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刹那主义”与朱自清的人生选择和文学思想

　　朱自清对“刹那主义”人生观的表述集中在1922到1924年间。在给俞平伯的三封信中，他详细阐述了“刹那主义”的内涵①。接着，他又发表长诗《毁灭》，以形象的方法表明了这种新的生活主张。1924年5月15日，朱自清在春晖中学演讲《刹那》，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对其进行公开宣讲。“刹那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提出的。1922年11月7日，朱自清在致俞平伯的信中第一次提到“刹那主义”，并把它定义为“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他回顾人生道路，认为“从前的错误和失败，全在只知远处，大处，却忽略了近处，小处”。

　　他的“小处”主要指日常生活细节。“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就是要纠正过去的偏差，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使每一个“小处”都和谐完满。散文诗《匆匆》(1922)充分体现了朱自清的这一观念。《匆匆》表达的是诗人对于时光流逝，时不我待的感慨。但是这种时光的流逝既不是“高堂明镜悲白发，朝为青丝暮成雪”的突变，也不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渐变。诗人将目光投向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吃饭、洗脸、睡觉、沉默或者叹息，指出时间正是在这样的生活细节中流逝的。

　　“刹那主义”人生观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工作等等。在《儿女》中，朱自清谈到教子的问题，他说儿女的未来是无可想象的，“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他表示自己所能做的只能是“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在《给亡妇》中，朱自清回忆、感激亡妻为自己所作出的牺牲，在文末他说“我和隐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坟上来；因为她病了，没来成”，感激是真诚的，抱歉的理由也是真诚的。既不执著于过去，也不执著于将来的“刹那主义”人生观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在工作中，朱自清强调关注于现实当下的“实干”精神，他把“实干”比喻为修整树木，“能够一棵树一棵树的修整着，究竟对林子有帮助的”○12。这些都体现了“刹那主义”人生观的影响。

　　朱自清的个性特征强化了五四退潮所带来的失望和沮丧。诸家回忆对朱自清的性格判断差不多都是和平中正、谨慎谦和等等。但查看朱自清的日记，我们眼前出现的则是另一个全然不同的朱自清。他敏感、多疑、自尊、更自卑。从日记可以看出，朱自清有自我反思的习惯。反思一天的活动中什么地方得罪了人，什么时候风度欠佳或者语言不当等等，然后再自我警戒一番。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这些都是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刹那主义”历史观的确立使朱自清走出了残酷的现实斗争带来的精神困惑和心灵阴影，回归书斋，踏踏实实做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这之后，朱自清的烦恼主要集中在校园的人事纷争和个人的学术成绩、学术地位上。这状态一直保持到1945年前后。随着1945年的到来，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宣告结束了。可惜胜利的欢乐并没持续多久，饱受血与火的苦难的中国人民很快将被卷入到了另一场战争中去。新一轮的“选路”的难题又摆在朱自清面前。

　　“刹那主义”的历史观深深地影响着朱自清的文学研究。1947年，朱自清写作了《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这篇文章透露了他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观念。文章首先仔细辨析了“标准”和“尺度”两个概念：“我们接受的传统的种种标准”是“标准”，而“我们修正了的传统的种种标准，以及采用的外来的种种标准”则是所谓“尺度”。

　　朱自清在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涨落，感受到现实社会的诸多黑暗和不平之后，确立了他的“刹那主义”的人生观。当他将“刹那主义”人生观投射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时，推演出“刹那主义”的历史观，二者对其文学研究和批评活动以及在大时代变动中的抉择产生影响。叶圣陶说，对于朱自清的“刹那主义”人生观，“当时有些人颇受感动”。他指出，“刹那主义”人生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充分表现出“近几年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40仔细考察朱自清的心路历程，将推进我们对于那一时代知识分子人生抉择的理解。

　　(段美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