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里江山”的诉说

　　文学馆的手稿库中藏有一件很珍贵的文物——“三千里江山疑问条”。一个自制的牛皮纸细长信封，信封正面有用毛笔写的“三千里江山疑问条”几个字，信封里装着几十个小纸条，每个纸条上都记着一个对于《三千里江山》的质疑，情节、人物、语言……什么方面的问题都有，同时记着这些问题出现的页码，有的还记下了予以修改的初步意见。纸条上的字迹有粗有细有大有小，颜色有黑有红有绿。本为白色的纸条已被岁月浸染得微微泛黄，仿佛一个面目沧桑的老人，不动声色地向后人诉说着那段已然远去的历史——

　　1950年春天，杨朔从东北到北京，短暂停留后南下衡阳，“目的是调查粤汗(汉)通车的情形，企图写一部小说”。此前不过半年，他刚转入中华铁路总工会任职，衡阳之行是他与铁路工人初次接触，感受是“事件很动人”，不久即写出了反映铁道兵团斗争生活的小说《锦绣河山》。是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2月，杨朔带着粤汉线通车事件的调查体验，以《人民日报》特派员身份，跟随铁路工人组建的抗美援朝部队跨过鸭绿江，从此与这些志愿军战士——原本的铁路工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他们，让他深切感受到“我们战士对祖国的爱是怎样深沉啊”，“正是这种人世间最高贵的爱”，“反复激荡着”他的感情，逼着他“想写他们”。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由此应运而生。“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深夜三点，附近轰炸正紧”，“就在这种情况里”，杨朔写出了小说的“最后一个字”。小说的故事梗概是：

　　铁路工务段长姚长庚是个久经风浪的老工人，他的女儿姚志兰18岁，在铁路上当电话员。姚志兰的对象是火车司机吴天宝，两人都是青年团员。姚大婶正忙着给志兰操办婚事，美国人却逼到了中国大门口，鸭绿江上空三天两头出现美国飞机，时不时就扫上一梭子，丢下一串炸弹。铁路工人组织志愿军过江，武震局长担任队长兼政委。志兰写信给跑车在外的吴天宝，向他发出挑战：看谁先过江。志兰和父亲都随部队踏上了朝鲜的国土，志兰是电话班长。生活艰苦，夜里会被冻醒，饭是塞几口包米渣子，没有菜，一人手心里捻一撮盐花……机车队来了，工程队来了，大批大批的力量涌过来了，什么工作都展开了……火车夜夜奔驰。吴天宝也来到了朝鲜，开着火车把成批成批的军用物资运往前线。他到朝鲜才4个多月，就立了一大功。他渴望继续立功，也憧憬胜利后与志兰永远在一起的日子。可是，火车遭到轰炸，吴天宝献出了生命，临终前他请武队长告诉志兰：“别哭，把爱我的心情，去爱祖国吧！”志兰带病坚持工作，她脸上的稚气不见了，显得庄严、沉静。她一时一刻没忘记吴天宝，但她从来也不哭，她将永远用战斗纪念他。

　　《三千里江山》最初连载于《人民文学》1952年第10、第11、第12号上，甫一问世即获誉评。1953年1月，《人民文学》刊登陈涌所写题为《文学创作的新收获——评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的文章，文章盛赞小说之成功，指出小说“主要的特点便是它在艺术上的真实”，而这“艺术上的真实是在两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作者反映了现实斗争的重要方面，反映了现实斗争中的新的典型的事物；另一方面，作者对于自己所表现的生活，是经过长久独立的体验、感受和思考，因而作品的主题思想不是外加的，而是从大量的生活中间概括出来，在作者的内心自然的唤起的”。“作者首先是长久深刻的被他周围的英雄人物的崇高的品质所激动，然后才发生了反映和颂扬这种品质的欲望。”

　　回顾《三千里江山》的创作缘起，杨朔在给《人民文学》编辑的信中所写与陈涌的论断不谋而合：“一九五0年冬天过江后，我经历的不算少了。打那时起，我的心就被一件事感染着。朝鲜，这对我们志愿军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十分陌生。但在朝鲜战场上，你处处可以看见我们的同志那种忘我的战斗精神。许许多多同志死了，在我眼前死了，死的那么勇敢。在埋葬那些死者后，我们活着的同志又接着做着死者未完成的事。这些同志，活着的，死了的，伤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来历，自己的家庭骨肉，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抛开自己，抛开自己原来的生活，来到朝鲜呢？我认为他们有种最大的爱，这就是对祖国，对人民，对和平，对正义的爱。我常常被他们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感动……我决定了，就要写这些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这种自我牺牲的最大的爱。”总其所言一语以蔽之：不是谁要求他写，是他自己要写！《三千里江山》的创作冲动与激情，来自作者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所深切感受到的“工人阶级在抗美援朝前线所表现的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和源于这种思想的人间大爱！

　　为了这种人间大爱，志愿军战士“什么都可以献出来：家庭、骨肉、爱情，生命……”为了这种爱，杨朔也一样可以置生命于不顾，在抗美援朝前线摆开了他的“战场”。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把他“住的朝鲜小茅屋震得乱摇乱晃，红光射进门缝”，生死只在一瞬间，却挡不住他的情感放纵奔流。战场就在前边，战士们的心影就在他的眼前跃动，他的激情在剧烈燃烧。他对生活的全身心投入受到广泛关注，给予《三千里江山》高度评价的陈涌在他的《文学创作的新收获》一文中就曾不无赞叹的写道：“《三千里江山》的作者，在写作这部作品之前，曾参加过长久的艰苦的生活斗争。他在投入生活所表现的毅力是令人感动的。从一九五0年冬天他便到朝鲜去了。他恐怕是我们的一些知名作家中在朝鲜坚持得最久的一个。生活给予作者以磨练，同时也给予作者以创作上的启发和基础。”

　　其实，不只是《三千里江山》，可以说杨朔的所有作品都是他全身心投入生活，在生活中激情燃烧的结果。小说如此，散文也一样：面对昆明的“花市”他“心醉”而吟《茶花赋》；《蓬莱仙境》让他的心“激荡得要融化似的又软又热”；八路军战士的牺牲精神让他慨叹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要受到感染”；志愿军战士的高尚情操逼迫他“去描写他们去歌颂他们”，若不写“就像犯了罪似的心里难过”……大爱在心中，阳光在笔下，他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世间万象纷纭，杨朔独独捕捉那些能表现时代奋进的光耀：高山低头，“关塞极天”的西蜀栈道跑起火车(《走进太阳里去》)；大河让路，横行百年的淮河水害变水利(《走进太阳里去》)。戈壁滩上建起了石油城(《走进太阳里去》)；滇池边上绽开了报春花(《滇池边的报春花》)。天堑变通途(《黄河之水天上来》)；银河落人间(《永定河记行》)……描写和平建设生活的作品如此，记叙战争生活的文字也一样：朝鲜战场的除夕之夜，志愿军战士忘不了过大年、放鞭炮；房东媳妇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点带新年意味的东西——一根红布条，给女儿在头上系上一个蝴蝶结(《上尉同志》)。又阴冷又潮湿的高炮掩蔽部里，墙上贴着毛主席像，空罐头盒里插着大把的野菊花，土炕上一排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一律是托人从祖国买来的颜色鲜明的花被面。更新奇的是一门大炮前，有一丛被松枝搭成的小棚掩护着的红艳艳的野菊花……杨朔用这样的诗笔郑重宣告：“战争可以使人民失去亲人、财产，却夺不走人民生活的希望和胜利的信心。”正由于此，他写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作品如《海市》《泰山极顶》《荔枝蜜》《雪浪花》等，也找不出一点儿怨天忧人的颓唐情绪，而是充满了生活的理想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曾有人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不屑的口气斥为“粉饰现实”——“粉饰”，不就是“美化”吗？这本来就是杨朔的有意为之，君不见他早就光明磊落地公开宣布：“生活就是诗”，一个作家要“用诗笔来美化人民的生活”，要“拿笔去为人民的生活描上点金，涂上点色彩”。他还说过：“人是需要靠着理想才能生活的，没有理想，就会失去生活的力量……”作为一个喝过延河水登过宝塔山的作家，杨朔始终把向社会输送精神正能量看作自己的责任，所以他的作品永远像是东风鼓涨的风帆，让人鼓舞奋发，教人昂扬向上。

　　1953年3月，《三千里江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右翻竖排版，32开本。尽管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发表便被广泛的注意，并且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欢迎”(陈涌语)，但它毕竟生产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许多问题未及深思熟虑，文字表达也不可能反复推敲，过于激烈的情感更有待沉静……单行本的出版是一个契机，杨朔借机对他的《三千里江山》进行了一次全面修改。本文开头提到的“疑问条”由此应运而生，所提疑问的来源，或为作者自省，或为编辑审视，或为读者的热情反馈。据此修改后的《三千里江山》一印再印，以一代读者对于小说的真诚喜爱给予了作者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