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山《〈三家巷〉〈苦斗〉再版前记》的原稿及修改情况

　　在欧阳山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五卷本的长篇小说《三家巷》(原定名为《一代风流》，共分五卷，各卷标题拟定为《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是其创作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其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部小说酝酿于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1957年2月14日正式动笔。在欧阳山的辛勤耕耘下，第一卷《三家巷》于1959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卷《苦斗》于1962年1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欧阳山决定再版《三家巷》《苦斗》两部“文革”前已出版的小说，并为此写了《〈三家巷〉〈苦斗〉再版前记》，这份手稿目前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库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手稿原稿(以下简称“原稿”)与后来正式出版的版本(以下简称“出版稿”)在内容上有较大不同。本文拟对原稿与修改稿做一个比较，同时探析修改的原因及原稿被删掉部分的文学价值。

　　一

　　原稿显示完稿时间是1978年4月20日，出版稿显示完稿时间是1978年5月23日，很显然欧阳山在这间隔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又对这篇《再版前记》进行了思考，并动笔进行了修改。整体来看，这次修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个别语句措辞的修改，如第二段第一句话，原稿原文是：“这八十五章发表之后，登时在读者当中引起了议论纷纷”。在出版稿中这句话改成了“这85章发表之后，曾经在广大的读者当中引起了自由讨论”。“登时”改成了“曾经”，“议论纷纷”改成了“自由讨论”，这两处修改的共同之处是将语调变得舒缓、语气变得温和。在接下来的一段具体描述中，原稿写到：“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一样一半的，也有正倒三七开或正倒二八开的”，出版稿中直接删掉了“有一样一半的，也有正倒三七开或正倒二八开的”，仅保留“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对当时的复杂情况进行了“简化”处理。通过这两处对措辞的修改，可以看出，时隔10年之后，欧阳山并不想“翻旧账”，不想纠结于过去的种种不公平，而是怀抱一颗悲悯之心，希望能淡忘历史，重新投入到面向未来的创作中去，这种笔调基本贯穿了《再版前记》的整个行文。

　　出版稿的第二种修改类型是直接换掉了原文的大量内容，从两个版本的对比来看，出版稿仅保留了原稿在开头的两个自然段和结尾的两个自然段，中间部分全部替换成了新的内容，这种修改在作家通常的文本修改中是不太常见的，因为几乎是删改了整篇文章的主体部分。查阅已出版的《再版前记》可以知道，出版稿的中间部分讲述的是“文革”期间林彪和江青对欧阳山作品的具体批判过程以及欧阳山本人对于这些莫须有罪名的逐条反驳。那么被替换掉的是什么内容呢？被替换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于过去10年外界对于自己作品批判的回应。在批判浪潮汹涌而至的时候，欧阳山始终没有通过书面文字对这些批判进行正面的回应，在这份原稿中，欧阳山进行了解释，其原文如下：“对于这场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关于我自己的作品的争论，过去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只是想，一个作者有权通过他的作品对现实生活发表议论，一个读者当然也有权利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这完全是健康正常的文化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民主”。欧阳山在这里揭开了他一直不对外界批判做出回应的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认为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读者的意见是一种正常的“批评”。他并不对那些批评他的人心怀不满，他只是对四人帮在政治上的胡乱定性持有意见(这一点从出版稿中可以看出)。

　　原稿被删掉的第二类内容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这便是欧阳山对于文艺创作本体性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非常具有前瞻性，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这些思想无疑具有“先锋性”、“前卫性”，而这种闪光的特质应该也是这些文字最终被删掉的主要原因：“文革”毕竟刚刚过去，整体的时代语境还未彻底“解冻”。其原稿原文如下：

　　“所谓我自己也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那些问题也为数不少。比方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咱们能不能描写主要任务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再比方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咱们能不能真实地描写各阶级人物的思想感情？更比方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咱们能不能描写现实生活中各种场景和风俗画？问题当然还不止这些。归结起来，就是说，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咱们要不要实事求是？咱们要不要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描写生活？咱们要不要描写大量存在的东西？——这即是说，咱们要不要相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

　　这段文字写出了欧阳山在当时的一些困惑，是他对当时文学创作中“高大全”式人物形象塑造和“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的评价标准的反思。从这些疑问句可以看出，在那个文学高度政治化的时代里，欧阳山的头脑是清醒且冷静的，对于文学的任务以及表达方式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难能可贵的是，欧阳山不仅有这种质疑和独立思考的问题意识，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答案，他在原稿中写到：“很显然，我认为咱们能够这样做，要这样做，应该这样做。但是有很多人不赞成。这就不是一个人、一本书的问题了。实际上，从咱们整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创作倾向来看，恐怕正反两方面都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如果能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一定会对文学艺术高速度、高质量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这是欧阳山的“自问自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和答案早已是共识性的，但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欧阳山的这些见解无疑是超前的。

　　除了对以上问题作出反思，欧阳山在原稿中还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我以为涂改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都是不能被允许的，而伪造现实生活和历史生活，即使是出于好心肠，都更加不能允许。我以为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运用革命的观点，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描写历史，按现实的本来面目描写现实。在这样做的时候，甚至不能随心所欲地超越阶级的局限，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地区的局限。我以为理想的人士能够克服主观上和客观上的缺点和错误继续向前的人，而不是作为正确的概念化身的一上来就完美无缺的人。我以为一个充满矛盾和危机，在惊涛骇浪中前进所取得的胜利，比一个庸庸碌碌、平淡无奇，在风和日暖中轻易取得的胜利更加可贵，更加伟大。总而言之，我以为把林黛玉写成五四运动中的新女性，把晴雯写成后来咱们所说的叛逆的女性，把阿Q写成马克思主义者，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总有点令人难为情，而且在实际上也收不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效果。”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了欧阳山在文学与现实关系问题上的看法，那就是文学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生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不论是先进人物还是落后人物，必须真实地表现他们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用概念去塑造人物，扭曲人物。

　　二

　　原稿另外一个有趣之处是，欧阳山在文中举了鲁迅曾讲过的一段话来作为自己文艺思想的论据支撑。而在“文革”中，欧阳山曾被戴上“反鲁迅的胡风分子”帽子，成为批判的对象。在原稿中他提到：“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得到支持固然好，受到反对也不坏，最怕是无声无息，好像不曾做过的一般。揣摩他老人家的意思，无非也是自己做了一点工作，可以让后来的人借鉴，有一点好的地方就可以当‘老马’，有一点坏的地方就可以当‘前车’，这样，后来的人就可以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来。而且我想将来的伟大作品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通过长期的、广泛的、深入的议论纷纷来酝酿、孕育、产生，否则伟大的作品肯定不会在一天的早晨忽然从一个人的头脑中迸发出来，因此肯定是无法产生的。”欧阳山从鲁迅的这段话里汲取到了很多的力量，他在过去十几年里的沉默或许与此有关，不管是“老马”还是“前车”，都必将是有助于后来者的，有助于推动整个文学进步的。因此，他的沉默饱含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大爱，也饱含了对于后来者的殷殷期待。鲁迅之于欧阳山，不仅是文学路上的良师，也是精神上的向导。鲁迅充满韧性的战斗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欧阳山。《三家巷》和《苦斗》问世之后，欧阳山一直饱受批评，“文革”中更是达到顶峰，欧阳山之所以能够从黑暗岁月中走过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每次我遭受到打击与挫折时，我都想起鲁迅先生那种韧性的战斗精神。所以我没有放弃完成这项工作的念头。”由此可见，鲁迅精神对欧阳山人生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在1981年9月出版的第三卷《柳暗花明》的扉页上，欧阳山充满深情地写下如下文字：“谨以这本小书，献给鲁迅先生，纪念他的百年诞辰。”

　　1978年欧阳山写作此文时，中国文艺界尚处在“文革”风暴过后的“重建”中，欧阳山的这些思考代表了一个有良知的文学写作者的自我反思，其间透着知识分子的清醒与独立。更为重要的是，欧阳山对这些文学创作中的具体问题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尽管他在文中也谦逊地说：“我这些所谓不同的看法是错还是对，自己是毫无把握的。”但这些睿智的文艺思想无疑有着穿透黑暗的力量，对于重新上路的中国文学而言，它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方向。可惜的是，在最终的出版稿中，这些闪光的文艺思想被删掉了，没能随作品一起出版。据笔者个人猜测，欧阳山的删改应该是对当时大环境整体考虑的决定，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保护。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又是一种常见的可以理解的做法。

　　尽管做了诸多的修改和删改，但在这篇《再版前记》的出版稿中，欧阳山还是向关心他、爱护他的读者们“敞开心扉”谈了自己即将开始的写作计划。在文章的末尾，他写到：“我现在下决心写下去，对剩下的115章做不自量力的尝试。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成败利钝，我现在都置之度外了。”欧阳山表达了要写下去的决心，而且抱着一种决绝的心态。此时的欧阳山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他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理想，“血压已经高了，脑动脉已经硬化了，两眼也有了白内障”。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他采用口述录音的方式，在助手的帮助下，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完成了后三卷的创作。1985年，五卷本的《三家巷》正式完成，由花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