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口语”——从《古诗今译》透视周作人的白话文理想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和小森阳一论及日本近代的“言文一致”运动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其中所隐含的“声音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正是在由对声音文字的重视才产生了所谓口头语的意识，而在此之前，口头语和书面语的乖离并未成为问题。48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周作人通过翻译所建立起来的“直致的白话文”，换言之，一种无声的“口语”，那么它在同样以“言文一致”相号召的中国文学革命的话语语境中，无疑是一种火中取栗的形式：一方面，它通过与口头语的接近而达到了与“文学革命”的合流，但同时又通过对“声音”的摈弃，而与同时代的“言文一致”的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与句法、章法这些有形的形式相比，声音的格律乃是翻译过程中的“终极形式”，因为它在根本上是无法翻译的。周作人通过对翻译史上的相关论述以及自身翻译实践的体认，早已洞悉这一翻译的本质。既然因为有这一“终极形式”的制约，译文永远也无法做到与原本绝对合一，那么不如放弃这种“合一”的幻想，通过将声音格律从文章形式中彻底地涤荡出来，从而获得翻译与表达的自由。周作人的《古诗今译》，便是通过建立“直致的白话文”这一新的彻底摒弃了声音格律的文章形式，而对原作韵律和汉文声调进行了双重疏离，从而超越了翻译中“殊隔文体”的宿命而获得了自由。

　　这种经由翻译而锤炼出的文体感觉，无疑也对周作人此后的文章理想与散文写作，产生了重要意义。周作人后来对八股文以及以韩愈为代表的讲究腔调的古文，进行了几乎是终其一生的批判，这背后则包含着他对植根于汉字特质的文章的音乐性的警惕：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声调在其中作为文章形式的顽固存在，八股与古文这些文体，才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失去了对意义与色泽的敏感而变得空洞和僵化；相比之下，我们亦不难理解，他何以对六朝散文与佛经文学表示出特别的爱好，甚至对骈文这种高度形式化的文体亦有所包容，——因这诸种文体中都至少包含了对“谐调”的放逐。自1920年代后半期开始，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简言之，即放弃了自我表现这一“五四”时代的文学信念，转而追求一种迂回、生涩亦即废名所说的“隔”的风致；如果我们将周作人对于翻译本质的体认稍作引申，那么，这里他所放弃了的“自我”，不正等同于翻译中那个不可企及的“原作”吗？这么说来，周作人其实早已通过翻译而洞悉了“文”不能与终极之“言”——此“言”可由声音引申为翻译中的“原作”、文学表达中的情志或自我——合二为一的道理，从而将终身的文体与文学改革的努力，限定在了“文”的畛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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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张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