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成都经历对其学术历程的影响

　　关注作家学者的人生经历，有时会有意外发现。这些年笔者研究朱光潜，追寻其踪迹，发现朱光潜虽然在成都四川大学只待了一年多(1937.8—1938.12)，但此期的生活对他后半生具有重大影响，可以说，他1940 年代中后期的卷入政治漩涡，1950 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遭受超出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压力，他承受改造时不得不委曲求全的态度，以及后来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都和他在成都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读者往往只阅读了朱光潜的代表性著作《文艺心理学》等，就误以为朱光潜是一个沉浸于超功利审美而不太介入社会现实的美学家。甚至有些研究者也并没有全面细致地研究朱光潜的所有文本及其人生经历，就径直以朱光潜自己所宣言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概括朱光潜1950 年代以前的学术。这都与朱光潜的实际学术历程及具体学术成果有着较大的距离。朱光潜从其开始进入香港大学从事学术活动起，就一直相当积极地呼应时代文化思潮，并较大地受到他所处学术环境的主导学术话语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到他所选择的学科、学术方式，也涉及到他的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当然，朱光潜也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追求，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承受影响，他几乎总是比较自觉地调整着个人独立性与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学术话语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一方面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思考，另一方面获得主流学术话语甚至权力话语的认可。他早年(29岁去英国留学以前)确实不太介入现实政治，但那是和他作为青年才进入社会尚未站稳脚跟而为职业操心的身份有关的，即使如此，他也在浙江春晖中学的学潮中，支持了学生方面，出走上海，与他人一起创办了承载着他的教育理想的立达学园。在留学英法的八年中，他基本上潜心学术，努力掌握当时欧洲的主流学术话语，他以英文写作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标志着他对这种话语方式的熟练运用。1933 年回国，他以更符合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中国化西式学术话语的《诗论》初稿，受到胡适的欣赏，聘任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最初几年，朱光潜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致力于大学的教学，举办文学沙龙，希图养成良好的文学风气。1937年，开始主编《文学杂志》，他已经很明显地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介入当时文坛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之争，对“用低下手腕或凭仗暴力箝制旁人思想言论的自由”之文坛风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年，他与巴金、曹禺及左翼文坛，与梁宗岱、梁实秋等发生了多场论争，有的相当激烈——还不算鲁迅对他的批评。不过此时，朱光潜还是一位书斋学者、教授，还没有卷入具体的人事和政治纷争。

　　1937 年8 月朱光潜到成都，最关键的变化，是他的社会身份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沙龙学者、教授一变成为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使得他更多地从事实际的人事工作，也使得他在教育部以程天放取代张颐为四川大学校长时，以领袖姿态率众而起，反对程天放到校，掀起了一场影响很大的风潮。这场风潮既使国民党的高层如蒋介石、张群、陈立夫注意到他，也使延安负责文艺、宣传的周扬等人注意到他。国民党高层注意到他，是他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在1940 年代后半期，发表激烈政论，反对学生运动的重要原因。也是引起共产党方面如郭沫若、邵荃麟、蔡仪对他进行严厉批判的原因。所以，1950 年代初，他一度受到司法管制，并成为北京大学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两位重点改造对象之一。而周扬与他的来往，成为他在1957 年开展的美学大论争和反右运动中受到保护的一个原因，也是他后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代表人物在高校美学教育中成为主导流派的重要因素。下面，笔者以朱光潜在成都的经历，论证这一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

　　(《中南大学学报》，王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