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朱自清内心矛盾和焦虑的审美置换

　　修辞论美学①认为，重复是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人们常常可以通过分析这种语言手段去认识文本的意义。重复，一般说来，是指文本中某些东西不止一次地反复呈现，这每一次呈现之间约略相似但又有变化。重复的类型很多，有语词重复、事件重复、结构重复等。无论基本类型如何，但重复某种东西，都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感染力，使被重复的东西显得格外突出或具有特别意义。朱自清的著名散文《背影》对“我”心理活动的描述有四次重复：

　　第一次，当父亲已托茶房送行但又不放心，踌躇再三，决定还是自己送行时，作者写道：“其实我那时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这说明“我”自己已感到完全有能力独立行事，父亲实在没必要送行。

　　第二次，当父亲跟脚夫讲价钱时，文中写道：“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这说明“我”坚信自己会把事情处理得更好。

　　第三次，当父亲又嘱托茶房照应儿子时，文中写道：“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这说明“我”对世态炎凉已有深刻认识，并且有强烈的自信心。

　　第四次，当看到父亲很艰难地攀爬月台而感动得流泪时，文中写道：“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怕父亲看见，是怕父亲伤心，说明“我”压抑自己而体谅父亲；怕别人看见，说明“我”强烈的自尊，告诉自己不应像小孩子一样脆弱。

　　文章不厌其烦地写“我”的心理活动，表面上是衬托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事实上，这种重复在客观上已造成了特别的意义，这种意义也许是作者写文章时所未意识到的。

　　从《背影》中“我”的心理活动的重复描写中，不难看出，“我”张扬个性的冲动及自尊、自信；同时，我们又看到这种自尊和自信常常受到来自父亲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父亲对“我”的束缚和制约上。而这种束缚和制约也可以通过对文本重复现象的分析，让它自动显露出来。文中对父亲行为及语言的描写构成了三次重复：

　　第一次，“我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儿子被取消了说话的权力和机会，一切由父亲包办。

　　第二次，父亲去买橘子之前嘱咐道：“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仿佛在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下命令，儿子不可违抗。

　　第三次，儿子争着要去买橘子时，父亲不肯。“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儿子没有一点主动权，永远处在被支配的地位。

　　《背影》所隐含的这种父子冲突的意义，构成了对文本基本效果的暗中颠覆，从而让我们读出了《背影》的另一种苦涩。这苦涩不是父亲生计艰难的苦涩，而是儿子要求独立却又无法不屈从于父亲的苦涩。这正是那个时代已经觉醒但又受禁锢的一代青年的苦涩，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传统与反传统的痛苦。觉醒的自我不可能再像蒙昧时期那样安于命运的摆布，但现实使他仍然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焦虑和苦闷就成了他挣不脱的心灵牢狱。因此，这里的“儿子”已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那种铁屋子中被惊醒的人，这种人有了自觉意识，正处于选择的十字路口。

　　《背影》中的儿子想独立行事却又屈从于父亲的安排，他遵从父命，却又时时嫌父亲不合时宜。他是如此地尴尬和矛盾，处处显示出选择的冲突和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选择冲突和内心焦虑的深层根源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走出《背影》，考虑作者情形和《背影》产生年代的文化状况，即要重建理解《背影》的文化语境。

　　当我们把《背影》放在上述文化语境中考察时，我们发现：朱自清处在一个文化选择的特殊地带，他是一个尴尬的历史角色，这种尴尬不是出于个人的，而是出于整个阶级的原因，这个阶级已被某种权力预先地、难以抗拒地规定了现在的位置，这种权力就是支配文化的更深刻的历史力量。

　　东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经历的文化变革，在这场思想灵魂深处的革命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理智与情感的斗争，使一代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精神的“断乳期”，他们的痛苦和焦虑是难免的。《背影》的结构中交织着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一条是歌颂父亲慈爱的线索，一条是显示儿子内心焦虑的线索。父亲的慈爱体现在意识文本里，儿子的焦虑被禁锢在无意识潜文本里。

　　正是这一明一暗的存在，显示了生活的复杂性，造成了《背影》无限的文化张力。表面上，《背影》表达了儿子对父亲的忏悔；实质上，这种忏悔是父子长期失和造成的，而这种失和状态给儿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父子反目使他痛苦和焦虑。“父为子纲”、“子不言父之过”等传统文化的重负使朱自清在反叛父权专制时产生道德上的焦虑和心理上的忧悒。父亲来信触发了这种焦虑，勾起了他心中的沉痛，强烈的骨肉亲情占据了他的胸怀，父亲那句“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使他受到震撼，难道真的要应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古语了吗？不，他要尽早与父亲冰释前嫌，他要借文章给老父以安慰，同时也释解自己心中之块垒。

　　于是，《背影》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老父的慈爱和儿子的忏悔，以至作者写道：“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对自己追求独立自主的合理要求也给予否定。这句话由于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有极强的说服力，因此许多人都用它来解释朱自清的“少不更事”，事实并非这样，20岁的朱自清不是“少不更事”，而是“少年老成”。他当时的三次流泪足以说明他已被父亲的体贴入微所感动，他是成熟的。他对茶房本性的深刻认识说明那时他对社会就有了准确透视。

　　1924年，朱自清以前妻武仲谦女士为原型写的小说《笑的历史》发表后，父亲大为不满，父子矛盾加深，朱自清一直感到强烈的自责。这次写的《背影》使父亲心情大为好转。朱自清自己也减轻了内心焦虑。由此可见，《背影》写作是朱自清对生活的修辞，其叙事目的和归属实质上是作者在进行情绪调整。从文学的功能上看，这篇文章的最大作用就是慰藉，慰藉父亲也慰藉自己。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于语言这寓所中。”艺术作品是人追求生存智慧的结晶，文化文本通过组织和调整话语这种修辞手段来达到修饰生活的目的。《背影》是朱自清对焦虑的一种“赋形”，即赋予它一种话语形式，在此意义上说，

　　《背影》是作者抵御焦虑侵袭的盾牌，是作者内心焦虑的审美置换。它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顺从长辈与张扬个性之间的选择冲突。文章透露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两种文化夹击下的矛盾和痛苦，是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焦虑的凝缩模式。

　　(赵焕亭，《平顶山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