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儿童文学观论略

　　儿童文学译介研究

　　1909 年2 月，周作人就与鲁迅合译了《域外小说集》，集子的首篇是周作人译的英国淮尔特的( 今译王尔德) 童话《快乐王子》，也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周作人是最早将王尔德童话译介到中国的翻译者，同时也是最早对王尔德童话进行评论的理论家。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人道主义的评价，影响着五四时期对王尔德童话的解读和接受，而王尔德童话对我国现实主义童话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5］( p. 82) 而准备介绍安徒生到中国，则可以追溯到更早。1908 年，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第2 卷末刊出的“域外小说集以后译文”的目次中，就预告要翻译“丹麦安兑尔然”( 今译安徒生)的作品。周作人介绍安徒生，是因为极其欣赏安徒生的童话。周作人在《丹麦诗人安徒生传》中称赞安徒生童话：“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周作人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参考了丹麦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安徒生传》、英国戈斯的《北方文学研究》、挪威波亚然的《北欧文学评论》，以及德国柯伦的《北欧文学史》等论著。从时间上看，可以说是与世界同步介绍了安徒生，这同时也成为当时国人了解安徒生及其童话创作的重要窗口。

　　周作人早在1913

　　年就开始发表介绍研究安徒生的文章，当20 世纪20 年代初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新青年》应运而生的时候，周作人就于1918 年就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译登了《卖火柴的女儿》；1920 年，在群益书局重印《域外小说集》时，周作人又加译了《皇帝之新衣》，并写了安徒生介绍。此后，安徒生以及他的童话才引起了人们特别的注意，被翻译的作品也渐成规模。1925 年，在安徒生诞辰120 周年之际，闻名海内外的《小说月报》特辟两期“安徒生号”全面介绍安徒生，其他重要刊物如《文学周报》、《妇女杂志》、《晨报副刊》等也都竞相推介安徒生。于是翻译安徒生、介绍安徒生，已然成为了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为显赫的文坛事件。当人们在梳理安徒生童话与中国儿童文学最初的联系时发现，最不能够忽略的灵魂人物就是周作人，他成为中国翻译介绍安徒生及其作品的第一人，他的这些译介也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鉴。在周作人看来，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译介领域“处处都是处女地”，“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于是，他就自己先“开垦一小块之后，提供资料和种子，引导别人去耕耘去收获。”正是由于周作人的引领，使得儿童文学的译介活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真正代表着从近代“改译”到现代“直译”风格的转变，并且成为了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儿童翻译小说； 此外的顾均正、茅盾、赵元任等人翻译的童话和儿童小说等也都脍炙人口。于是，安徒生、格林、小王子、阿丽丝小姐……，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国人展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外国的儿童文学世界，同时也加速了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周作人对于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活动，使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译介的滥觞。

　　(《北方论丛》，韦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