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佚信一通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收藏中，有一封郭小川写给萧三的信。这封信没有收入12卷本的《郭小川全集》，互联网上也未见有其相关信息，故不妨以“佚信”视之，全文照录以飨读者。

　　萧三同志：

　　听说您已请假休养，甚念。本拟前往访谒，又闻您要静养，不便扰乱您。同时，在校学习真太忙，连脑子都累疼，这是因为我在外面跑了三天，对此环境一时尚不能惯熟。

　　我希望多读一些您的近作，而且是这样需要您的教示。

　　近来写了一些东西，苦无发表之地(自然我并不忙于发表的)，延安的刊物真太少了。我预祝《新诗歌》之诞生。

　　另方面，对作品的批评与理论的论争太不够，如何其芳同志居然否定史诗——他是拿纯艺术的观点这样大胆地说出的，他完全忽视史诗(叙事诗、报告诗……)对时代的价值，我希望能够有适当的讨论与正确的解决。至(于)其他理论上的问题，如民族形式在诗歌领域之建立，如歌谣的处理问题……诸多问题都太需要讨论了……总之，延安的诗坛是寂静的，写诗的人的力量尚未能集中……写诗我还是初学者，但我顶愿意学习或研究一些问题。

　　我是这样感觉。

　　延安有人(乃至全国)之所以讨厌诗，正是因为诗还未能活跃的原故，出版……多来几次运动(如纪念某事的街头诗运动)，一定会使很多人受诗的吸引的，我想。

　　我希望您会同所有写诗的同志把延安诗坛活跃起来。

　　这是我的问候，也是我的希望。

　　匆草，敬致

　　布礼！

　　郭小川 

　　二月三日

　　这封信，应该写于1940年。推测依据有两个，都是信中提到的：一是萧三的“请假休养”，二是“《新诗歌》之诞生”。

　　先说第一个问题。萧三于1939年3月6日离开莫斯科，3月21日下午归国入境，3月25日到达乌鲁木齐，4月6日到兰州，4月21日到达西安，4月29日由洛川至延安，当天即被派到“鲁艺”工作。开始他挺高兴，但时间一长就“觉得不合宜”，加之旧病复发，极其痛苦，只好给领导写信请假。信中写道：“在鲁艺要教书，要做文学系主任，要做编译处处长，此外要做干部教育小组组长，要做研究部文艺史研究室主任，许多的事务工作，许多的会议，校外的社会的工作则有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常务理事，《文艺突击》《文艺战线》两个杂志的编委会。党的工作还有中央宣传部的文委，鲁艺的党团，时事问题研究员……又是许多的会议。这样一来无论书也教不好，编译也少成绩，联共党史研究常常脱期，研究室工作尚未开始，社会工作也顾不到，每天从早到晚只是看别人的稿子，鲁艺内部学生及教职员的(因为我又是‘创作顾问会’的主席)和学校外面寄来请看的，看得头晕眼花。最伤心的是完全谈不到自己写作——我回国四个多月了，差不多一首诗、一篇小说都没有写，没有时间，写不出来！近来为筹备‘九一八’晚会及筹备会更加紧张了，结果，我病倒了！——脑病复发，每天晕的厉害，什么事也不能做，一点气力都没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请求脱离‘鲁艺’——不仅解放文学系主任，亦且不做编译处处长……”这封信的底稿如今也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信后标注日期是“九月十九日”。

　　再说第二个问题。《新诗歌》(延安版)是由老诗人萧三创意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亲自主办的，为报纸型刊物，马兰草纸四开单面油印，每期两版。1940年9月1日创刊。刊名下印有“延安战歌社、山脉文学社合编”(注： 从第2期以后改为新诗歌会编)等字样。通讯地址为“延安文协转”。共出刊6期，于1941年5月20日终刊。

　　回头看这封信。郭小川在信末签署的日期是“二月三日”。从1939年9月18日萧三“请假休养”，到1940年9月1日《新诗歌》创刊，“二月三日”只有一个，而它只能属于“1940年”。郭小川在“1940年”的“二月三日”写信，正好往前可以问病，往后可以“预祝”“《新诗歌》之诞生”。目前研究界一般认为他到延安的时间是“1940年年底”，据此信看至少是在年初甚或更早一些时候。因为那个时间段内的延安文艺尚有待发展繁荣，所以郭小川信中感慨的“延安的刊物真太少了”正符合当时情况。《新诗歌》(延安版)问世后郭小川是主要撰稿人之一，等到翌年春夏之交该刊停办时，他则与当地的几位诗歌爱好者张蓓(张沛)、高敏夫等联手创办了新的《新诗歌》，史称“《新诗歌》(绥德版)”。

　　从这封信不难看出，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郭小川就已经把“民族形式在诗歌领域之建立”的问题提到了“太需要讨论”的议事日程上；“叙事诗、报告诗……对时代的价值”等问题也都已进入他的关注范畴。作为一个“写诗”的“初学者”，刚满20岁的郭小川就具备了这种“顶愿意学习或研究一些问题”的视野和高度，他后来所取得的文学创作成就也便是毋庸置疑地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