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集》的版本谱系

《尝试集》是由亚东图书馆于1920年3月首次出版，它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部白话诗集。此后，该书不断再版，例如在1920年9月第二版、1922年2月第三版、1922年10月第四版、1923年12月第六版、1927年10月第九版、1931年1月第十二版、1935年8月第十五版、1941年3月第十七版、以及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简称“人文社”版)、1971年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普及版”，以及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导读本”、文集本、全集本、选印本等等。从第一版到第二版，变化较大；但从第二版到第三版变化较小。然而，自第四版以后的各个版本，虽然偶有微调，但基本上都是对第四版的重版。这些版本各有特色，但又自成体系，传递了丰富的文学史信息。

初版本为平装，32开，162页，封面大小为18.5cm×12.7cm，除收译作3篇外，第一编和第二编分别收21首、22首新诗，另附《去国集》，收入旧诗、译诗21首。第一编作于1917年9月以前，大多未脱文言窠臼。第二编多是在接受钱玄同批评之后所作。这两编中的诗良莠不齐，非常明显地显示了新诗创生时期的“中间物”特征。卷首有钱玄同写的《尝试集序》(简称“钱序”)和作者《自序》。另外，第一编前有《尝试篇·有序》，第二编无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5年前，陈子善先生发现了《第二编·自序》手稿本：“这部《尝试集》第二编初稿本为毛边纸合订本，共计58页，胡适墨笔所书，又有多处红笔修改补充，编订于1918年6月。”(《发现〈尝试集〉第二编自序》)这证明初版本第二编之前原拟想是有小序的，但初版时却被删掉了。其原因可能是，此小序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整合进《初版自序》中了，故也就没有留存的必要。第二编序言的发现具有特殊价值：第一、这表明，胡适至少在初版前两年就开始着手策划、编辑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诗集了。第二、这有助于还原初版本原本形态，即完整呈现初版本从策划、编辑到最后成书的过程。第三、在第二编序言中，胡适简要陈述了创作新诗的经过，交代第一编和第二编的编诗设想，初步阐释了“诗体的解放”的内涵，因而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献，不可不重视。

《尝试集》二版的卷首添加了《再版自序》。该文交代了再版的原因、创作经历以及相关的理论争鸣，其价值和意义无需赘述。第一编和《去国集》的篇目与初版本相同。第二编的内容有更新，新增了六首白话诗，包括《示威》、《记梦》、《蔚蓝的天上》、《许怡孙》、《外交》和《一笑》。值得注意的是，《看花》这首诗在这次再版中做了修改，删除了最后两句：“人生在世，须使可爱的见了我更可爱；须使我见了可爱的我也更可爱！” 这六首新加进去的白话诗是胡适新诗理念变化后的新成果。另一方面，胡适在《四版自序》中提到他对《看花》这首诗始终不满意，所以在这次再版时将其删除了两句，到了第三版时甚至全部删除。这些调整初步显示了胡适白话诗逐渐摆脱文言窠臼，趋向更自由、自然的发展动态。

第三版相较于第二版，除了将《看花》这首诗重新加上被删掉的两句外，其他内容并未改变。由于第三版非常稀缺，并且胡适在日记中对“三版”和“四版”进行了混淆记录，这给版本考证和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因此，一些人开始否定第三版的存在可能性。然而，从胡适日记、报刊上的文学广告以及周策纵的《论胡适的诗》等文献中，我们能找到有关“三版”的信息。这些信息表明，第三版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版本考证需要二重证据法，即实物面世和文献记载作证。如果这两者吻合，我们就可以确定某一版本的存在。罗义华仅凭史料推演而得出的结论过于草率。幸运的是，高楠和陈爽这两位学者都亲眼见过第三版。根据他们的发现，笔者进一步查证，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确实藏有这一版本（封面上写着“三版”和“中华民国十一年二月三版”字样）。第三版的发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可以纠正胡适日记及自序中的“误记”。第二，它为已出或未出版的各种胡适文集、选集、单行本提供了版本依据，避免了版本认定上的错误。第三，它为考证《尝试集》的版本形态和新诗流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四版《尝试集》的修改和增订程度颇大。相较于三版，四版卷首移除了《尝试篇·有序》、《钱序》以及《再版自序》，并新增了《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代序一）与《四版自序》，同时也改写了《尝试篇（代序二）》；第一编中删去了《孔丘》、《他》、《虞美人》、《论诗杂记》、《寒江》以及《沁园春·新俄万岁》共六首诗；第二编则删除了《一念》、《人力车夫》、《四月二十五夜》、《看花》、《送叔永回四川》等十二首诗，而《新婚杂诗》仅剩一首，此外也修改了《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应该》、《威权》、《上山》以及《一笑》等六首诗；另外还新增了十五首诗，这些诗歌连同原二编中的《许怡孙》与《一笑》一同组成了第三编；至于《去国集》，则删减了八首诗，同时新加入了《老树行》。在经过增订后，四版被称为“善本”，此后各版本都以四版为标准不断刊行。在四版成书前，备受关注的“删诗事件”尤其引人深思。从三版到四版成书的过程中，胡适先后自行删除了三次，然后又请周氏兄弟、莎菲、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各自进行一次删除，总共删去了三十首诗。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集体创作的体现。后来，根据周氏兄弟等人的意见，胡适整理了一份删诗目录清单（该清单现保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并最终成就了《尝试集》的第四版。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哪些诗歌应被删除，哪些诗歌应予以保留，各方意见的不同反映了“五四”时期新文学者在新的诗观念和实践路径上的多元性。例如，鲁迅主张删除《江上》、《我的儿子》、《周岁》、《礼！》、《例外》等诗，他以“内中却有好多好诗”为由建议保留《去国集》，并认为其近作如《十一月二十四夜》的水平很高。这表明鲁迅的评判标准在于诗歌的诗意，而非其他因素。对于那些单纯描绘景色、直接宣泄情感、或庆祝寿辰的诗，由于缺乏诗意，自然不符合鲁迅的审美标准。相反，《十一月二十四夜》不仅脱离了文言的束缚，借助象征和暗示展现了青涩的意境，而且以“老槐树”、“枣树”、“老干叶”、“幽艳的秋天”、“没气力的声响”等形象初步体现了新文学语言的审美特质。这使鲁迅在这里找到了精神上的共鸣。然而，对胡适来说，是否是“白话新诗”是他取舍的根本标准，他甚至无视诗与文的区别（这一点他还未来得及深思），因此保留了一些类似散文的旧诗。尽管胡适极为重视周氏兄弟的建议，但他依然保留了鲁迅建议删除的《江山》、《礼！》、《例外》等诗。不过，他也始终保持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至于为何要保留一些明显具有古体特点的旧诗，特别是《去国集》，除了出于尊重同行意见之外，更多的考虑是：“虽然其中仍有许多小脚鞋式的风格，但它们的保存或许可以让人了解到缠足者释放双脚的痛苦，也许还具有一些历史价值，因此我并不回避。”（《四版自序》）这里所谓的“历史价值”，既表明它可以清晰地展现“进化论观念”和“实验精神”如何深刻地影响他的新诗歌创作之路，也充分展示了新诗是如何从文言转向白话，逐步发展前行的演变轨迹。由此可见，胡适在三版的修订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不遗余力地倾听同仁们的意见，他的用心可说是良苦矣。

1971年，胡适纪念馆的普及本和1984年的人文社版在台湾和大陆相继发行。前者采用小开本设计，便于携带，尺寸为16.7cm×9.3cm，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编纂和出版。卷首《校后记》中写道：“《胡适诗歌》普及版，即《胡适手稿》第十集的普及版，应了许多热爱胡先生文章的青年的要求而出版。这个普及版分为三册：一、《尝试集》，附《去国集》；二、《尝试后集》，附未收的诗歌；三、《诗选》，附删剩的绝句及山歌、民歌、《云谣集》等。”与其他版本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将初版到四版中删除的诗歌重新纳入，初版的钱序、二版和四版的自序全部保留。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版本。198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以胡适纪念馆普及本为基础，将其纳入《胡适作品集》(共37集)中，成为第27集。后者则是根据原增订四版重新排版，并纠正了原版中的个别错讹，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第一批)的一种，卷末还附有四版删去的初版和再版中的序及诗。2000年7月，人文社出版了一套《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丛书》，《尝试集》是其中一种，所依据的版本便是1984年这一版。这两个版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高校教师、各类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或文学爱好者。实际上，进入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大陆，《尝试集》的版本形态趋于多元化。除了人文社的“选印本”外，还有1982年上海书店的影印本(带书衣)、2001年陈平原的“导读版”、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全集本、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集本等等。然而，对比台湾和大陆的各种版本，可以发现它们在编选思想、再版体例、出版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这也反映了两岸读者和研究者在阅读兴趣和专业志向上的一些差异。这种差异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印量及其再版次数能直观地反映出一部书的畅销程度和影响力。《尝试集》在1949年以前各版本大多没有标注印数，因此无法确切知道总发行量。然而，根据出版方的档案材料和胡适本人的文字记录，我们可以进行大致的估算。关于前四版的印量，胡适在《四版自序》中提到：“这使得我的《尝试集》在两年内销售到了一万部。”此外，在一份版税账单中，记录了从初版到再版的总印数为12000册，从第四版到第十版的总印数为20000册（参见《胡适全集》第31卷第300-301页）。原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也有明确记载：“至1922年《尝试集》共印四版共15000部”，“到1953年亚东图书馆结束时止，《尝试集》共印了47000册”，这些数据是相当可信的。按照民国时期新文学初版或再版的基数（2000册）和1940年的版次（十七版）之积（2000×17=34000），再加上前四版的印量（1万册），其总量至少达到44,000册，这接近汪的原记录（47,000册）。进入新时期以后，人文社版的首印量为22,500册，印量相当大。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普及版也没有标注印数，但按照常理，既然是“普及”版，其印量肯定不会少。总之，《尝试集》的版本众多，印量大，流传广泛，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