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在1978年的三份发言稿

　　1978年，对整个中国文艺界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文革”动乱的阴霾开始逐步散去，拨乱反正的大幕逐步拉开。3月，文化部举行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在“文革”中受到冤枉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得到了平反。5月，中国作协正式恢复工作，《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等重要文学刊物相继复刊，一片沉寂的文坛开始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在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氛围里，“文革”中饱受苦难的张天翼也重新焕发了文学热情。他原为《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国作协重要领导，“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执行文艺黑线的干将。1969年12月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此前，张天翼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1940年代曾因患病长期休养，直到1948年才逐步痊愈。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生活动荡颠沛流离，他的身体也是越来越虚弱。1972年4月，因为身体状况欠佳，张天翼被批准由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休养。不幸的是1975年1月，他又患脑血栓，一度失语，半身不遂，后在家人的精心照顾和调养下逐步恢复行动能力和语言能力。虽然从失语和瘫痪的危险中走了出来，但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张天翼想像过去那样进行写作和参与文学活动显然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张天翼依然在努力的发挥着一个革命工作者的“余热”，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着重获新生的中国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重新踏上征程。

　　在张天翼的文学征途上，儿童文学显然是一方重镇。他在1930年代就创作了《大林和小林》这样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坚持写作，家喻户晓的《宝葫芦的秘密》等作品就是创作于1950年代。他在儿童文学领域的默默耕耘显示出他独特的文学理念，也更突显了他对于儿童文学的热爱与执著。由于有着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张天翼对于儿童文学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儿童文学之于广大儿童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因此，在“文革”结束后新文学整装待发的时刻，张天翼多次呼吁加强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和创作。本文所论及的几次发言稿均与他对儿童文学的“大声疾呼”有关。

　　1978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召开少年儿童文学作家座谈会，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召开儿童文学座谈会，张天翼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被邀请参加，但此时的张天翼身体抱恙，未能亲自到场，他写了一份发言稿送交大会，这份发言稿的题目为《再为孩子们讲一句话》，发言稿的内容如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这个会，我打心眼里高兴。因为重病，我不能参加，不能和大家交谈，但我要尽力表明一点我的心意。

　　过去，我曾经多次为孩子们讲过话，今天，我还要再为孩子们讲一句话：孩子们需要文艺作品。

　　我国有两亿儿童，可是给孩子们写作的叔叔、阿姨少得可怜。过去，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关心、过问过儿童文学，也曾经产生过一些好作品，但都被“四人帮”打入冷宫，孩子们读不到。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华主席非常关心儿童文学，我们又有了写作条件，让我们赶快把孩子们从饥荒中救出来吧！

　　儿童文学是重要的教育工具。它关系着我们后一代走什么道路、做什么样人。我们都有子女，都希望把自己的子女教育成有用的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能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的人。那我们就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吧！我还希望有关的部门都能经常关心、注意儿童文学，不要只到每年“六·一”节才想起儿童们。

　　至于我呢，目前因为生病，不能到孩子们中去，不能创作，但只要我一息尚存，一定努力锻炼，争取将来继续为孩子们——为那些我在病榻上也难以忘怀的、我亲爱的孩子们，创作，创作，再创作！

　　一九七八年五月

　　这份发言稿发表在1978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天翼文集》第9卷中。从发言稿略显笨拙的字体中可以看出当时张天翼的身体状况不甚理想，张天翼写得一手好字，笔法遒劲，这在他的朋友圈里是尽人皆知的，然而仔细查看这份发言稿手稿，字体上已经退却了早年的那份挥洒自如，读者很容易想象出彼时那个正被病痛纠缠的老者是怎样吃力地写下了这不长的文字。但尽管字体已经不再那样优美飘逸，却仍然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均写得完整而清晰，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是张天翼等老一辈作家们的宝贵品质，值得后人学习。

　　在这份简短的发言稿里，张天翼共表达了三层含义：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对这样一个主题会议召开的喜悦，作为儿童文学作家，他对儿童文学一直充满热情。由于20世纪中国独特的社会现状，启蒙救亡等主题长时间成为文学写作的主流，儿童文学虽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文学，它显然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这样一次主题会议的召开不仅意味着文学“春天”的到来，更意味着儿童文学获得了一种认可和重视，迎来了发展的良机。因此，张天翼的“打心眼里高兴”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除了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张天翼所表达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孩子们需要文艺作品”，他们正处于“饥荒”之中，身为长辈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尽快地创作出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品来。在他看来，“儿童文学是重要的教育工具”，是孩子们人生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在这里，张天翼不仅设身处地地站在孩子们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以“少年强则国家强”的理念放眼祖国未来的发展。尽管儿童文学不应该仅仅当做是一个教育的“工具”，但儿童文学的“工具”功能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形式，儿童们从故事中获取的成长远胜于家长和老师们的直白说教。张天翼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儿童文学作家清晰地看到了儿童文学的这一价值，因而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发言稿的第三层意思是表达“老马奋蹄”的赤诚之心，只要“一息尚存”，仍将继续战斗下去，用手中的笔为孩子们的成长、为祖国的发展添砖加瓦。读这份发言稿，读者能清楚地感知到作者的赤诚之心，那燃烧的热情温暖着冬春之交的中国文学，也感动着万千读者。

　　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不久，5月27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文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被称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会议的讨论主题不局限于某一类型文学，而是面向所有的文学领域，反思过去，展望未来。一大批知名作家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张天翼也收到了邀请，但同样因为身体原因，张天翼未能亲自到场，他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责任与希望》的发言稿，在这份发言稿里，张天翼回顾了“文革”10年的深刻教训，，呼吁大家响应党中央号召，“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迅速改变‘四人帮’破坏造成的缺少各种文艺作品的状况”。他尤其强调的是：“我们不仅需要创作给成人看的文艺作品，而且要创作适合少年儿童看的儿童文艺作品。我们有责任把广大青少年一代从文化饥荒中救出来。”张天翼的这次呼吁与他不久前在儿童文学座谈会发言稿中的呼吁是一致的，他深刻认识到儿童文学作品的匮乏，而我们的青少年一代的成长又是如此的急迫，我们的创作必须尽快适应和满足这样的一种需求。

　　张天翼对于儿童文学发展现状和形势的判断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现状呢？是否代表了当时人们的现实需求？同年10月，他在另外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为我们提供了答案。1978年10月17日，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庐山召开。因为生病，张天翼同样未能亲自到场，但他仍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不能辜负孩子们的期望》的发言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发言稿里，张天翼提到了他的小读者们给他的一些来信，这些小读者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张天翼《再为孩子们讲一句话》的发言稿，发言稿触动了他们的内心，引发了他们的共鸣。因此，他们给张天翼写信表达他们的激动心情。在发言稿中，张天翼提到，江西一位14岁的小读者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看到您在病榻上用左手写下的‘为孩子们写作，把孩子们从饥荒中救出来！’的热情呼吁，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起两年前，‘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有谁来关心我们少年儿童？又有谁敢于为我们少年儿童说话呢？那时候，我们幼小的心灵也受到了‘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刻下了‘闹而优则仕’的痕迹，宝贵的时光都消磨在无趣的玩耍和无情的殴斗之中，实在太可惜了……今天，党中央把我们从‘文盲加流氓’的歧道上拯救出来，给我们指出了学好文化知识，向现代化进军的光辉前程。我们如饥似渴地渴求知识，而您老一辈的作家能洞察我们的心灵，说出我们的心声，为我们呼吁，为我们创作，您关心爱护我们的精神，我由衷地感谢和敬佩……”

　　从小读者的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年轻一代对于知识的渴求，因而，对于道出了他们心声，感知到他们心灵痛苦的张天翼，他们充满了感激。这封小读者的信印证了张天翼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判断。因此，他呼吁“不能辜负孩子们的期望”，要尽快的推动儿童文学的发展，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回望儿童文学在“文革”后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不能不感慨张天翼的大声疾呼充满了先知的色彩，他的呼吁与小读者的呼应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窘迫现状：风雨初晴的中国需要新的文艺作品！

　　1978年的张天翼已过古稀之年，年迈的他饱受疾病困扰。文中所提及的三次发言稿均是在未能到会场的情况下向大会提交的，他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溢其间、令人动容。文学之树的生长与葳蕤需要一代代人的同心协力，前赴后继。而张天翼，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和“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