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派的战争创伤与现实主义内化

　　九叶诗派也称中国新诗派，是我国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穆旦、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也包含40年代与现代主义诗风相近的如李瑛、莫洛等人)，主要刊物是《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九叶诗派成长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间，其诗歌创作打上了鲜明的战争意识形态，体现出诗人感时忧国的担当，现代主义的书写中体现出现实主义的色彩，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诗歌理念。

　　作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九叶诗派始于抗战中成立的西南联大的学生诗群，他们共同的“西学”教育背景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现代性取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艺术的良心使他们并没有在象牙塔里进行“纯诗”创造，事实上九叶诗人肩负起了诗人在面对民族危机的语言担当，在《中国新诗代序·我们的呼唤》中，他们宣称渴望“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的光耀里奉献……渺小的工作——诗的创造”，这种担当又绝不是混入众声合唱中的政治和时代简单的传声筒，他们介入现实又超越现实，强调把生活经验转化为文学经验，拒绝说教式的泛化抒情，注重个体的自我创造，因而他们的诗不是鼓动的、煽情的、宣传的诗，而是揭示痛苦、给人以沉思反省的诗，是一种内化了的带着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在我看来，九叶诗派的现实主义内化主要有两层含义。首先体现在对现实深刻性的把握上。他们从现实出发却不止于现实，思索的是现实背后更为深层的要义。陈敬容提出：“要扎根在现实里，但又要不给现实绑住”，“‘现实性’远非一般口号诗人口头上呼喊的所谓‘时代感’。它是更广博得多，更深入得多的。……它绝不呐喊绝不一遍又一遍地用政治术语，和标语上、广告上常见的字样。”(《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在《和唐祈谈诗》中她也说道： “我们不能只给生活画脸谱，我们还得画它的背面和侧面，而尤其是：内面。所以，现实二字，照我看来是有引申意义的。”九叶诗人对现实的把握绝不是肤浅地止于表面，而是有着内里的深刻沉思。其次，现实主义的内化还指九叶诗人面对现实的“自我”主观化。他们并不镜像式的反映现实也不仅仅在深度上挖掘现实背后的缘由，他们是凭借现实传达作为个体的诗人的真切体验与感受，所以九叶派的诗即便是在书写宏大的集体的非个人题材，也都展现出主观化的个人色调。唐湜在《严肃的星辰们》一文中表示“必须通过个人的特殊的真挚的气质，个人的特殊的生活风格，历史才能留下深沉的足音。没有个人的人性的光彩，历史的映现是不可思议的”。九叶诗人注重个性化的体验，即使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作品也都超越具体现实带着浓重的个人感受。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中指出“纯粹出自内心的心理要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的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为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这历来被看做是九叶诗派的诗歌宣言。在诗歌与现实、时代、政治的复杂关系里，九叶诗派通过自己的探索既捍卫了艺术的良心也保持了诗歌的独立，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九叶诗人积极地投入现实，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战争把他们赶出平静的校园，认识到民族的危亡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诗风也由前期的浪漫抒情转为冷静的反思，杭约赫的《启示》就揭示了这样一种心理转变：

　　我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拾到一枚贝壳，捉到一个青虫，/都会引来一阵欣喜，好像/这世界已经属于自己，而自己却/被一团朦胧困守住，/翻过来，跳过去，在一只手掌心里。/有一天忽然醒来，/烧焦了自己的须发，/从水里的游鱼，天空的飞鸟/得到了启示，于是/涉过水，爬过山，抛弃了心爱的镜子，/开始向自己的世界外去找寻世界

　　诗歌以象征和暗示把诗人面对严峻现实的自省和转变的心理历程刻画出来，当战争的烟火“烧焦了自己的须发”，诗人不得不放弃狭隘的孤芳自赏而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把个人与广大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辛笛的《一念》也揭示了这样一种心路历程：

　　早上起来/有写诗的心情/但纸币作蝴蝶飞/漫天是火药味/良知高声对我说/这是奢侈 矛盾 犯罪/我们已无时间品味传统/我们已无生命熔铸爱情/我们已无玄思侍奉宗教/我们如其写诗/是以被榨取的余闲/写出生活的沉痛/众人的 你的或是我的/我们在生活变成定型时就决意打破它/我们在呐喊缺乏内容时就坐下来读书/我们应知道世界何等广阔/个体写不成历史/革命有诗的热情/生活比书更丰富/如果只会写些眼睛的灾难/就呵责众人献上鲜花鲜果/当作先知或是导师供养/我宁愿忘掉读书识字/埋头去做一名小工

　　战火硝烟的时代大背景让诗人反思写诗的意义，来自道义的谴责让诗人看不到写诗的价值，最终以诗歌的形式否定了诗歌，认为在那样的时代下写诗是奢侈、矛盾和犯罪，这不仅是辛笛个人的心声，也是同时代大多数诗人包括九叶派在内的共同的感受。然而，诗人并没有放弃诗歌，在外部现实的压力和内心道德反思的焦虑下，诗人开始了转向，由“现代”向“现实”转变，寻求二者的平衡。“二十年前我当你，是在歌唱永恒的爱情”，现在才发现了“你一声声是在诉说/人民的苦难无边”(辛笛《布谷》)。对朋友殷勤地叮嘱“出了苏伊士运河，换上西方世界/可是地中海的蓝水蓝天/也洗不清你我来自半殖民地的一颗心”(辛笛《赠别》)。在路途中看到的是“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风景！”(辛笛《风景》)当众声义无反顾地投入激情地呐喊唱和之时，九叶派在直面现实揭露黑暗感时忧国中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与清醒，个人世界在向外部世界的敞开过程中也把外部世界内化为个人的感受与体验。

　　穆旦的《赞美》《给战士》《旗》《轰炸东京》《他们死去了》《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不幸的人们》等诗作表达了诗人直面现实的感时忧国，其中《赞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而妇孺皆知，诗作表达了对民族生存现状的痛苦记忆、对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倾心赞美，透过战火硝烟描写了最底层广大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表现了穆旦作为一个诗人的良心。抗日战争的爆发是穆旦诗风的转折点，由前期的雪莱式的浪漫抒情转变为“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穆旦诗的痛苦、深度，直接是他亲历亲受的战争创伤的生命体验。穆旦有以“抗战诗录”为总标题的20余首战争诗，对战争中的士兵、演习、牺牲等场面的具体描写跃然纸上如身临其境。穆旦的战争诗善于选择典型的军事化的意象，如“勃郎宁、毛瑟、三号手提式、左轮、漆黑的枪口、扭转的弹道”(《五月》)等，正是这些符号把诗思引向了硝烟战场，增强了控诉的力度。长诗《森林之魅》《神魔之争》是穆旦对战争的理性沉思，1942年他参加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曾亲眼见一具白骨脚上还套有军靴，《森林之魅》就是基于这种残酷的生命体验，震撼人心、感人肺腑。此诗采用诗剧的形式，分为“人”、“森林”、“祭歌”三个部分，各有其深沉的象征，因此提供了巨大的解读空间，历来对这首诗的分析有关于宗教信仰、人的终极关怀的论述，也有生命与死亡、对战争的否决、对个体生命的关注等等角度，从各个侧面试图探讨其精神内核。穆旦的诗是分裂的、挣扎的、彷徨的，带着战争毁灭的创伤和苦痛，《防空洞里的抒情诗》《蛇的诱惑》《从空虚到充实》《玫瑰之歌》等作品莫不如是，穆旦基于特有的非人的生命体验从自我感受出发介入现实，他的诗作深刻、沉思、冷静，显出了与主流话语的游离，他在《出发》中写道：“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给我们失望和希望，给我们死，/因为那死的制造必需摧毁/给我们善良的心灵又让它歌唱/僵硬的声音。个人的哀喜/被大量制造又该被蔑视/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的意义；/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诗歌所表现的悖论源于诗人对战争的反思和审视，外在的战争、社会、人民的痛苦内化为穆旦自我的痛苦，他自觉地与那个时代一同受难，“作为一个对中国民族的苦难和力量有所自觉的现代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体验和刻画，使自己的诗成为那个时代的痛苦和矛盾形成的一个知识分子的痛苦和矛盾的表征：这就是穆旦”(邵燕祥《重新发现穆旦》)。战争形态下的生命破碎、撕裂，诗人从惨不忍睹的现实出发而作出的形而上的深思又指向个体对精神家园、生存、信仰等的追求、坚守和最终消失的深刻缅怀。唐湜曾评价穆旦的诗“永远在自我与世界的平衡的寻求与破毁中熬煮”、“向一切自然的欲望与社会的存在战斗”(唐湜《诗的新生代》)。穆旦的诗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源于战争又超越战争之上，指向生命终极命题的忧虑探索。

　　杭约赫的《火烧的城》《复活的土地》《寄给北方的弟弟》《噩梦》《最后的演出》《感谢》等，或讽刺或揭露或控诉，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现实关怀。其中，《噩梦》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百年的冤仇不去报，教你们/举着来自海外的凶器，厮杀/自己的弟兄，听号音的啼达”，诗人的愤怒、不满、谴责跃然纸上。《复活的土地》以戏剧化的写法熔铸自己的仇恨、愤怒和期望，表达诗人对战争中“人”的深刻思索，把民族的痛苦与斗争、时代的黑暗与光明交融在一起，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中饱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促人警醒的内在力量。长诗《火烧的城》不仅刻画了战争中城市触目惊心的荒芜衰败，还剖析了现代市民的精神疾病。当他从自我狭小的天地走出来关注外面世界时，他作为一个诗人以敏感的内心捕捉到的现实不仅带有强烈的个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入木三分。

　　哲学系背景出生的郑敏受浪漫主义诗歌及歌德、里尔克的影响，倾向于抒情哲理诗，残酷的现实无法让诗人一味沉浸在纯粹的形而上的哲思中，她把思索投向对战争的解剖与批判当中，在特有的哲思的观照下，她清晰地看到“我们的灵魂里却汇合着神性/与魔鬼”，“人们被枪声惊醒，发现世界在重复着它的愚蠢/那幅记载着爱与罪恶的画又在这绿草上复活”(《最后的晚祷》)，她明确地从一棵树里听到民族的苦痛和新生，“即使在寒冷的冬夜里/你走过它也应当像/走过一个失去民族自由的人民/你听不见那封锁在血里的声音吗？”(《树》)《噢，中国》《人力车夫》《时代与死》《贫穷》《死难者》《小漆匠》等诗作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的思考、对光明的渴望、对弱小者悲惨遭遇的深刻同情，将外在的现实内化为独特的感受辅之哲理思忖，郑敏的诗沉静深邃，从一个侧面铭记了时代的痛楚。

　　战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九叶诗派带有浓重的战争创伤，一方面体现在外部现实的压力和内在自我反省的双重推动下自觉地探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另一方面对战争的刻画、对现实的揭露、批判也是时代的客观再现，九叶诗人所体现的自我分裂的痛苦、面对黑暗现实的讽刺、愤怒、渴望和谴责都是时代打下的烙印，唐祈的《时间与旗》《最末的时辰》《雪》《严肃的时辰》，唐湜的《骚动的城》《歌向未来》，陈敬容的《遥祭》《不开花的树林》《黄昏我在你的边上》，杜运燮的《林中鬼夜哭》《黑色的新加坡河》《月》《水手》，袁可嘉的《上海》《号外三章》等都是熔铸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篇章。

　　无论是东方中国的《诗经》还是西方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战争都是诗歌国度占有相当篇幅的重要意象。赵翼有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当然不是说诗歌惟恐天下不乱喜欢战争，而是指战争的残忍痛苦所造就的诗词感动人心意味深长，而这一切都是以向往和平渴望安宁为旨归。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九叶派很多诗作都是直面时代现实。烽烟散尽，历史书、教科书所记录的战争只是一串串抽象而冰冷的数字，诗人用笔记录的战争却能为我们进入历史提供一条别样的路径，在他们敏感心灵捕捉到的时代缩影里后人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体温。九叶派以诗人的良心和人民的良心深入战争现实，他们舔着时代的伤口在一定距离之外冷静观察，并没有放弃作为诗人的创造性的个性立场，这也从根本上与同时代的政治抒情区别开来，九叶派的诗不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而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对现实的深度把握带着极具个性的主观体验是现实主义内化的重要表现。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中指出“突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九叶派在自我与社会间取得了巧妙平衡，今天重提九叶诗派不仅是对战争创伤的回望与铭记，对当今文学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这双重角度来讲，九叶诗派将永在历史和文学的天空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