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轻慢的笑的世界

　　河南民风淳朴，以至于河南许多被外界尊称为大作家的人，给人的直观印象都是本分忠厚而又率性执著，他们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只是河南人的忠厚常常掩盖了他们的机智，或许这也是他们机智的一个体现。我们面对河南作家时必须聚精会神，因为他们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深意，尤其不应忽略他们隐藏在质朴背后的机智。

　　“乱笑”是李凖小说的标志

　　李凖在旅大业余作者座谈会上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透露，《耕云记》源自1959年与一位记者一同下公社的际遇：“我感到我们在作品里反映的农村青年，多是爱说爱笑、天真活泼的，而富有毅力，有坚定的信心，有心计的、沉静的青年在作品里却很少见，我就想写这样一种人。”作品主人公萧淑英在工作时间一丝不苟，私下仍是一个热情的农家女孩。有趣的是作者没有让这个光彩熠熠的主角所向披靡，而是受到了来自其他人的“挑战”。富裕中农不像多数作品中描写的那样缩手缩脚，而是相当大胆地质疑萧淑英的预报不准确，而作为农民知识分子的萧淑英既不恼怒也不反驳，只是微笑着温和地回复。甚至连她的哥哥、劳动能手萧铜锤也屡次嘲弄妹妹，同时还嘲讽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在丈夫和气象台截然相反的推断间产生了犹豫。萧铜锤底气十足地坚持让她穿新鞋，其实在这里笑已悄然生成了，因为萧淑英是毫无疑问的主要人物，主要人物作为被歌颂的典型当然不会出错，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叙述模式及其阅读期待制造了萧铜锤的滑稽化。一如预期，大雨滂沱淋湿了新鞋，作者安排了一场笑剧，萧铜锤对心疼新鞋的妻子不屑地说：“社里六千亩红薯苗全活了，比你那一双新鞋金贵得多。”这一细节重叠了三层笑的关系：首先是萧铜锤对妻子举止滑稽化的揭露；其次由于萧铜锤是妻子滑稽化的直接诱因，所以笑人者同时也是被笑者，他的滑稽化几乎与妻子的滑稽化一同完成；最后是读者对萧铜锤否定的笑和对萧淑英支持的笑，这是作者根本的写作目的。萧淑英的正面形象就这样在多重的“乱笑”中得以确立。

　　这种“乱笑”是李凖短篇小说的一种标志性建构。《“三眼铳”掉口记》围绕直爽敢言的老军属裴西河的“三眼铳”这个绰号展开故事。绰号本身就是生成笑意的便利工具，李凖在这篇小说中将这一道具发挥到了极致。作品先写裴西河如何因为绰号受到大家调笑，后来因为儿子合森参加八路军使得裴西河实现了“去滑稽化”而获得尊敬。合作化运动开始后，裴西河因为关心合作社发展，“三眼铳”被重新激活，但此时仍是正面人物。他因为受到专署刘专员赞许而洋洋自得，被作者毫不犹豫地“再滑稽化”。按照霍布斯的见解，“笑就是突然的荣耀，它是在与别人的弱点或自己的过去比较时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感而产生”。因而笑具有居高临下的主动权，但裴西河的优越感被激发出来的时候，恰恰是在滑稽化进行过程中，主动的笑和被动的愚弄同时发生，但当绰号被大家提起的时候，反而是其“去滑稽化”的阶段，本应产生嘲笑的地方却产生了包含敬意的微笑。

　　“乱笑”不单来自周遭，也来自主人公的自我解构。裴西河在认清了富裕中农裴四倍操纵自己的险恶用心后，重建自己的历史主体身份，与众人一起指责反对合作化的思潮，在结尾憨厚而得意地自黑了一把：“今个上午，我就把我这炮口掉过来了！”自呼绰号的同时，轻巧地清算了自己的过失，滑稽色彩虽然淡了很多但并未绝弃。热衷自黑的还有《王结实》里的王结实。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被任命为校长，肩负改造知识分子重任，但专长无处施展而校务又无力插手，只能做一些看起来与校长之职不太相称的事。后来，终于明确了自己的岗位意识——为学校扎笤帚，不想却又牵连教师们遭受上级反抗改造、错误对待劳动者的痛斥。为了替知识分子开脱，朴实的王结实自黑道：“咱们不能说这管撂不管接的话，他们汇报我得能听得懂……”本来应该有利于典型人物和正面形象树立的场域，却变成了所有人都来拆解这一形象的游乐场，无论是富裕中农、劳动能手、上级领导、亲戚家人甚至自己，潜藏作品深处的是大胆而深刻的机智。

　　“乱笑”的内涵

　　“乱笑”是真的无规律无章法随机轻佻的笑吗？李凖笔下常被嘲弄的一类人是富裕中农，比如《“三眼铳”掉口记》里的裴四倍“两个眼珠子里只有两个大铜元，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一个棒槌打他手里过一次，也要刮下四两末”；以及《耕云记》里的范富兴“外号叫个‘能豆儿’，可爱说风凉话了，对于俺农村这些新技术，他也要编一联讽刺讽刺。双铧犁他叫‘双垮犁’，玉米人工授粉他叫‘玉米结亲’”；《李双双小传》里的孙有受愚弄较少，但其子金樵未能“幸免”，因为办食堂时他家私藏的水车在李双双面前露出了破绽，后者误以为藏宝洞是危害食堂粮食安全的老鼠洞，带人掏洞时金樵有意怠工，被李双双奚落。在社会阶层的分布中，高于富裕中农的地主、富农均未出现，富裕中农勉力承担全部进攻任务。麦独孤代表了很大部分人的意见：“引起笑的情景本质上是不快的，如果我们不笑它们，它们就会使我们不高兴。”因此社会学意义上的笑肩负着惩罚的作用。富裕中农属于落后分子，面对革命的立场不够坚定，在革命的语境下对其进行惩罚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伏尔泰认为，“变得可笑之物，就不会是危险的。”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不能施以“笑”的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显得太轻飘。富裕中农既有过失，又不是大不可赦的过失，作为被笑的对象是再合适不过了。在作家看来，富裕中农的问题是可以通过笑的机制解决的。即使在“大跃进”时期创作的《李双双小传》中，孙有已经很有时代感地丧失了被笑的资格——在近两年前问世的《“三眼铳”掉口记》中裴四倍尚能在“不笑”和“笑”之间往复滑动——意味着作家希望大家用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角色的历史定位以及相关的现实政策，但孙有的儿子金樵毫无障碍地继承了滑稽造型，拥有被笑的资格从而避免了被斥为异端。

　　虽然暴露在“乱笑”密集的火力网下，各种人物并无惨重伤亡。裴西河好管闲事虽然多次遭受调笑，也因此犯过错误，但在一个公共性渗入私人空间的时代里，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举动，因此得到公社领导林章的“笑着鼓励”。萧铜锤不相信妹妹萧淑英的天气预报，致使自己和妻子双双成为滑稽形象，但事实让他心悦诚服，郑重地代表青年生产队向妹妹提出表扬，滑稽化的经验并没降低这些人物的主体意识，并不构成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负资产，人物在情节线索的发展中仍然灵活自如。最明显地体现在王结实身上，无论在作者还是故事中的妻子及领导眼里，这个小丑式的滑稽角色一次次地闹出笑话，无论是面对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大老粗”永远是他身上永恒的标签。但王结实无疑不是一个痞子形象，对许多问题有他自己的判断甚至坚定的立场，同嘲弄他的力量形成对峙。这种主体意识来自于他自身的技能：烙饼、扎笤帚、榨油、货品保管和分发——也就是劳动本身以及劳动附带的品行如对正义的追求和对知识的崇敬等让他坚定守护着自我。李凖对这些人物进行笑的消解，并非无底线的消解，而是固本培元后的有限度消耗，劳动者根本的劳动精神始终没有涣散。也正因此，作家才放心大胆地让人物亲临“乱笑”火线，在笑中锻砺出人物的品质。此外，作者还赋予这些正面人物一项特殊的能力：笑的反击。富裕中农虽然也有“被笑”与“不笑”之间有限度的应变能力，但当他们被笑时，无从知晓如何同样以笑作为防御武器，相反劳动人民不但能够自主回击，还能借助情节模式的力量对“落后分子”实施“再滑稽化”的攻击，这也是“乱笑”能够构建的另一个原因。

　　“乱笑”的艺术功能

　　“乱笑”虽乱却并不扰乱既有人物关系。富裕中农仍然要服从科学，落后分子仍然要支持办食堂，敛聚私财者仍然要参与合作化，劳动者仍然是其他人学习的榜样，“乱局”之下，自有秩序。李凖还是一个喜欢写家庭生活的作家，这种夫妻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秀恩爱”。这种“秀恩爱”最明显的要数作家代表作《李双双小传》。孙喜旺挑水回来夸张地渲染自己的辛苦，向李双双求安慰，李双双毫不领情反唇相讥：“看你那个脸，涂得像个张飞，就这你还吹你是大馆子里出来哩，头一条讲卫生你就不讲究，现在是‘除四害’，要是兴‘除五害’呀，连你也除了。”孙喜旺急忙炫耀解放前工作过的“山北白木店”的玉盘珍馐，可再次被妻子奚落：“那是旧社会。那时候你在那里是挨打受气。你做的东西再好吃，是给那些地主恶霸坏蛋们做的。咱自己家里吃的什么！”本是很好的阶级斗争或者忆苦思甜的材料，被李双双处理成撒娇似的拌嘴和简单的劳动竞赛。孙喜旺的滑稽化没有改变夫妻关系，反而成为生活的调味剂。作家一方面尊重小说时代性的艺术规律，一方面又尊重“笑”的生成机制和特性。“笑”一方面构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标识，一方面又有效地服务于小说的创作需求。

　　宗法势力和传统意识在中国广袤的乡村从来都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秀恩爱”要成为可能，必须让读者相信一贯的乡村性别秩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颠覆。小说一开始，作为女性的李双双就处在孙喜旺的严密嘲弄之下，“俺做饭的”之外，另有“‘出马一条线’的货”和“有嘴没心‘没星秤’”这两个不敬称谓，公共场所嬉笑过后，回到家又气哭妻子。李双双突然爆发，将孙喜旺推倒在院中，情势逆转的李双双带着眼泪大笑。这个看似唐突的情节设置，恰恰是女性夺取抗议权的写照，笑声如同权杖一般昭示着男性权威的消散。孙喜旺不敌李双双，不是男性娇柔，而是代表传统的宗族势力让位于新兴的政治势力，这多少包含了寓言意味。在这个过程中，孙喜旺不抛弃不放弃强打精神负隅顽抗，讥讽李双双“这大字报可不是随便糊的。你懂什么政策！”不依不饶地强化男权政治同新兴政治话语的绑缚关系，以期维持霸权。自从李双双将丈夫推倒在地获得了事实上的优势地位之后，多次通过嘲讽的形式消解孙喜旺的威严。作者在这段叙事中有意让男性孙喜旺失语，代之以“进大娘、四婶、桂英等一群妇女却正向她家涌来”。局势明显地向不利于孙喜旺的一侧发展，为了摆脱必败的结局，孙喜旺主动撑起了自我滑稽化的减速伞，将自己变成被笑对象，意味着放弃领导权的争夺。如前所言，被笑意味着不构成威胁，攻击也就停止，孙喜旺地位跌停，李双双地位涨停，两人恰好平等，能愉快地秀恩爱了。可见，笑尤其是“乱笑”是身份平等的幸福生活的催化剂，而不仅仅是调味剂。

　　在两人乱笑的斗争过程中，李双双将自己与宏大叙事绑缚，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以获得历史主体身份。孙喜旺对妻子热衷的“大跃进”修渠不以为意：“什么‘大跃进’呀，还不是挖土！”斗胆将宏大叙事进行消解，既造成了说话人自我矮化，也意味着李双双抗议行为的成功：微观个体与宏观政治无法互相剥离，笑的指涉维度也随之扩大。大跃进时期尚且如此，进入1980年代更显无拘无束。被樊星称为具有中国特色“写实的黑色幽默”的《芒果》发表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故事发生于1968年，讲述了最高领袖为工厂送芒果，工厂紧急成立“迎接芒果筹委会”的荒诞故事。作者施展“乱笑”绝技，让滑稽人物潘大婶生涩地混用民间俚语和政治名词，让憨厚朴实的潘朝恩在恢弘的革命叙述下延续草根的思维方式而笑话百出，让“走资派”因为过于敏感而丑态毕现，让全部出镜人物因为一个疑似蜡质赝品的芒果而躁动不安。一如既有风格，潘朝恩没有紧随形势，仍以未政治化的纯粹个体形式蹩脚地参与历史，如跟“走资派”一起劳动，拒绝在大会上表演痛哭却一直惦记着带几个馒头，不能理解精英们的情绪高涨，形成了标准意义上伯格森界定的“滑稽”。批评家张清华注意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弱智化叙事’当然不表明作者的智力水平降低了，相反它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叙述技巧，‘弱智’是指人物的属性，但叙事则是更复杂多变了。”潘朝恩作为一个“傻子”形象，其实扮演了智者角色，透过貌似僵硬的思维有意疏离于时代激情，从而带领读者冷静地审视历史。次年刊于《莽原》的《王结实》也是一篇富于巧思的作品，消解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对草根民众的淳朴品行有所肯定，笑一切可笑之事，但也遵循笑的基本原则。

　　李凖的小说固然不可避免地囿于时代环境，但“笑”的精神一方面保留了现实生活原貌，另一方面提供了不同于“法定”视角的另一种立场；一方面保有了一定程度的怀疑精神，另一方面又彰显了对生活与时代的宽容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