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

　　周作人关注儿童文学由来已久。1906年至1911年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就开始关注人类学、儿童学著作，安特路朗用人类学方法解释神话、童话的学说对他影响很大。后来，他进一步接触哈忒兰《童话之科学》和麦扣洛克《小说之童年》等著作，并逐步形成了“救救孩子”的思想。周作人能成为中国最早的王尔德和安徒生童话翻译者③，即与此学术背景有关。民国二、三年间，周作人在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同时，还写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④等儿童文学教育论著。但是，他的儿童文学研究热情曾受到抑制，这与所谓“退稿事件”有关。周作人回忆说：“《童话略论》与《研究》写成后没有地方发表，商务印书馆那时出有几册世界童话，我略加以批评，心想那边是未必要的，于是寄给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信里说明是奉送的，只希望他送报一年，大约定价是一块半大洋罢。过了若干天，原稿退回来了，说是不合用，恰巧北京教育部编纂处办一种月刊，便白送给他刊登了事，也就恕不续做了。”⑤退稿事件虽然使周作人“不续做”儿童文学研究的文章，但他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并未停止。

　　如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家麟、陈大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文言译本《十之九》，周作人很快写就批评文章《安德森的〈十之九〉》并发表在当年9月的《新青年》杂志上。此后，周作人还翻译了《卖火柴的女儿》⑥等童话。但是，相对于民国初年而言，周作人研究儿童文学的步伐明显放缓。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热情再度高涨是在1920年。以《儿童的文学》为标志，1920年至1922年间，他写了《神话与传说》、《读童谣大观》等6篇有关儿童文学研究的论文，正如他自己所言：“在一九二〇年我又开始———这说是开始，或者不如说是复活更是恰当，一种特别的文学活动，这便是此处所说的儿童文学与歌谣。”⑦按照周作人自己的说法，他的儿童文学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是在民国初年，后阶段则从民国九年开始。前阶段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惨淡经营，乃至论文被退稿；后阶段在《儿童的文学》发表后，立即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儿童文学研究如火如荼开展起来。1920年底，周作人、朱希祖、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12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研究会负责出版的《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并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的摇篮。《晨报副刊》于1923年7月24日开辟“儿童世界”专栏，其创办宗旨为：“从今日起，我们添设儿童世界一栏，先陆续登载周作人先生的《土之盘筵》，以后凡有可以为儿童读物者，或创作或翻译均当多多登载，那非儿童读物，而如有关儿童学问的评论者，如承赐下，本刊亦所欢迎。”《土之盘筵》是周作人收集整理的民间童话和儿歌集。《晨报副刊》还推出了冰心《寄小读者》等。《小说月报》从十五卷一号(1924年)起开辟“儿童文学”专栏，在十六卷八、九号刊出《安徒生号》，十七卷一、二、三号还连续出版了“儿童文学”专辑，影响甚大。

　　其二，出现了大量儿童文学教育论著。赵景深于1924年初编著的《童话评论》搜集了民国早期较有影响的儿童文学研究论文，其中收录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研究论文11篇，均出自《儿童的文学》之后。具体情形为：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的价值》(《教育杂志》1921年11月)和《神仙在儿童读物上之位置》(《教育杂志》1922年7月)，戴渭清《儿童文学的哲学观》(《初等教育》1923年)，章松龄《关于儿童用书之原理》(《中华教育界》1922年1月)，周邦道《儿童的文学之研究》(《中华教育界》1922年1月)，饶上达《童话小说在儿童用书中之位置》(《中华教育界》1922年1月)，陈学佳《儿童文学问题》(《出版界》，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应在1921年之后)，赵景深、周作人《童话的讨论(三)》(《晨报副镌》1921年2、3月)，赵景深《童话家格林弟兄传略》(《晨报副镌》1922年5月26日)，郑振铎《童话世界宣言》(《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2月28日)，胡适《儿童文学的价值》(《晨报》1921年)。

　　此外，培养小学师资的师范教育开设儿童文学教育课程，出现大量相关论著，如魏寿墉、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1923年商务印书馆)，朱鼎元《儿童文学概论》(1924年中华书局)，张圣瑜《儿童文学研究》(1928年商务印书馆)，张雪门《儿童文学讲义》(1930年香山慈幼院)，赵吕青、徐迥千《儿童文学研究》(1933年中华书局)，陈济成、陈伯吹《儿童文学研究》(1934年上海幼稚师范学校丛书社)，等等。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阐述了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规划出小学不同年龄阶段的文学教学内容和教学要点，奠定了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础。首先，《儿童的文学》将儿童文学定位为“小学校里的文学”，明确地将儿童文学与小学联系起来，使得儿童文学不再是游走于文学、儿童学、民俗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间的“流浪汉”。其次，《儿童的文学》论述了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作者强调儿童的生活需要文学，这是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的价值所在。他用人类学原理解释儿童精神生活，他认为人的童年与人类的童年即原始人相似，而儿童文学也与原始文学相类，如童话与神话。周作人认为“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儿童)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得时期，是真正的生活”，等等。他还指出，儿童的想象力非常重要，既不能被压迫，也不能被放纵，需要通过正当的文学教育加以开发和引导。因此，儿童文学能满足儿童生活的需要。最后，《儿童的文学》规划出小学不同年龄阶段的文学教学内容安排。周作人认为，儿童有其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儿童教育应“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顺应本性加以教育。小学阶段一般为6岁至12岁。6至10岁时，儿童的观察力和记忆力逐渐发达，想象力也由被动向主动性发展；10至12岁，儿童在观察、记忆、想象诸方面与前者相近，但自我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开始发展。针对小学生这种心理发育渐变的过程，作者主张在6至10岁时的教育应以诗歌、童话、天然故事等儿童文学为主，10至12岁时应以诗歌、传说、写实的故事、寓言、戏曲为主。

　　清末民初，关注儿童教育和研究童话已经出现在文化学界，代表人物有梁启超、黄海锋郎、孙毓修等人①。但是，将儿童文学解释为“小学校里的文学”，并主张将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周作人无疑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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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罗庆云； 戴红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