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记》: 中国的流浪汉小说

    刘苏敏

　　艾芜，原名汤道耕，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影响深远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最突出显示他不可取代的艺术独创性，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的是《南行记》。《南行记》记录了作者的漂泊生活，重塑了流浪汉(女)的新形象，开辟了文学的一个新领域，创造了中国现代的流浪汉小说。

　　一、流浪汉小说

　　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必须是第一人称的自叙体； 二是它的主角必须是无业游民— 流浪汉或流浪女。艾芜的《南行记》深受西方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使用了第一人称，第一人称的“我”，是作家自己而不是假定的主人公。一方面，《南行记》带有作家自叙传的性质，每一篇作品，都包含着作家的一段经历，都有几个作家熟悉的人的影子，合在一起，记载了作家漂泊南方的足迹； 另一方面，它并非自传，它是小说，有虚构，有想象，有选择加工，是作家在设定的目标下的再创造，打下了作家个人的印记。它是自序体的流浪汉小说。它又和一般的流浪汉小说有所不同。《南行记》中的“我”是不可取代的，他有他流浪的目的，有他独特的经历，有他对事物独特的看法和评价。它是中国独创的现代流浪汉小说。

　　二、《南行记》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创的，也是唯一的一部流浪汉小说。

　　(一)

　　《南行记》是作家漂泊生活的真实反映

　　《南行记》唯一贯串全书的主人公是“我”，他是故事的叙述人。他又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有时参与事件的进程，有时是见证人、旁观者，叙述者、角色、作者三位一体，活现了一个真实的“我”，一个怀抱理想的知识分子堕入生活的底层的全部心路历程，是作家漂泊生活的真实反映。

　　艾芜的南方漂泊，大致可分为四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印记着作者真实的体验，都是《南行记》创作的源泉。从成都出发到云南昆明(1925.5-1927.3) ，展现了作者心理上还没有流浪者的心态，还不能不为衣食所累，为失业所苦。

　　由昆明漂泊到缅甸边境的茅草地(1927.3-1927.5) ，是作者南方漂泊最重要的阶段。《南行记》里有八篇，有四篇写这段生活。作品的情调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方面，那“十里不同天”的多变气候，转瞬之间换了一个世界的新奇景象等等，生活中的这些“浪漫气氛”不断给作家以刺激，激发起他无比丰富的想象力； 另一方面，作家的心态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昆明他毕竟不失学生本色，流浪到云南西部，他才知道理想和现实相隔遥远，他不知道前面的目的地在哪，只是凭着一股勇气向前走去。正因为如此，艾芜才会无失无求无惧，放开胸怀去领略大自然的恩赐，无所顾忌去诅咒人间的险恶和不平。也只有如此，他才深深感到那些被“文明”世界所抛弃、所不齿的“山林之子”们性格之美、心灵之美。他开始用流浪汉的眼睛看这一切，于是一个一个神奇的故事、传奇式的人物都在那奇异的背景之下喷涌而出，创下南行中最有特色的篇章。如《松岭上》，记叙了从内地来的逃亡者“我”，充当一个串乡小贩的伙计，白天他替老人挑担，晚上和老人一起，听他讲述过去的种种经历。老人已“沦为厮役”却葆有一种超乎一般体力劳动者的感受： “每天早上，替他挑起远贩来的一担杂货。归途中，人总是一路上敞大喉咙，发出少年之日才那么高兴喊唱的歌声，常常逗起了远处松林中那些灯火人家一声两声的犬吠。”这一段逼真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没有流浪者的心境是很难体会这种漂泊的诗意的。

　　在茅草地(1927.4- 1927.9) ，作家完全是用一双底层人物的眼睛在看人生、看世界。

　　在《偷马贼》、《私烟贩子》等中记录了与偷马贼和烟贩子的交往，表现了对他们“强烈的争生存”意识的敬佩。

　　仰光时期(1927.10- 1931.1) ，透视出他由一个流浪汉，一个靠出卖劳力谋生者到一个革命战士的心路历程。反映这段生活的流浪汉小说的有《我们的友人》等三篇。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既是作家又是作品主角的，艾芜是第一个，恐怕也算得上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南行记》可以说是作者的《南游记》。

　　(二)记录了各式各样的流浪汉(女)

　　《南行记》除了贯穿全书的“我”之外，写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洋官、商贾、土豪、店主、发了不义之财逃往国外的县志士、修女、山官等等。作家的眼光，始终紧紧盯着的，是下层世界各色各样的流浪汉。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下层世界，一幅多姿多彩的人物画廊。《南行记》写的流浪汉( 女) ，大致可以分成三种：

　　1.

　　出卖劳力却没有稳定职业和可靠收人的下层劳动者，如抬滑杆的、赶马的、临时工、手工业者等等。如《我的旅伴》里朱老何，是抬滑竿的，他所以离开川北农村漂泊边疆，也无非想发点小财。作品通过一系列生活细节：买酒、称花生、住店、过关卡等，把这个下层劳动者心底的善良、富有同情心和他性格上的冲突都作了非常细致的刻画。尤其是老何的忠厚坦荡，处处助人的品格，使人读着真有如沐春风般的温馨。

　　2.

　　“在血盆里抓饭吃”，即在法律外讨生活的人：小偷、偷马贼、强盗烟贩子等等。

　　《南行记》里出现的频率最高的是这一类人，他们按照“文明”社会的说法，都是一些为非作歹者，但在艾芜的笔下，他们都是一些可爱可亲可敬的好人。他们慷慨豪爽，心底善良，野性不驯，爱憎分明，勇敢、乐观，讲义气，重承诺；社会剥夺了他们正常谋生的手段，逼得他们挺而走险，去说谎，去偷，去抢，去杀人。他们被赶出了“文明世界”，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和人生哲学。他们那无畏的反抗精神，以及他们身上所闪现的种种人性美、人情美，是“文明”社会所罕见的。作者通过这些被扭曲的性格，既是对那个“叫人活不下去”的社会的控诉，也是对美好人性的呼唤。被喻为“中国的吉普赛女郎”的野猫子(《山峡中》) ，不仅是《南行记》中塑造得最为成功得艺术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有独创性的艺术典型。她小小年纪便学会了扯谎、撒娇、行窃、耍刀等作为一个强盗必须掌握的本领，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泼辣性格。她保持不被世俗社会所污染的原始的野性和天真，以及对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她是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流浪女，活泼而不放荡，野性不驯却心底善良。

　　3.

　　走乡串户的小商小贩，打花鼓的，算命的，游方和尚。他们这些人也是一些受苦受难的穷苦人，他们也是流浪汉，却缺乏第一种流浪汉如老何那样的质朴和善良，更主要的是缺乏第二类流浪汉如野猫子们那种与现存制度誓不两立的反抗精神。作家对他们有着同情，却并不赞美。那个不断计划未来却没有毅力坚持下去的安全师，一生飘来飘去，除了证明“做一个人不应该如此”之外，还

　　能做些什么？

　　《南行记》写了各色各样的流浪汉、可敬的，可爱的，可怜的，可爱而又可怕的……等等。作者赞美流浪汉们那种与现存社会誓不两立的反抗精神；赞美那种拥有人的尊严的“大写的人”； 向往人性中原始的善良、慷慨、乐于助人、热爱自由⋯⋯等等美好德行。这些品行，作者恰恰在那些被上层社会所不齿的穷人、苦人、粗人、野人身上发现了。

　　《南行记》从实际生活出发，突破了文学教条主义在题材、主题、人物等方面设置的条条框框，开辟了文学的一个新领域，创造了中国现代的流浪汉小说，它是作家用生命去写成的，是作家冒着死亡的

　　威胁探索人生的漂泊生活的真实记录，而且给旧时代受人歧视的“卑贱者”以新的形象和新的评价，把他们推上文学舞台的正面主人公地位，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创的，也是唯一一部流浪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