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理论探析

　　在我国20世纪散文史上，朱自清先生是一位既有卓著的创作成就，又有重要理论建树的散文大家。从总体上看，朱自清的散文理论是自成系统的。

　　首先，在关于中国现代小品散文之源流问题的讨论中，他明确认为那种现代小品散文乃是源自明代公安派、竟陵派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指出，散文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为“骈、散”两个支流了，公安和竟陵一路只是白话散文这一“支流”发展过程中的“一段，但这支流的渊源很古久”。①。他发现，汉代以前的“言”和“文”是比较接近的；自孔子的“有散无类”说出世后，那些原是平民的人在受了教育后成为“士”，这类“士”的著述尽是说话的记录，明白清楚，于是影响到了文体；汉代辞、赋发达起来，宫廷文学的“赋”造成了言文的分离，然而司马迁的《史记》、扬雄的《法言》和王充的《论衡》却是近乎说话的文体，这样，所谓“文”就出现了“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局面；到了唐代，一代文宗韩愈倡导古文，要求做到“气盛言宜”，“‘气盛言宜’就是说话的调子，至少是近于说话的调子，还有语录和笔记，起于唐而盛于宋”，加上宋代印刷术与教育的发达，“所以那种详明如话的文体就大大的发达了”。

　　朱自清并不否认公安、竟陵的小品文对现代小品散文有着重要影响。他说：“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接近的。”⑥这一态度是客观公允的。它清楚地说明，朱自清所不能同意的，乃是将现代小品散文之源仅仅上溯到明末即止步而已。

　　具体到白话小品散文，当然主要地也是吸收了外国散文的营养。他举了最具说服力的例证，那就是鲁迅、徐志摩等的散文创作，比起很多人所受外国的影响的痕迹都要重。他甚至带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幽默意味，说到了那位千方百计想接续上明末公安、竟陵小品与现代白话散文的“文统香火”的周作人：“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

　　朱自清的“广义散文”主要包括他所用过的“散文学、杂文学、论文”等几种。它们又都是一回事。“散文学”的概念是从“杂文学”演化而来，因前者在表述上更大众化更方便顺畅。朱自清指出，“散文学”是与“纯文学”相对立而存在的，而这种分判又是受了日本影响的结果。他发现，起初是英国的德来登将文学分为了“知的文学”和“力的文学”两类，日本人根据德来登的观点仿造了“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名目。根据朱自清的了解，胡适是不赞成日本人的文学分类法的，然而朱自清自己却觉得“这种分类虽然好像将表情和达意分而为二，却也有方便处。比方我们说现在杂文学是在和纯文学争着发展。这就可以见出这时代文学的又一面”。

　　朱自清作为现代散文重镇，他的成就是同时代人和后来者都极为敬重的。他以上对散文的看法，如果仅指当时出现的一批“闲话”，自然另当别论；假如是对蓬勃生长的小品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艺术价值的整体判断，无疑是不妥当的，也可以说是失误的看法。

　　小品散文的成就与地位之所以如此高，在朱自清看来，这是因为它与时代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结果。朱自清从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接受了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后，便开始秉承这一原则来创作，从而表明了他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也决定了他后来的以此作为衡定文学作品价值的基本标准。他明确提出，“文艺有社会的使命，得是载道的东西，……诗还要载道，不用说文更要载道了。”“这个道是社会的使命。古代的文人能够代诉民间疾苦，现代的文人也能够表现人道主义。”○19到了抗战时期他的认识又深化了。他说，文学的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

　　朱自清散文艺术追求中对“语言”问题的论述最多，也最自觉。他即使被称为“语言大师”也是可以全无愧色的。个中原因，一是他对小品散文的语言问题有着相当数量的专论；二是所论涉及的范围广，研究的程度深；三是他自己散文语言的造诣极高。

　　朱自清先生小品散文的理论是一座典藏丰富的宝库，以上几方面的阐释只能说是刚刚叩开了这座宝库的大门后浮光掠影式的一瞥，粗疏遗漏之处是不必讳言的。

　　(霍秀全，《北京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