还有批判者的狭隘“启蒙”批评视角造成的误读误解。

　　1985年以后文艺界的主流是追逐新潮，文化思想界的大趋势是以“五四”启蒙话语质疑和颠覆以往的阶级与革命话语，史学界和文学界都以“现代性”标准对农民起义乃至整个农耕文化持否定态度。这直接影响到《李自成》的评价。二月河“清帝系列”与唐浩明《曾国藩》等问世之后，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在题材选择与价值取向上来了个陈忠实所谓“翻鏊子”，帝王将相重新成为被同情、被歌颂的对象。然而，当代长篇小说中，最早同情皇帝和封建大臣的，不是二月河与唐浩明的小说，而是姚雪垠的《李自成》。后者在全书的第一、二卷即已对崇祯皇帝及其大臣卢象升、杨嗣昌甚至洪承畴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同情，第四卷更是把崇祯当作几乎和李自成同样重要的悲剧主人公来写，第三卷以后对清朝方面的君臣也表现出欣赏的态度；但是，由于作品的主线或主体毕竟是农民起义，作者又确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作英雄来写，在新的潜在的“题材决定论”观念下，它还是显得不合时宜，或难以被时评所容。

　　其实，写农民起义、同情农民起义，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否定《李自成》的学者说《李自成》等作品“建立起了农民起义进步性的神话”， 基本肯定这部作品的，也认为姚雪垠与其他写农民起义的作家一样，“对农民起义根本性质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缺乏反思的：往往只看到它的正义性、进步性，而没有看到它的狭隘性、落后性以及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性，没有看到它毕竟只是一种没有实际力量的悲剧革命形式。” 因为姚雪垠同情和歌颂了李自成、把李自成写成英雄，就认为他看不到农民起义的局限性、狭隘性、落后性，那是“想当然耳”。对此，姚雪垠本人在不同时期不只一次作过明确阐述。

　　他认为李自成并不反封建：

　　李自成……他是封建社会的革命英雄，革命的结果必然重新建立一个封建朝代，而他是新朝皇帝。有些人不讲历史唯物主义，不读历史文献，硬说他没有皇权思想，没有天命观，要建立的是所谓“农民政权”，未免太不实事求是了。

　　古代的农民革命，包括李自成领导的革命在内，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运动，革命者并没有进步到要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封建的伦理道德。

　　农民起义，只反皇帝，并不反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如果把农民起义写得很理想，就违背了历史真实。

　　他指出李自成后期并不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失去民心，导致最终失败：

　　李自成过于着眼和满足于军事斗争的步步胜利，而忽略了切实地“解民倒悬”，这是他的悲剧主因。现代史学界常有人喜欢称道李自成的均田口号，我认为是一偏向。……他也从来没有实行，没有在任何地方试行。……李自成后来遇到的对手是清朝政权，同他的作法恰恰相反。

　　有些史学工作者就是不肯从事实出发，而一口咬定李自成始终代表农民利益，凡是反对李自成的地方零星武装都叫做封建地主武装。其实，李自成并不代表反封建革命，他做的事情触犯了农民和一般地主利益的时候必然遭到反抗。

　　由于“左”的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影响，过去多少年中，大家讳言李自成后期的失去人心，讳言由于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北京城中和四郊人民对李自成的敌视态度。好像李自成是农民革命领袖，广大人民当然拥护。其实不然。……李自成此时已经不代表贫苦农民。

　　他知道李自成及其农民军不代表先进生产力：

　　在李自成身上，连当时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方已经出现的市民思想也没有，而只有封建思想和流寇思想。到了武装斗争的后期，他只能建立封建政权，不可能走另一条道路。

　　这些多是公开发表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前，姚雪垠的公开表述中，不可能明确说农民起义破坏生产力(在当时的中国大陆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所以《李自成》第一卷1977年第二版的《前言》在充分论述了李自成的帝王思想、天命观等历史局限性以后，还是捎带了一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后来在私下与助手的谈话中，他却明确指出：

　　当《李自成》第一、二卷投入创作的时候，正是“在中国……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点在历史界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而《李自成》的主题却是：历史上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只能破坏旧的政权和一部分旧制度，而不可能推动历史前进。社会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只能出现在阶级斗争比较缓和、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的时代，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黄巢起义的规模倒是很大，时间也长，但其结果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而且随后导致了唐末的军阀割据。太平天国运动也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李自成将被写成一个只能适应“人心思乱”而不能适应“人心思治”的人物，并且最终的归宿只能是悲剧。

　　质疑《李自成》的“现代性”并因而贬低其价值的论者，除了说它过高评价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还有一种理由就是认为它不该写英雄，更不该写农民造反英雄：

　　作者是以《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为榜样的，……你能从那两部名著中找到英雄人物吗？而《李自成》全书就是写英雄的，而且是农民造反英雄。文学史上的英雄时代早已经过去，特别是，中国历史上这种专制与愚昧相结合，欲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一治一乱的改朝换代，也已经被鲁迅先生用“阿Q式的革命”做了判决，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当作英雄来写呢？

　　这里的逻辑有些荒唐可笑：

　　大前提——《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是名著。

　　小前提——名著《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没有写英雄，而《李自成》写了英雄。

　　结论——《李自成》不可能成为名著。

　　事实上，文学史上的名著中，写了英雄的不也不胜枚举吗？比如荷马史诗、《悲惨世界》和《静静的顿河》。即使当下的文艺作品，写英雄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得到首肯的，也并不鲜见。以“现代性”标准，“农民”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但是，不代表新的生产力不等于成不了英雄。谁规定的只有知识分子或皇帝、贵族才能成英雄？“英雄”和阶级出身有必然联系吗？当农民“欲做奴隶而不得”时，不该为求得起码的生存权而奋起反抗？斯巴达克斯是奴隶，在西班牙名著中不也是被写成了英雄？最“现代”的美国不是也将斯巴达克斯的故事拍成了同名电影？

　　若真按职业特征，其实李自成也并非最典型的“农民”。他三十几年的生涯中大部分时间在军旅中度过，可以说是个军人——早期是“体制内”的军人，后来成了“体制外”的军人(朝廷的“叛军”)。如果说农民不能做英雄，那么李自成可以以“军人”身份做，他当了皇帝(虽然极短暂)后还可以贵族地主身份做。难道岳飞、戚继光、郑成功做得，他就做不得？朱元璋做得，他就做不得？康熙、雍正、曾国藩做得，他就做不得？

　　还有人否定《李自成》的价值，认为它“过时”，是因它重点写了阶级斗争。笔者认为，既然历史上确曾存在阶级斗争，现实中经济地位、财富多寡、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确实存在利益与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和矛盾冲突，文学作品就有必要表现。我们不应从过去的唯阶级论走向另一极端，变为讳言阶级和阶级斗争。判定《李自成》因其“坚硬的”阶级斗争框架而“过时”，这是对作品的误解：姚雪垠多次表示，虽然小说名为《李自成》，但他的创作意图并非单纯为李自成树碑立传，或揭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简单主题。在与日本作家松本清张的对话中，姚雪垠表示：“我决不是写农民受压迫而起义的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很一般。我力求写出一些历史的规律”， “要在一部小说中写出明清之际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比较广阔的生活画面” 。实际上，这部小说除了写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将明朝(以及大顺)与清朝之间的民族矛盾作为极重要线索，全书的开端与结尾都是写民族矛盾，在第五卷中民族矛盾甚至成为主要矛盾。除此之外，小说还以不少篇幅写了农民军内部、地主阶级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到最后还写到了由于李自成已不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失去人心，以及一些百姓的正统思想，农民军与底层农民的矛盾！

　　了解历史、正视现实的人，谁也不该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至于僵化的阶级论，其错误在于把一切矛盾看作阶级矛盾，对人们的立场观点简单地按照阶级出身一刀切地定性，而看不到社会关系的复杂多元性。僵化阶级论者的偏颇，与当下某些僵化的性别文化论及僵化女性批评视角一样：历史与现实的文本中确实有许多性别歧视，揭示这种性别歧视对深入理解文本的文化内涵及推进男女平等确有重要作用，但有些女性文学研究者也有性别“过敏”倾向，将一些与性别无关或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也解释为性别歧视。这样做的结果，也同“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样。我们不能因有“性别矛盾扩大化”的偏向就否认性别歧视、性别矛盾的客观存在，以及性别观念分析的必要性、有效性；同样，也不能因为曾有机械阶级论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现象，而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否认阶级分析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古人不会使用“阶级”的概念术语，但可以有朴素的、不自觉的、非系统的阶级意识，后来的作家在写到古人的生活时，也可用阶级观点来解释其思想与行为方式，只要不是简单机械地将人物按阶级出身作“好”与“坏”、“正面”与“反面”的划分即可。这本不应成为问题，但现在的一些文学批评中，谁要运用了“阶级”之类术语或运用了阶级分析观点，谁就被认为机械僵化、守旧过时。有趣而奇怪的是，阶级区分“过时”，性别区分却一直“时髦”，虽然两者把握不好都可能走向机械、偏颇或僵化、僵硬。事实上，总体说来，《李自成》的阶级观点并不机械和“僵硬”。作品固然在许多地方体现了作者的阶级分析观点，但它与当时与后来一些作品不同的是，没有把每个阶级和阶层写成铁板一块。作者固然同情李自成，但同样也同情崇祯皇帝， 把崇祯、杨嗣昌也写成了悲剧人物， 甚至对清朝统治者的描写还透出作者某种欣赏赞美的态度。

　　《李自成》要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某些规律，也是它被认为“过时”或“没落”的原因之一。西方现代哲学反对历史决定论和各种本质论，如今国内批评界似乎一看到“必然”、“本质”、“规律”就觉得不合时宜。事实上，认为历史发展单由于“偶然”与认为其单由于“必然”一样，都不合乎实际。在姚雪垠的历史观中“偶然”也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明朝灭亡问题上，他多次指出并在小说中交代，当时崇祯除了亡国自杀，还有多次逃出北京，在南方另立朝廷的机会；李自成除了急于进北京，还有许多更好的选择；吴三桂的降清也不是“必然”。虽然姚雪垠不同意“冲冠一怒为红颜”之说，但他认为吴的降清是因他看出大顺政权不能长久……。虽然现在很少有人相信先于“存在”的宿命般“本质”，但在历史与现实泡沫般的表象后面，还有某种深层的东西在起作用，这即使在今天也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不会否认的。如果不把“规律”看作宿命般的“必然”而只理解为某种现象的周期性出现，那么揭示某种“规律”就仍有必要。气象观测及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就是建立在对于这种“规律”和“本质”承认的基础之上。

　　笔者认为，上述对《李自成》及其作者的误解，主要还是因为批评者没有认真读完作品全部、没有阅读《姚雪垠书系》中大量的作者谈创作思想、艺术构思的一手资料，仅凭一些“权威”带有成见、偏见的论断而轻下结论、以讹传讹。那些“题材决定论”式的指责，也与《李自成》本身的文学价值无关。

　　二、《李自成》人物塑造的“现代化”和“理想化”问题

　　自《李自成》诞生迄今，谈及其缺点，批评者说得最多的，就是其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和“理想化”问题。即使在该作被交口称誉的年代里，这种声音也一直存在。因而，若评价这部长篇的艺术成就和文学价值，这两个问题首当其冲，不能回避。两个问题互相联系，又有所区别。这里先说所谓“现代化”。

　　许多读者和论者可能不知，姚雪垠本人最不能接受也最戒备的，就是历史题材的非历史化。他一再强调写历史小说要“深入历史”，就是为还原和再现特定的历史环境。他多次明确表示反对历史题材创作中借古喻今、影射现实的做法：

　　有些人写历史小说或剧本，临时找一些材料进行创作，目的在借古喻今，不讲求如何忠实地反映历史生活，反映历史事变的本质和规律。《李自成》这部小说的写法，走的是另一条新的道路，就是先深入研究历史。到底有多深入？这是相对的，但要尽我的力量，力求它忠实于历史。……过去有些写历史题材的作品，虽然名字是历史的，但是穿的衣服未必经过研究，说的话是现代的，思想感情也不一定是古人的，这叫做“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这类作品缺乏历史生活感，就是这个道理。……假如我对于中国历史生活没有认识，所写的是明朝末年的历史生活，但看来和我们现代的生活差不多，人物差不多，这样，艺术效果就失去了。

　　谈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历史剧本或诗剧时，姚雪垠不满于“剧中人物发挥着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对话是现代人的说话口吻。作家并没有考虑如何表现古人，仅是急于表现自己”。

　　他也承认《李自成》在再现历史时个别细节有反历史或疏漏之处，但这有些是因特定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有些是因篇幅太长、赶进度，未及仔细检查、推敲、修改，还有的是校对疏忽，或干脆是编辑硬加上去的。对于环境的压力，姚雪垠是尽力顶住，“在大的地方不让步，但在小的地方作了些让步”。 “文革”结束以后，创作条件改善，他对此更加注意。所以，《李自成》的创作中决不可能出现作者为政治投机而搞影射的有意“现代化”倾向。

　　批评者关于李自成形象存在“现代化”倾向的判断，除了认为他过于高大(这属于下文将讨论的“理想化”问题)，主要依据是“作者赋予他不少现代无产阶级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素质(如‘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阶级分析等)。为了表现李自成高于其他义军领袖，作者着力强调他‘路子’对头，这显然是受了‘四人帮’把一切都说成‘路线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 若仔细阅读作品便可发现，上述批评的依据其实经不起推敲：了解一点中国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辩证法思想并非在现代社会里凭空产生，中国古代早就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阶级的存在如果是客观事实而非思想家的杜撰，那么不同出身造成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差异，即使是古人也不会感觉不到；至于“路子”，做任何事都有“路子”对头不对头的问题，此事并不分古今。比如解一道数学题，比如种庄稼，比如治军。只是“辩证法”、“阶级”和“路线”这些术语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只要不让古人口里出现这些专门术语，就不算“现代化”。对于有人开玩笑说李自成爱护百姓、懂辩证法，像共产党员，姚雪垠自己的解释是：

　　我们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光八路军纪律好，我们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岳飞的部队即是如此，据史书记载，岳飞的部队每到一处，在开拔前总要把场院打扫干净才出发。后来，冯玉祥也以这一套来带兵。这说明，并非纪律好的军队，就都是八路军。那么，李自成是否懂辩证法呢？实际上，辩证法的观念从《易经》就有了，老子、庄子也都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从经验而不是从理论方面懂得辩证法，是自古就有的，汉刘邦用陈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真是很有意思，很“吊诡”：若不仔细辨正也许想不到，包括许多以质疑和颠覆以往权威的意识形态话语为己任的启蒙者在内的嘲讽《李自成》“现代化”倾向的人，居然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共产党、八路军的纪律好，纪律好的军队都是八路军！以治思想史的方法研究文学作品的学者中，居然有人认为古人不可能产生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阶级观点！

　　有趣的是，当年姚雪垠出版《长夜》后，左翼批评界对该作的指责却是“没有把农民形象提高”，姚说：“我何尝不愿意将农民形象提高，写他们有阶级觉悟，有进步思想呢？但我以历史观点写人物，决不能将人物拔高，现在看来，我这么做是正确的。”

　　可对《李自成》指责最多的，除了上面所说的“现代化”，就是这个与“现代化”相关的“拔高”问题，即人物塑造的“理想化”。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李自成太成熟，老八队像老八路”，说的就是《李自成》人物塑造中的“拔高”和“理想化”问题。

　　姚雪垠在《李自成》中确是有意塑造英雄人物的，他曾明确表示：“我的创作意图是要塑造一个封建社会后期农民革命的杰出的英雄人物，而不是一般的英雄人物”，“我将高夫人这一小说人物作一位‘巾帼英雄’的形象塑造，而不是作平平常常‘女流之辈’写，当然要将她写高。不然，我何必写她？” 但是，姚雪垠一直注意在特定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在不违反可能性的前提下塑造人物。他认为自己塑造的李自成“他的光辉行事都没有超出封建社会所提供的历史舞台(或历史基础)，许多故事细节都是古人曾经有的，我不过移用到李自成身上并在使用时加以改造罢了。” 他写李自成的优秀品质都有历史依据。留传至今的正史野史，没有一种是参与或同情起义的人士所修，都是在农民战争中利益受到损害、对起义深恶痛绝的封建文人所撰，它们不可能把李自成当作正面英雄来写，不可能故意突出其优秀品质；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难从中发现关于李自成优秀品质的只言片语。例如，关于李自成的俭朴自持，《明史》记载：“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 而被一些《李自成》的否定者嘲讽的李自成的“民主集中制”作风，其实史书中也有明确记载：

　　每有谋画，集众计之，自成不言可否，阴用其长者，人多不测也。

　　批评者大概没读过这段史书，以为《李自成》中姚雪垠对李自成主持会议情景的描写是“现代化”，是“拔高”。

　　至于高夫人，史书中记载极少，但写到了李自成死后她成为大顺军残部的精神领袖，以太后身份在决策上起了很大作用。姚雪垠根据这些，以及当时明朝湖南巡抚堵胤锡去见她时行跪拜大礼、隆武帝封其为“贞淑夫人”之事，把她塑造成巾帼英雄的形象。可以推断，如果是一个平庸女性，又非皇室贵胄，在丈夫已经不在的时候，怎还能享有如此地位？

　　《李自成》第一、二卷中有一些表现李自成出众胆略见识的情节，比如义送摇旗、谷城会献、石门谷平叛，既曾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被传诵改编，又成为后来被否定者指为“拔高”的标靶。笔者认为，这些情节并无不合情理之处。

　　“石门谷平叛”和“谷城会献”都有很强的冒险性，但这两件事或是不得已而为之，或是战略上必走的一步。其实，古代和现代都有许多这类孤胆英雄的故事。姚雪垠自己说，前者是受唐代《郭子仪免胄图》、李秀成苏州平叛和西班牙伊利沙白女王平叛救子故事的启发。大家熟知的“关云长单刀赴会”也属此类。张钟等所著《当代文学概观》(以下简称“张著”)认为“谷城会献”一段中李自成对张献忠说“有朝一日打了天下，只要你张敬轩对百姓存仁义……我李自成愿意解甲归田，做一个尧舜之民，决不会有非分之想”，就把李自成的帝王思想掩盖了，不符合人物的思想状况。 张著误把姚雪垠对李自成的语言描写当成了心理描写。其实，不是姚雪垠把李自成的帝王思想掩盖了，而是姚雪垠在写李自成把自己的帝王思想掩盖了。这是李的一种话语策略。小说交代，李自成说过这番话后张献忠根本不信，李自成也知道他不信。但李自成此时的想法是“不管你多么诡诈，只要你肯暂时同我合作，肯听我的话在谷城起义就成！”小说从第一卷起就写李自成的帝王思想，而在第三卷中又写李自成几乎杀掉前来投靠他的张献忠，谁看了李自成这段表白会认为这是真心话呢？在处于弱势时李自成避开张献忠的锋芒，“以大局为重”，并非是“把李自成写得过高，过分成熟了”， 这是李自成为了自保的不得已选择，这样写没有什么不真实。

　　关于“义送摇旗”的情节，对于李自成没有杀掉因受不了苦而欲带兵出走、前来辞行的郝摇旗，反而赠其军资马匹，并告之以后倘遇困难就来联系，“我好立刻帮助你”云云，近年也有学者认为“不可思议”，理由是“历史上的李自成也绝无这样的思想境界”，并举出他与张献忠、罗汝才互相猜忌乃至残杀之事为证。对《李自成》这一段描写的指责，其谬误如同前面张著对“谷城会献”时李自成的表白的指责一样，是把小说所写李自成口头说的与他实际心里想的混为了一谈。读者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作品明确交代，李自成得知郝摇旗出走的消息时，第一反应也是杀掉他。而李自成稍微冷静下来以后，想到杀掉摇旗会使其他义军将士寒心，放走他倒可以使其牵制一部分官兵，以后还会“重新拢家”，为己所用，遂决定不杀。本来这写得合情合理，可批评者带了有色眼镜后，硬是将其解释为对李自成的“拔高”和“纯化”，把小说对李自成真正动机的明确交代，解说为是批评者自己“窥见”的。倘若平心而论，姚雪垠能让读者“窥见”这些，并且感到李自成“很深的个人用意”，感到他这些言行“多少有些虚伪”， 正说明作者这些描写是现实主义的。

　　“英雄”并不等于“理想人物”，虽然有些作品中的英雄(包括武力英雄、智慧英雄和道德英雄)同时也是理想人物，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红岩》中的许云峰、江雪琴等。而从《李自成》全书来看，姚雪垠虽然把李自成当作英雄来写，但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理想人物，尽管在前二卷中他的优秀品质写得更突出，有点接近理想人物。其实，李自成一出场作者就写了他一个重大失误：错误判断形势，坚持向潼关进军，陷入官兵重围，导致几乎全军覆没。第三卷以后，随着由逆境逐步转入顺境，事业走向顶峰，李自成的弱点和失误越来越多。在围攻开封时，李自成暴露了草莽英雄残忍的一面：捉住那些被迫给开封送粮的五百老百姓以后，竟将其每人砍去一只手。而这些描写，在认定姚雪垠“拔高”李自成的论者看来，竟也成了他“拔高”的论据：

　　一旦对地主老财、敌对阶级进行了命名，找出了历史的罪人，实际上便已对这些历史罪人进行了非人化处理，使之物化成了草、萝卜和白薯。甚至于被迫给开封送粮的五百老百姓，一旦落入“救民水火”的李闯王手中，不杀头也得砍去一只手。历史的残酷一旦被历史的进步神话所笼罩，一切对流血的反思和残酷的规避，都可能视为对革命的凶残和敌人的怜悯。

　　这段情节见于五卷本《李自成》第三卷下册第五十一章。笔者重新细读，觉得它恰恰是有意揭示李自成弱点的重要一笔：本来李自成同意按郝摇旗的办法杀掉这些百姓。田见秀劝阻，说“老百姓并没有罪，他们是被迫给开封送粮”，劝闯王慈悲为怀，牛金星和李岩也为百姓说情，李自成这才将“杀头”改为“砍手”。小说前面已明明白白交代，这些百姓是普通的“青壮农民”，运粮是在官军“逼迫之下”的无辜之举。他们并非“地主老财”、“敌对阶级”，并没被作者写成“历史罪人”、进行“非人化处理”！李自成和郝摇旗把这些百姓“物化成了草、萝卜和白薯”，并不等于小说《李自成》及其作者姚雪垠将他们“物化成了草、萝卜和白薯”！这一情节倒是让人联想到现代京剧《杜鹃山》中柯湘劝阻雷刚不要伤害为地主干活的田大江一段。不过，这里的李自成不是“柯湘”，而是“雷刚”。有的论者在谈及《李自成》一书的缺点时曾指出“在李自成身上写出些草莽气，可能增加这一形象的可信程度”， 而这段恰是李自成“草莽气”的表现！全书中表现李自成“草莽气”的笔墨还不止这一处，即使在前两卷中也有，比如李自成发怒时打人，石门谷平叛时在丁国宝住处一脚将被丁掳来的民女踢翻等等。

　　前两卷确实主要写了李自成的优点，因为那是李自成事业处于低潮、从逆境向顺境上升的时期，如果那时不写他超出一般草莽英雄的杰出之处，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他何以有后来的辉煌。批评“李自成”人物塑造的“拔高”或“理想化”的人，主要是针对前两卷，许多人并未认真读完其后的三卷。关于李自成起义的宗旨，虽然前两卷曾不只一次让他本人说过“救民水火”，但又写他心里想的更多的是推翻旧王朝，自己做新皇上。小说写他越到后来越将“救民水火”忘得几乎一干二净，失去民心，导致最终失败被杀。由此，读罢全书的读者有理由认为，所谓“救民水火”，与其说是他起兵的根本宗旨，毋宁说是与“剿兵安民”、“不纳粮”一样的宣传策略。作者同情李自成、把他当英雄来写，却并未放弃现实主义原则，这使得“救民水火”之说也具有了某种反讽意味。所以“砍手”一段不但不是“拔高”李自成，反应看作作者有意进行的现实主义描写；不但不是败笔，反而体现了作者的匠心！

　　还有一些论者认为第三卷“洪水滔滔”单元对张成仁、香兰一家悲剧的大段描写脱离主题、过于冗长，属于“累赘”。笔者却以为，这些描写的意义在于揭示战争的破坏性和悲剧性，在于反思战争(不论是农民军发起的还是官军发起的)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之所以有人认为它“脱离主题”，是因他们先入为主地认定《李自成》的主题是单一的歌颂农民起义、反映农民战争的“进步性”。

　　现在的语境中，似乎一提到“理想人物”，就意味着“拔高”和“虚假”；评论文学作品时，常见批评者说作者倾力描写的一号主人公不及那些“落后人物”或“反面人物”。这反映出塑造文学作品理想人物的难度：果戈里《死魂灵》第一部写现实的地主很成功，当他试图在第二部中塑造理想地主形象时却失败了。评价柳青的《创业史》时，许多人认为梁生宝写得不及梁三。同样，评价《李自成》时，许多论者也说李自成写得不及张献忠、郝摇旗、崇祯皇帝成功。事实上，中外文学名著中也不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理想人物形象，例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金庸《天龙八部》中的乔峰(萧峰)等。如果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话，还应包括《红岩》里的许云峰、江雪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这些理想人物给古今中外大量读者带来精神鼓舞、被当作行为楷模的社会作用，是难以否认的。《李自成》第一、二卷也曾激励鼓舞过众多读者。

　　文学作品里的理想人物产生社会作用有一个前提，就是读者有相应的精神需要，首先是相信理想人物的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普通读者还是欢迎作品里的英雄或理想人物形象的。甚至《李自成》第三卷部分章节在刊物上发表时，还有工人读者不满于作品写李自成的封建思想，希望这一形象更完美些 。 直至1990年代央视版电视剧《水浒传》播出时，一些观众还因李雪健塑造的宋江形象不够高大、英雄气不足而感不满。电视剧《还珠格格》里的紫薇也是个理想人物。青春偶像剧里的主人公也都是理想人物。不过，如今“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读者和观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是能力英雄(武力的和智力的)或能力方面的理想人物，道德方面的理想人物越来越被认为虚假、没人相信。“神圣”纷纷被拉下“神坛”、请出“圣殿”。社会价值尺度多元化固然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但一个时代也需要全社会公信的道德楷模、精神标杆，否则这一社会就失去了整合力、凝聚力。只以“成功”与财富衡量人的价值，而没有道德理想、道德底线的社会，是一个病态和野蛮野蛮的社会。

　　所以，塑造理想人物不应是作品受到诟病的理由。“理想的”永远是彼岸的、非现实的，那只是人试图达到的目标，是促人前行的动力源。《李自成》前两卷中比较理想的李自成形象之所以越来越被质疑，除了由于前述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被否定，还因“农民”形象本身如今被妖魔化：它从“真正的英雄”一下子沦为落后、狭隘、肮脏、野蛮的代名词。其实，作为社会群体的“农民”，“英雄”的一面和“落后”的一面、“干净”的一面与“肮脏”的一面都是客观存在。阿Q、闰土形象的真实性，不应成为否定朱老忠、梁生宝、李自成形象真实性的理由。更何况，李自成并非真正地道的“农民”呢？

　　三、《李自成》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

　　1982年，《李自成》在全国的热度尚未减退之时，姚雪垠在与其子姚海天私下的谈话中谈到评论界对《李自成》评价感到有所不满，他认为评论者往往单论作品的人物描写和局部问题，而“没有抓住大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对全书的总体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充分评价。他自己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全书尚未写完，二是评论者受自己站的角度和高度所限，三是评论者不熟悉中外文学史、不能将《李自成》放在中外文学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评价，四是当代人评当代人有思想顾虑，不敢充分评价——不敢给予过高评价。他说：

　　对于唐朝人、宋朝人或明朝人的一本书，尽管他们比现代作家的贡献低得多，但你可以歌颂，那没有关系。甚至对五四时代的某几个人，你也可以随意歌颂，有不实之词，也没有关系。但对现在活着的人，你要尽情地饱满地写他们的成就，别人会吃醋，评论者也没有这个胆量。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功利现象，距离时间越远，越敢说话，而对面前的人往往不敢说话。

　　这说明姚雪垠对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李自成》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自我预期，并不止于评论者现有的估价。

　　在此之前，《李自成》第二卷出版不久的时候，应作者之邀，文学或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茅盾、朱光潜、郭绍虞、秦牧、林默涵、吴晗等谈了自己对这部当时尚未完成的大书的看法并给予高度评价。秦牧预言《李自成》“必将成为世代流传之作。在若干年代之后，它也将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列，长远传播。我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推断，而不是溢美之词。”吴晗认为该作“质量不在《水浒》之下，甚至比它高。” 综观这些权威巨子持论的依据，亦即其评价作品文学价值、文学史地位的标准，主要是：人物性格塑造、艺术表达技巧(结构和语言、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与生动性等)、生活画卷的广阔性与丰富性、思想深度(唯物史观)、艺术魅力(吸引力与感染力)。

　　如今学界提及《李自成》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上的地位，一般都承认它是第一部现代白话长篇历史小说，填补了一项空白。对此评价，姚雪垠本人并不满意，说“填补了空白的意义不大，意义是小说本身有什么成就，它创造了什么东西”。 笔者也认为，《李自成》在文学史、小说史上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填补了空白”，并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我们说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是第一部现代白话长篇小说，却并不认为它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在文学史上有多重要的地位。而《李自成》本身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即使把它放在整个中外文学史的大背景中，也可以说，它在小说艺术方面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首先，作者追求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结合，实现了塑造人物性格与描述历史事件、展现历史风貌、揭示历史规律的有机统一。

　　尽管对李自成、高夫人形象有过“现代化”、“理想化”的指责，但《李自成》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其被作为热点予以高度关注的年代里大量研究论著已有公论。而后来贬抑《李自成》文学价值者的主要理由，竟也在人物塑造方面。 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一文据以贬低否定《李自成》的主要理由，就是“作者不是在作品中全副精力写人“，“人物还基本是淹没在事件中”，“人物只是为展现‘历史事实’而存在”，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姚雪垠“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 笔者却以为，《李自成》非常重视写人，重视塑造人物性格，全书有名有姓的人物数百，性格鲜明的也有几十；一部作品塑造这么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多见。虽有人说李自成形象理想化，却不见人说他概念化、性格模糊——那一系列传奇性事件恰恰显示出了他的鲜明性格。全书没有从李自成幼年生涯起始，没有写李自成起义的过程，李自成一登场就是潼关南原大战，作者这样安排，不正是为写人、为展示其在绝境中不绝望、愈挫愈奋的精神面貌和坚韧性格吗？虽然《李自成》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了李自成起义从发展到高潮再到迅速衰亡，以及明清之际其他重大社会事件的过程，这正是历史小说 与其他类型纯虚构小说的不同之处，但是，认真读过《李自成》的人，一般都不会感觉“人物还基本是淹没在事件中”。对于小说来说，“人物”与“事件”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20世纪以后的小说出现了淡化情节倾向，但正规的(本来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却不可不重视事件及其比较完整的因果联系，不重视情节的丰富和生动，它应是情节(一系列具有因果联系的事件)与人物的有机统一：情节、事件塑造或展示了人物性格，人物的行为展示了历史事件。它与一般历史著作、历史文献的根本区别在于有鲜明鲜活的人物性格展示和丰富生动的情节描绘，它与其他类型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依托和比较完整地交代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以为此即姚雪垠所谓“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结合”。

　　作为文学家族的一种，小说无疑应以人为中心。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有重视情节的生动完整性的，有侧重心理描写甚至以心理过程串联事件的。心理小说只是小说的类型之一，我们不能说以心理为结构线索的小说其文学价值就高于以情节为结构主体的小说。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是主要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揭示其性格和心理，直接的心理描写比较简单精炼；西方小说则喜欢大段地直接描绘心理过程，“意识流”小说将此倾向推向极端。中国现当代小说一般是综合融汇中西小说的特点，比如梁斌写《红旗谱》就追求“比西洋小说的写法略粗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古典小说要写得细一些。”

　　王文还认为，《李自成》成不了“珍馐美味”、传世经典的另一原因，是人物性格没有发展，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对此亦须具体辨析。笔者首先要问：难道传世文学经典中的人物性格都是有发展的么？《三国演义》自不必说，《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性格发展有多大？《李自成》的主人公李自成，从早期的亲近贫民士卒，大度、坚韧、谨慎，到中期与下层距离逐渐拉开，对同僚和属下渐生猜忌，一直到最后高居九重脱离群众、昏招迭出，其性格的发展，起码不下于上述两部中国古典名著吧？即使考虑到王文写作时《李自成》后两卷尚未出版，但1981年初版的第三卷中李自成的局限或弱点也已显示，也可说王文对《李自成》的指摘不合作品实际。至于说“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即心理描写问题，笔者认为这恰恰是《李自成》最出色的地方之一。写人物内心激烈矛盾冲突是现代小说的特长，但精彩的心理描写并不限于写人物内心矛盾一种，写单一倾向的曲折微妙心理过程，照样能够动人。即使单论写人物内心矛盾，王文提到了《李自成》第一卷对李自成杀李鸿恩、第三卷慧梅大义灭亲时内心矛盾和痛苦心态的揭示，其实，全书类似描写决不止上述两例，给人印象深刻的起码还有李自成闻知郝摇旗出走时、张献忠在李自成来谷城策动他重新起义时、李信在决定起义时、洪承畴从绝食到决定投降时、吴三桂决定降闯与降清时的人物矛盾心理的展示与剖析，这些段落都写得惊心动魄。可王文说：“这样的描写都是浅尝辄止，严格说来还谈不上是够格的‘灵魂的搏战’，只是层次较浅的内心冲突而已”。真不知怎样才不是“浅尝辄止”？莫非非要像施蛰存写石秀那样，写出人物的潜意识——性意识之类，才算深层的心理描写？莫非只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拉斯科尔尼科夫、路翎写蒋纯祖那样写人物心理，才不是“浅尝辄止”？依此标准，不单《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里描写林黛玉心理的那些著名段落，也未必合格！笔者认为，《李自成》里的心理描写相当精彩，且达到了相当深度。比如第三卷《燕辽纪事》单元写洪承畴降清的心理过程，用了整整一章，生理感觉与文化心理分析结合，深刻细腻而又令人信服，堪称经典。

　　《李自成》对历史风云的展示之所以生动，正因为它是与细腻刻画人物心理、塑造鲜明人物性格统一在一起的。众多鲜活的人物及其行为组成了鲜明生动的历史画卷。

　　其次，《李自成》的独特文学成就，还在于它实现了全景展示时代风云与细腻描写日常生活情景的有机统一。

　　《李自成》很大气。《李自成》的大气并不仅来自它那三百余万言的空前篇幅规模。作者视野之开阔、作品描绘生活画面之宽广，作品透射出的那股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气势之磅礴，都是中外文学史所罕见。对此，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都难以否认，许多论者早就有过充分论述：它的巨幅画卷囊括了关内关外、东北西南，它揭示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既有阶级矛盾又有民族矛盾，以及汉族内部和满族内部、皇室贵族内部与农民军不同集团之间、同一支农民军队伍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作用，构成历史的合力，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方向、造成了某种历史的结果。这方面，它借鉴了《三国演义》与《战争与和平》，在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上又后来居上。

　　《李自成》又很细腻，除了上述心理描写的段落，作品在描绘日常生活画面，真实、细腻、生动地展示地域文化、民风民俗，再现历史生活场景方面，也非常出色。今天的读者读《李自成》，能感到犹如进入了三百多年前的历史时空之中，那些历史生活场景如在目前。这是姚雪垠的有意追求。他多次指出，《三国演义》一类历史小说忽略了写日常生活，《水浒传》写的生活是传奇而非日常的生活；《李自成》在写日常生活方面是受了《红楼梦》的影响。可以说，《李自成》是《三国演义》与《战争与和平》的波澜壮阔、《水浒传》的英雄豪气与《红楼梦》的细腻传神的有机结合。

　　第三，《李自成》在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上达到了中国长篇小说的高峰，在世界小说史上也独树一帜。

　　长篇小说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规律。与中短篇相比，结构问题是长篇小说最大的难题。篇幅愈长、人物和事件愈繁多、矛盾线索愈复杂，驾驭起来就愈难。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名著在结构方面像《红楼梦》这样完美的是凤毛麟角。《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水浒传》其实也类似系列中短篇的串联。一些优秀的当代长篇小说，虽然篇幅远不及《李自成》长，结构上却也有明显缺憾。例如《红旗谱》第一部，前面三分之二写农村的部分与后面三分之一写保定“二师学潮”的部分就显得有些游离。

　　由所表现的复杂历史内容所决定，《李自成》采用了网状复线结构。“网状”借鉴了《红楼梦》和《子夜》，“复线”则继承发展了《三国演义》与《战争与和平》。《红楼梦》和《子夜》虽然人物众多、头绪纷繁，但基本是单线，即，情节主要围绕主人公一个人展开。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是复线结构。《李自成》的线索之纷繁超过托翁这两部名著，姚雪垠却组织得有条不紊，浑然一体，使各条叙事线索组成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的网络。所以说，《李自成》是复线结构与网状结构的有机结合，显示出作者罕见的结构艺术水平。

　　这种结构格局的形成，还反映了作者美学观、创作观、历史观中某种独特的东西。《李自成》不仅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长篇历史小说、第一部正面反映大规模农民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也是“当代第一部以如此众多篇幅、详细描写古代帝王和宫廷生活的长篇历史小说”。 大概还是第一部以肯定态度对入关前后的清朝人物予以正面描写的小说。姚雪垠把17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明朝、清朝、李自成农民军三股政治和军事势力作为势均力敌、成鼎足之势的三方予以浓墨重彩的表现，张献忠的部队则是另外一股对上述三方起重要牵制作用的力量。“作品无论突出哪一方面，都以一种反衬的方式在突显对方，对其它两方面的描写也是有力的引导和铺垫”。 由此看来，说《李自成》遵循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这种断语与作品实际是多么南辕北辙！“三突出”对所谓“反面人物”是绝不肯多花费笔墨的，它“敌我”阵线分明，更不可能对“敌方”给予任何同情。而《李自成》的作者却是“把同情心分别赋予不同的政治势力”。 尽管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姚雪垠不可能承认同情崇祯，但读过《李自成》全书的读者却能感觉到这种同情，因为“姚雪垠是一位对历史深怀悲悯之心的小说家”。

　　《李自成》结构方面最大的特点，还有早就被作者本人和评论者屡屡提及的“横云断岭，大开大阖”。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维克多•雨果小说特别是《悲惨世界》的影子。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我以为除了为造成悬念、形成读者的审美心理期待，也是《李自成》这部书结构本身的必然要求：既然是复线结构，头绪繁多，要想让不同叙事线索之间互相关联纠结、成为一体，就应交错叙述，显示不同线索发展的平行性；而将一条线索发展到一个段落时，又须给下次接续留下一个茬口，使之呈开放状态，不宜说完一件再说另一件。

　　为与其巨型篇幅相适应，《李自成》还创造性地采用了单元结构，即，每个单元包含几章，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段落，讲述其中一条线索的故事。作者为每个单元所起的题名很有气势，又不乏诗意，如：《潼关南原大战》《北京的忧郁》《商洛壮歌》《汴梁秋色》《燕山楚水》《辽海崩溃》《横扫宛叶》《朱仙镇》《洪水滔滔》《悲风为我从天来》。作者婉拒茅盾等名家的劝告，坚持不用章回体，不用章回小说那种对仗的回目，在单元结构及其命名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美感。

　　姚雪垠将自己关于长篇小说的美学思想概括为“笔墨变化，丰富多彩”， 笔者认为这合乎《李自成》的创作实际。“笔墨变化”含义很广，其中包括叙事节奏的张弛相间，即茅盾所谓“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鹍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 还包括描写手法的富于变化：其战争场面描写广为人称道之处，除了逼真，就是富于变化、互不雷同，如潼关南原突围战、商洛山保卫战、朱仙镇打援战、开封攻坚战等。对此已有不少论著论及，本文无须展开论述。另外，人物性格的多姿多彩也是这种美学追求的体现：同是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和罗汝才性格气质判然有别；同是义军将领，刘宗敏、郝摇旗、田见秀音容笑貌各异；同是中下层知识分子，牛金星、宋献策、李岩言谈举止绝无混淆；崇祯性格的复杂性自不必说，杨嗣昌、洪承畴、吴三桂等人的性格心理都各具特色。

　　有了这“笔墨变化，丰富多彩”，尽管《李自成》篇幅超长，却能一直引人入胜。让读者拿起书来就放不下，从中获得强烈的、浓郁的艺术享受，这也是姚雪垠的艺术追求。历史小说首先是“小说”。小说固然要讲思想内容的新颖深刻，但它毕竟不同于历史文献、历史研究论著，它首先要靠艺术形象本身的感染力吸引住读者。“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作品思想性的分析评价而很少涉及艺术本身。1990年代盛行的叙事学研究方法又有纯技术化、琐细化偏向，虽然分析的是“故事”如何“讲述”，但对文本的艺术吸引力、感染力，即作品“写得怎么样”方面，同样评价不多。近年来文学批评中“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似乎又回到了那种只重“思想内容”的批评方法，只是此时的“思想内容”中的“思想”与“内容”由“阶级”与“革命”之类换成了“现代性”或“启蒙”。姚雪垠早就指出，许多人分析作品时往往忽略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只注意其思想性，“我们多少年来把小说的思想性强调过了头”；小说的思想性当然非常重要，但“离开了艺术，什么思想性都是空的”， “历史小说的思想性和知识性，不管多么深刻和丰富，都不能代替小说艺术。真正成功的历史小说必须是艺术，必须在艺术上是光辉的、能够感动人和处处引人入胜的。”

　　如今，即使是对《李自成》贬抑或持基本否定态度的论者，也承认姚雪垠的艺术功力、承认《李自成》在小说艺术和长篇小说美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例如，王彬彬说“姚老的艺术功力之深厚是不由得人不赞叹的。即使到了第三卷最后，写人写事也仍如第一卷一样，未显出力有不逮”。 姜弘也说：“从总体上说，《李自成》是成功的，是五十年来中国小说史上的突出成就；在内容的充实、知识的丰富、技巧的纯熟、语言的功力方面，都是当代文学中少见的。” 贬抑或否定《李自成》者的主要理由，除了说它人物性格定型、缺少发展，就是说它主题先行，而且过于单一明了。还有的责备作品没有像《顾准文集》那样对当时的权力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或与之保持距离。

　　那我们就暂时抛开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单论其主题与思想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观问题。上述贬抑否定者也许是因为只读了《李自成》前两卷而没读或没认真读后三卷，他们竟没有发现姚雪垠历史观的独立自主性与相对的前卫性。姚雪垠毫不隐讳自己遵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因为这一历史观使他发现了以往的历史学家没有发现的东西。有些论者虽不好名言，言外之意却让人能感到，就是认为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意味着教条、僵化和落后、过时。笔者却以为，我们虽不应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僵化教条理解，将其定于一尊，但它毕竟是重要的历史观之一，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将一切历史现象都从阶级和阶级斗争角度理解固然偏颇，却不能反过来无视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我们现在再次肯定了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看到农民战争对社会的破坏性，却不能反过来再次像封建时代文人及其所撰写的史书那样无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正义性一面，再次将一切暴力抗争者简单地贬斥为“贼寇”；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塑造知识分子的英雄乃至贵族的英雄，却不应反过来认为农民中就不会产生真正的英雄，把崇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曾国藩写成了英雄，就一定要将李自成写成小丑。即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代的“规约”，但姚雪垠的历史观却表现出它超越时代的一面，使他避免了堕入“翻鏊子”的套路：他既把李自成作为英雄来写，也旗帜鲜明地把封建皇帝崇祯当作悲剧主角塑造，还同情地塑造了为封建王朝殉节的卢象升、杨嗣昌，甚至还同情地描写了有“叛徒”骂名的洪承畴和吴三桂！姚雪垠是小说家，也是有独立历史观的学者。他虽未像顾准那样以思想斗士形象出现，却敢于对历史学界“定论”质疑。他不仅质疑封建时代产生的正史野史，也质疑学界权威、政界要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败因的分析。他不以成败论英雄，深入特定历史情境，具体分析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矛盾。比如，他认为古人和今人撰写的史书都夸大了纣王的罪状，原因是殷民族是战败民族，纣王本人已经被杀，“没有人能够为纣王进行申辩，时间愈久，纣王的罪款愈被夸大”。 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姚雪垠之所以敢质疑郭沫若是因他后面有更大的权威毛泽东，他不赞成过分夸大李岩在农民军中的作用是为迎合毛泽东贬抑知识分子的政策，那么，他为政治军事斗争中的失败者纣王说话，又应作何解释呢？

　　毋庸讳言，尽管《李自成》的思想内涵并不单薄，但它也并不属于《红楼梦》那种解说不尽的作品，更没有像《尤利西斯》那样隐藏了作者有意设置的许多“谜”。但这不能成为否认《李自成》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依据：那种留下“神秘的余数”去“让人养家糊口” 的作品只是文学名著大家族里的一支，事实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都不属这种类型，“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 而这并不妨碍这些作品成为传世名著。《李自成》在后世虽未必会形成“李学”，但由于作者对明清之际风云际会的错综复杂历史形势、社会矛盾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性格作了不带偏见的现实主义描绘，里面承载了特定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地理、民俗等各方面的信息，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情节堪可传诵，所以，它不会被后世读者遗弃。暂时的接受低谷，放在历史长河中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大众阅读兴趣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出现转移、某些作品的评价时有涨落，这种现象并非罕见。有人以近20年关注《李自成》的读者减少为由，断定其已“没落”，或已被历史“淘汰”，这实在是短视：近年读《李自成》的不多，读《战争与和平》与《伊里亚特》的就更多么？

　　《李自成》在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上创下了好几个“之最”或“第一”，仅凭这一点，任何中国当代文学史或20世纪文学史著作就不应不写上它一笔；而决定其重要文学史地位的根本因素，还是其高度的文学价值。《李自成》之后出现了大量长篇历史小说，有些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评论者可以说它们的历史观念与《李自成》相比有了新的因素，叙事有了新的角度(例如文化角度、民间角度、女性角度等)，但笔者认为，还不能说这些作品总体成就上超过了《李自成》。凌力的《少年天子》、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等把封建统治者作为正面英雄形象来塑造，《李自成》对崇祯、多尔衮、皇太极、孝庄太后等形象的塑造是其先驱；唐浩明的《曾国藩》将被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称为“刽子手”的曾国藩描绘为能臣精英，而《李自成》中的卢象升、杨嗣昌、洪承畴、左良玉等也并未被简单地塑造成“反面人物”。后起的这些作品以进行历史“翻案”而引人注目，其历史观与《李自成》相比确实对以往的主流意识形态突破更大，但《李自成》对在它之前的历史观突破同样大，而且在好多方面构成对当时正十分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的挑战，其勇气与突破程度与后来这些历史小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客观上同情地描写崇祯，他还将李自成后期的主要敌人、最终消灭了农民军的清朝统治者塑造成奋发有为的英雄，把清军入关看作历史的进步，而又写进京离京前后李自成的队伍失去人心、受到百姓冷落乃至仇视。这怎么能算“悉以阶级划线，所有的人事描写都呼应‘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经典论断，将无限丰富复杂的历史有意无意地简化为一部阶级斗争史” 呢？倒是后来的“翻案”之作倒有简单“翻鏊子”之嫌，在对各方历史势力的同情和大悲悯方面，反不及产生于强力高压时期的《李自成》。

　　思想观念如此，若论艺术表现水准、对长篇小说文体探索所取得的成就，《李自成》的优势更为明显。虽然篇幅巨大的作品未必就是“巨作”、“杰作”，但篇幅本身确也构成一种气势，构成一种美学上的崇高；而将巨大的篇幅组织成浑然的有机体，需要高超的结构技巧；描绘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则需要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二月河的“清帝系列”篇幅也算超长了，三部曲合起来达500多万字，但三部曲并非有机整体，有些部分互相重复；小说《雍正皇帝》为雍正翻案，有自己对历史的独立见解， 写得也很吸引人，有使人拿起放不下的魅力，但二月河只擅长写宫廷斗争而拙于写战争场面，结构上重拾章回体，一些民间侠客与武林高手的描写又类似武侠小说。唐浩明的《曾国藩》文化见解有独到之处，但它是典型的“教授小说”，有学术研究价值，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似乎稍逊。

　　《李自成》当然有缺憾或弱点。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当时难以避免的时代痕迹，还有就是因作者后来的健康与精力所限，第四卷有几个单元未及写成，作者未能按原先设想在全书完成后再仔细推敲修改一遍，所以虽然作者语言功力相当高、作品结构相当精，但如此超长篇幅仍难免有稍嫌粗疏或个别顾此失彼之处。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李自成》仍无愧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艺术的高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亦属凤毛麟角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