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戏剧创作中民间资源之利用与时代精神之彰显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陈白尘(1908-1994)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多面手。单从《陈白尘文集》收录的作品看，涉及到的体裁就有小说、散文、文论、电影剧本、话剧剧本诸种。其中，戏剧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民间和官场，又构成陈白尘戏剧创作的双重叙述场域。无论哪个场域，作家都善于利用各种民间资源刻画社会众生相。或同情民众疾苦，赞美普通人身上闪耀的可贵品格，彰显特有的时代精神；或讽刺嘲弄官场生活中各种不良现象，针砭时弊，表达作家的社会理想。

　　站在民间立场书写日常生活，张扬劳动者的生存精神

　　自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将主人公转向到底层劳动者以后，各类劳动者形象活跃于文坛。早期有阿Q、祥林嫂等一类苦难形象；30年代后，出现了很多敢于与生活抗争的人物，如《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春蚕》中的老通宝等。陈白尘戏剧也刻画了许多与生活抗争的劳动者：兢兢业业的知识分子、百折不挠的商人、勤勤恳恳的农民、忍辱负重的市民、秉公办事的官员等。他们执著于某一信念，依靠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跋涉于崎岖险峻的生活之路。《岁寒图》中的黎竹荪就是一位道德高尚、医术精湛、心甘情愿为医疗事业奉献的医生。他节衣缩食到了虐待自己的地步，遇到贫病交加的患者却倾其所有解囊相助。为了全民族的健康，他提出一个可以消灭结核菌、减少肺病发生的宏伟计划，希望得到政府经费支持，可是上面以“财政困难”为由迟迟不给批复。精心培养的学生因为生计一个个另谋他路，自己却坚守岗位，这种为民族健康而献身的精神赢得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黎竹荪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脑力劳动者形象。《除夕》通过“天华袜厂”店铺在除夕前七天时间内的讨债与还债事件，叙述了袜厂从兴旺到倒闭的过程。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无论他和子女们、学徒们怎样恪守经商法则，诚实经营，都无法重回生意兴隆的光景。由于战争，盗匪猖獗，生意凋敝，最后弄得家庭支离破碎，袜子店也迅速走向破产。尽管如此，留下的年轻人并没有气馁，抱着希望顽强地挺立着。他们不断安抚老人，呵护小孩，成为生活的中流砥柱。

　　如果说《岁寒图》和《除夕》反映的是知识分子与商人们不甘屈服的生存状态，那么三幕喜剧《秋收》刻画的是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三代人物苦苦挣扎的生存图景。抗日战争爆发后，家庭主力姜发祥被抽壮丁，家中留下老幼妇孺抢收稻谷。临时驻扎此地的伤病员根据上级吩咐，义务给军属收割稻子。姜老太婆和姜大嫂都不相信这一义举，伤兵们勉强割一些后便被借故赶走。第二天在长官们的帮助和说服下，前嫌尽释，军民合作抢收完全部稻谷。作家塑造的农妇和士兵形象中，姜老太婆的个性最为突出。剧本设计姜老太婆与后方伤兵打交道，既表现了战争影响下老百姓生存之艰难；也说明了军民的鱼水关系。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援助，军队就是无源之水；没有军队保家卫国，老百姓的生活不得安宁，军民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抗敌胜利。

　　这些文本不见硝烟，却反映出比战火更为严酷的现实生活，以及在严酷现实中顽强生活的劳动者和他们坚忍不拔的生存精神。

　　利用民间生活场景刻画人物，彰显民众的抗争精神

　　作为抗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陈白尘的很多戏剧都与抗战相关，属于典型的“抗战戏剧”。但是，他并没有着意描写抗战现场，没有描写枪林弹雨的战争风云和冲锋陷阵的杀敌场面，也很少描写鲜血淋漓的悲情故事或是各式各样的英雄人物。相反，作家通常用轻松幽默的手法去表现很多看似与“抗战”无关的普通事件和寻常人家生活，尤其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将民与官、穷与富、男人与女人、妥协与抗争、正义与邪恶、战争与和平等二元关系置设于各种民间生活场景，通过对比叙述从侧面揭示战争造成的各种痛苦和灾难，体察民众情绪，反映民间思想：反对暴力与战争，向往和谐平静的生活。

　　三幕喜剧《乱世男女》中列车上逃难的场景犹如一个社会缩影。剧中集合了各色人物，工人、农民、歌女、委员/经理、翻译家、总编辑、科长太太、“时代青年”、妇女运动者等等。逃难途中他们如何在狭窄、浑浊的列车上爬车、挤车、占位置、谈论“抗战”、忍饥挨饿等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对话得以淋漓尽致地刻画。各色人物中，富家官太太(科长太太)贪图虚荣、刻薄势利，“时代青年”蒲是今见风使舵，商人兼委员徐绍卿自私虚伪，徐太太方美华欲摆脱丈夫控制寻找新的人生道路而不得。倒是底层劳动者表现出可贵的淳朴、善良，工人不嫌麻烦帮助科长太太和她随身携带的马桶挤上车；秦淮歌女王银凤虽被看不起，却愿意把自己珍贵的食品免费赠送给饥饿的群众，在关键时刻帮助女童，还用唱歌得来的钱支持抗战。戏剧在最后一幕虚实结合，那些经过逃难、轰炸、辗转流徙的人们体会到了战争带来的恶果，最终团结起来齐心抗战，坚信 “中国是不会亡的”。

　　陈白尘戏剧既有群像同台共舞，又有重要角色担纲主演。五幕剧《大地回春》赞美了以恒丰纱厂总经理黄毅哉为代表的企业家如何执著于本国民族工业建设的革命精神。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为了保存工厂力量，他们没有退缩妥协，而是下定决心花费巨资坚持把工厂西迁到重庆。黄毅哉筹建的“新中国纱厂”在敌人的轰炸中勇敢建立起来，并于“七七” 事变三周年纪念日如期开工。“国家虽然是山河破碎，可是我们的新中国一定会诞生的！”这是他发出的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呼声！企业家代表了民族工业的力量，作家还塑造了许多其他行业的“小人物”来赞美普通大众的爱国情怀。《大风雨之夜》中的政治犯C团结囚犯与牢头和狱警巧妙周旋，在大风雨之夜打开监牢之门获得自由。

　　《父子兄弟》中一对同胞兄弟相继加入义勇军和地方警察，多年不见后的偶然相遇却导致误死误伤。活下来的父子们认识到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是共同的敌人日本人，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恭喜发财》中正直忠厚的鲁先生坚持组织学生抗日，与狡猾奸诈、利用学生赚钱的刘校长形成鲜明对比。《演不出的戏》写了一群演员们在舞台上通过剧本和现场的排演认识到：抗战不是光喊口号就能取得胜利，必须用实际行动去斗争。《一个孩子的梦》表达了两个少年的抗日梦想和抗日精神，他们想请“神圣的仙人”下界去“搭救百姓”， 结果竟然倒在汉奸和敌人的枪口之下。《魔窟》中妓女小白菜冒死同汉奸刘殿元和凶残的女流氓孙大娘斗争，最后惨遭毒手。

　　这些剧本中的故事都发生在抗日语境中，通过一幕一幕平凡的生活场景，控诉战争带来的民不聊生，揭露了乱世社会的人间百态：有明哲保身者，有借机发财者，有卖国求荣者，有助纣为虐者，但更多的是热血沸腾的抗争者。他们与生活抗争，与恶势力抗争，与侵略家园的敌人抗争，敢于用血肉之躯去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家乡和祖国。“描写抗战，便是描写现实生活的全部”( 陈白尘《戏剧创作讲话》)。透过这些现实生活可以看到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真实情感和精神状态。

　　利用民间话语针砭时弊，表达作家的批判精神

　　现实主义，是陈白尘戏剧最主要的创作方法。剧作家善于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刻画各阶层人物形象。在弘扬正气、肯定社会正能量的同时，他也大胆针砭时弊，揭露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官场上各种虚伪、贪婪、荒唐、不作为等现象，利用民间声音巧妙地加以讽刺、嘲弄和批判。为此，作家十分注重戏剧对话中的人物语言，力求使之简短精练、富有张力和内涵，达到 “一字千金”之效果，显示出他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

　　陈白尘把民间话语中的歇后语、方言、俗语、俚语等大量引进到戏剧创作中，生动形象地刻画人物性格。四幕喜剧《魔窟》中的歇后语竟有12条之多，其他俗语更是不胜枚举。伪维持会财政局局长陈万兴，曾为肉店老板，熟知日常生活用语。他和女流氓、孙殿元的姘头孙大娘的对话多次使用歇后语：“年轻的寡妇——站不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以此点明孙大娘想依靠姘夫孙殿元捞取一官半职的野心。“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反穿皮马褂——装佯(羊)”刻画陈万兴想讨好孙大娘向孙殿元捞些好处的心理。

　　孙大娘在独幕时事讽刺剧《新群魔乱舞》中再次出现，仍然是一个心性歹毒的女人。该剧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重庆“较场口血案”。作家以话剧的形式还原了事件真相，剧中时间、地点、人物都是真实的。1946年2月10日上午重庆较场口附近一个普通住屋的房间，一群参与血案的暴徒聚众表功，争相承认是自己殴打了社会名流，想凭借“战功”去讨赏，内部却因争风吃醋扭打起来。女流氓孙大娘厌恶陈胖子的动手动脚，要收拾他的贼心：“胖子，你把眼睛睁开一点，老娘胳膊上跑得马，拳头上站得人，来路清去路明，不是他妈较场口的玩家。你三番五次伸手动脚的，你他妈的安的什么心眼？”气势汹汹的话语中显露出她有左右开弓的能耐，有不惧一切的胆量。

　　当一个女人能做出令男人都胆寒的事情时，其凶悍和霸道就可想而知。在推选谁当“党魁”上他们又互相争执，最后运用“含血喷人”“邪理战胜公理”方法，采取“人家跳舞场的老板娘能当党魁，我这豆腐店的老板娘就当得”的逻辑，让孙大娘当党魁。剧作家把重大的政治事件与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勾搭、争权夺利的世俗场景结合叙述，把政治事件以戏耍的方式降格，同时把男女争风吃醋的事件升格，以此说明很多政治事件在庸人眼里就是一种男女事件，就是一种金钱交易事件；而在清醒的正直者眼里，它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手段，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把戏。剧本借此嘲弄反动统治者胡作非为，渴望停止内战、和平合作。

　　“胡说八道”是《升官图》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这一句民间俗语，简短四个字却蕴含着多层意思。首先，指本意，胡说八道，是没有根据的乱说乱讲，对话者中一方的语言不为另一方相信。其次，暗指文本中人物的话语都是信口胡说，无根无据不足为信。再次，剧本借两个强盗的黄粱美梦来说明文本都属虚构，也是“胡说白道”。暗示这个社会某些人物都在胡说八道，或者说这是一个“胡说白道”的社会。除民间俗语外，剧作家特别善于通过某些特殊的数字或者言语来揭示官僚们的丑态。

　　剧本中多次提到省长和侍从下来检查工作，趁机敛财，却口口声声说自己“清正廉明”。他们多次向钟局长索财，一无所获。于是说钟局长账簿上多支了“三元三角三分三厘三”，是腐败。这个数字越是清晰具体，其“笑”意就越是浓郁。滑稽的数据反衬出钟局长的正直和清廉，透露出省长和侍从的阴险、狡诈和贪婪。剧本大量使用俗语，产生了一箭三雕之效果：一是说明作家对生活把握有深度；二是说明民间话语有强大的生命力；三是说明人物性格可以通过民间话语得到丰富的表现，产生巨大的生活感受力和生命张力。

　　俗语和数据能增添剧本的笑料，而人物身份的意外变化和交换更能强化戏剧效果。《升官图》中流氓与官僚交手就是实行钱权交易。流氓要官，官员要钱。他们利用乱局勾心斗角，各自打着如意算盘盘剥百姓。特别是假知县与假秘书长的默契配合，以及假秘书长镇定自若地与各位官员角逐，实在令人捧腹。两位强盗在一所老宅做升官发财梦的行为均引发了老者的笑声。老者的笑既是智者的笑，也是民间智慧的笑，为这些强盗的白日梦发笑，为他们的势利和龌龊行为发笑。

　　独幕喜剧《等因奉此》讽刺了官场科员间的荒唐无聊。抗战中，一个离战线很远的城市中一间普通办公室，几个科员在忙着做些准备工作以迎接某委员来视察。大家为找一块“禁止小便”的牌子忙得团团转，为上面写几个字反反复复修改，最后又改回当初写的四个字。当所有事情准备就绪只待最后时刻，得到的信息是：“委员因为肚子疼，派人来说，今儿不来了！”剧本在官员们一片哑然失声中辛辣地讽刺了他们瞎忙乱、瞎指挥的官僚作风，产生了强烈的嘲笑效果。这些笑声中，回响着作家的批判之声。

　　总体上看，陈白尘戏剧除了反映现实社会的生活剧、官场剧和抗战剧外，还有部分历史剧，如《虞姬》《金田村》《大渡河》等。写历史剧，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借历史人物和事件，表达自己对历史的某种理解。同时，根据时代需要“加进一点新的东西”，“在那历史的脸谱上多书上两笔”，实现自己的“创作欲”。可见，“所谓历史戏剧，依然是现实的戏剧了”(陈白尘《历史与现实》)。换句话说，作家是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书写历史，表达新的时代需求和时代精神。

　　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剧作家，陈白尘与田汉、丁西林、洪深、夏衍、曹禺、老舍、郭沫若、李健吾等人一道，为推动现代戏剧的建设与发展，乃至新中国戏剧事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平民立场、民间精神、爱国热情以及对戏剧的敬业态度都为后继者提供了楷模，他们的名字将伴随其戏剧作品永远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