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绝句清赏之十七
题八咏楼 李清照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鲁迅在谈论陶渊明说的诗歌风格时曾说：陶渊明的诗歌不仅有《归园田居》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类平和萧散之作，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饮酒》）之类“金刚怒目”之作。如果从此来形容李清照的诗词风格，也是再恰当不过。李清照的诗词，既有“昨日溪亭日暮”（《如梦令》之类清新妩媚和“红藕香残玉簟秋”的凄婉哀愁，也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刚毅深沉。下面这首《题八咏楼》也属于此类。 八咏楼，位于当时的婺州即今日的浙江金华市。原名“元畅楼” 为南朝•齐隆昌元年（494），时为东阳郡太守、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沈约建造。峻工后沈约曾多次登楼赋诗，其中有一首《登元畅楼》云：“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中有凌风谢，回望川之阴。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落晖映长浦，焕景烛中浔。云生岭作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并在此基础上又增写了八首诗歌，称为《八咏》诗，是当时文坛上的长篇杰作，传为绝唱，故从唐代起，又以《八咏》代称此楼。至北宋至道年间婺州太守冯伉遂改定为“八咏楼”。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扩建，又将沈约的八咏诗勒于石碑。元皇庆年间（1312一1313）楼毁于火，碑亦不存。明洪武五年（1372）重造宝婪观，在八咏楼废址建“玉皇阁”，后玉皇阁毁。明万历年间（1573一1620）重建八咏楼。现存八咏楼为清嘉庆年间（1796一1820）重建，1984年大修。金华“八咏楼” 李清照(1084—1151)宋代著名女词人。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李清照的生活与创作，以金兵南下、北宋灭亡为界，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生活优裕，父亲李格非官至吏部侍郎，公公赵挺之为宰相，丈夫赵明诚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官至为太守，两人又有共同的爱好和情趣。婚后，两人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其间的词作多写贵族少女的闲愁和少妇对远宦丈夫的思念，感情真挚、直白。被明清道学家抨击为“无顾忌”。汴京陷落后，她与丈夫逃往江南时，把两人花了三十年心血搜集整理的书册、卷轴、古器共十五车运往建康，但留在青州的十余屋书籍器物却被南下的金兵焚为灰烬。接着不到两年，丈夫赵明诚又暴病死于湖州太守的赴任途中。在匆忙埋葬了丈夫后，随逃亡百姓前往洪州（今南昌市），谁知洪州又沦陷，十五车书籍器物皆尽委弃。孰知祸不单行：赵明诚病重期间，他的朋友张飞卿曾携一个玉壶来看望他，张后来投了金。这件事被人传成是他们夫妻以玉壶颁金（也就是献给金国），并听说有人已向朝廷告发。这样的政治陷害使李清照大为惊恐，她决定将家中所有的铜器等物品进献南宋朝廷，以求得洗刷和解脱。此后便追随着宋高宗逃难的路线，反复辗转避乱于杭、越、明、台、温等州和金华之间。所携带的书籍器物，丧失殆尽。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李清照避难金华，投奔当时在婺州任太守的赵明诚之妹婿李擢，卜居酒坊巷陈氏第。此时李清照已五十一岁，膝下又无儿女，可以说是流离失所又孤苦无依。后期的诗风也变得伤感哀愁。就在金华期间，她除了这首《题八咏楼》之外，还有一首著名的词作《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感叹辗转漂泊、无家可归的悲惨身世，表达对国破家亡和嫠妇生活的愁苦。可以作为此时心境和处境的形象表达。 但可贵的是，诗人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也没有忘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这首《题八咏楼》就是她此时忧国忧民情怀的真实写照： 诗的首句“千古风流八咏楼”由历史着笔写此楼的历史和卓越风采。此楼与 “双溪楼”、“极目亭”同为金华的三大风景绝佳之地。南宋诗人韩元吉《极目亭诗集序》云：“婺城临观之许凡三：中为双溪楼，西为八咏楼，东则此亭，皆尽见群山之秀。两川贯其下，平林旷野，景物万态”（见《南涧甲乙稿》）。但“八咏楼”与“双溪楼”、“极目亭”相较，除了风景绝佳外，还多了层人文景观：它为齐梁永明体代表诗人沈约所建造，又曾多次登楼赋诗，写下著名的《八咏》诗，北宋至道年间婺州太守冯伉因此将楼名改为“八咏楼”。所以，李清照对它下的结论是“千古风流”。“风流”在大多数诗人笔下是用来形容人的风度神韵，某种社会风俗或艺术之品格。此处以“风流”状物，正是点出他的上述人文特征。同时也是拟人手法，顾盼之间，已将“八咏楼”化静为动，拟人于物，使这座古楼有了伟丈夫倜傥风流的身姿和非凡的气度。 次句“江山留与后人愁”突然笔锋一转，不再像韩元吉等那样去登楼观风赏景，去赞赏“尽见群山之秀。两川贯其下，平林旷野，景物万态”等山河美景，而是突出一个“愁”字意谓像八咏楼这样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兴壮采，甚至也不只是自己夫死、家亡、孤身一人的个人愁绪，更是为大好河山落入敌手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愁。对于这种”愁”，李清照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抒发过。如上面提到的同时作品《武陵春》：“只恐双溪炸锰舟，载不动许多愁”。其中就点明“物是人非事事休”，是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之叹。当然，这个“后人愁”中也还包含对当前局势的担忧：诗人虽从洪州逃到金华避难，但“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人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戎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鸡肋编》卷中)。金华同样亦非“乐土”，金兵南侵势头有增无已，金华同样朝不保夕。后来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李清照远虑，宋高宗逃到杭州后，一直被金兵追杀，继而明州（今宁波）、继而台州，最后逃到海上漂泊：“穷海看飞龙”。 诗的第三句又来个转折，从历史和政局回到八咏楼本身的咏歌：“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这是个工整的对句。唐代绝句圣手王昌龄有本专门谈诗歌作法的《诗格》。其中提到绝句的“第三句要响”。这个“要响”既包括诗句的锤炼也包括诗意上的大幅度跳跃。他的名作《芙蓉楼送辛渐》和《送元二使安西》的第三句“洛阳亲友如相问”和“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如此。李清照的这首七绝也是如此：诗意上既是对古人名句的化用，包括唐代诗僧贯休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献钱尚父》），女诗人薛涛的“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十四州”（《筹边楼》），又有所发张和创造：从贯休的咏人发展为拟人式的咏物。而且还有典故的暗用：据辛文房《唐才子传》，晚唐诗僧就是金华的兰溪人。在钱镠称吴越王时，他写此诗相贺。钱镠欲称唐亡前的国乱称帝，要贯休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才接见他。贯休看透钱镠的政治野心，慨然答道：“州亦难添，诗亦难改”旋裹衣钵拂袖而去。后来贯休受到前蜀王建的礼遇，被尊为“禅月大师”。贯休宁可背井离乡远走蜀川，也不肯轻易把国土献给篡逆者。。李清照化用词典，也暗含着对贯休气节的认可和自己对金兵南侵、国土沦丧愤慨，以及对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的讥讽之意。对《筹边楼》的化用，则是将薛涛诗中单一的咏州土改为既有山又有水：“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这样笔意更加开阔，气象更加宏敞，而且这也是实写。据前面所引的韩元吉《极目亭诗集序》中就提到“两川贯其下”，与“八咏楼”并列的金华三景中就有“双溪楼”。从州土来看，据《宋史•地理志•两浙路》：宋两浙路计辖二府十二州，为平江、镇江府，杭、越、湖、婺、明、常、温、台、处、衢、严、秀，统称十四州。所以这两句改造得既气势恢宏又有实有据，更增形象美，又有说服力。 另外，后两句在在诗意上的大幅度跳跃上也是如此，它既是历史和政局回到八咏楼本身的咏歌，又紧扣前面的“江山留与后人愁”中“江山”二字。其中有暗含如此“大好河山”恐又要沦于敌手，岂不令“后人愁”绪万丈。但八咏楼既然能“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有如此非凡的气势和壮阔的景象，地杰人灵，“后人”能不振衰起懦，奋起抗击，保卫其大好河山？这与作者的著名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同一构思。只不过《夏日绝句》是借古喻今和借古讽今，《八咏楼》则是以物喻人和以物励人！八咏楼内李清照塑像连州阳山归路 吕本中稍离烟瘴近湘潭，疾病衰颓已不堪。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 吕本中(1084－1145)初名大中，字居仁，号紫微，寿州（今安徽凤台县。北宋宰相吕公著的曾孙，父吕好问为资政殿学士。本中幼时聪颖，得到曾祖吕公著的钟爱，16岁时因作诗呕血而得疾终身，以荫授承务郎，初任洛阳主簿。徽宗政和、宣和间，官济阴主簿、泰州士曹掾。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任枢密院编修官。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迁职方员外郎。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召为起居舍人，赐进士出身。八年，擢中书舍人，兼侍读，权直学士院。为人不畏强权，敢于直言，军国大事多所论列，屡次上疏论恢复大计。同年十月，因草拟的制书中有反对和议之语，被秦桧指使御史萧振弹劾而罢职。晚年深居讲学，是著名道学家，因先世为东莱（今山东掖县）人，故学者称之为“东莱先生”。高宗绍兴八年卒于上饶，谥文清。《宋史》卷376有传。著有《春秋集解》一十卷、《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外集》三卷、《江西诗社宗派图》、《师友渊源录》五卷以及诗话《童蒙诗训》、《紫微诗话》等。词不传，今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有《紫微词》。 吕本中的诗歌名重一时，当时一些大家对他都推崇备至：曾几称其诗“独步海内”（《东莱先生诗集后序》），并向他请教如何作诗；谢逸推其为“当今之世主海内文盟者”（ 吕本中《吕紫微师友杂志》引）；刘克庄也将其视为南渡后“大家数”（《中兴绝句续选》序）。在其现存的1270多首诗作中，数量最多、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对“靖康之难”的历史记录和慷慨悲歌。建炎元年二月,吕本中之父吕好问受命于危难之际，任兵部尚书抵御围城之金兵，本中亦随父留在围城中参与策划布置，亲历了京城被围及陷落的整个过程。这一特殊经历所激发的重大社会责任感，使得诗人慷慨悲歌，“以韵语记时事”，留下了一组组惊心动魄的镜头，史诗一般的展开天崩地解之际的历史画卷，其中有汴都军民高涨的抗敌热情：“贼马侵城急，官军报捷频。民心皆欲斗，天意已如春”（《京城围闭之初天气晴和军士乘城不以为难也因成四韵》）；有对宋廷上层的腐败怯懦的指斥：“国论多遗策，人情罢请缨。有谁似南八，血指众心惊”，“万事多反复，萧兰不辨真。汝为卖国贼，我作破家人”（《兵乱后自嬉杂诗》其三、其九）；更有城破之日金兵的残暴肆虐的真实记录：“城北杀人声彻天， 城南放火夜烧船”（《兵乱寓小巷中作》）。当然，通过这一个个历史镜头的摇过，诗人无可奈何又无比忧愤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念亦尽露其中。如果我们将这些诗章与记录这段历史的《三朝北盟会编》、《靖康实录》等史料比较一下，更可看出这些史诗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两者不但内容近似，真实可靠，但更形象、更具体、更富感人力量。一些诗论家不但将吕本中这类诗作誉为“诗史”，而且视之为杜甫诗风的直接继承，如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中称：“吕东莱围城中诗皆似老杜”；方回则认为“老杜后始有此”。(《瀛奎律髓•忠愤类》) 在这类诗作中，更为人誉扬的是组诗《兵乱后自嬉杂诗》。它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吕本中在围城中及随后辗转漂泊途中陆续写成，共29首。组诗不仅记载了亲历了京城被围及陷落的整个灾难过程，更有流亡路上的种种经历和感受。国破家亡以后痛定思痛的种种反思，由朝廷大员、世家贵介到亡国难民身份角色转换中的相关经历，使这类诗作显得更为沉痛，更加深刻。组诗中还描述了他目睹的宋亡后社会大动乱给基层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民众在争相逃难：“水水但争渡，城城各点兵”；田园荒芜了，行李也被抢劫一空：“牛亡罢耕种,马夺尽徒行。囊橐经抄掠,寇来浑不惊”。乱兵和叛将也乘机肆虐：“操戈得金币,夺马载妻孥”。诗中还记载河北布衣范仔等组织义师抗金，让诗人看到了复国的希望。范仔义师之事，《靖康实录》等史籍未载，可补史阙。诗人在从江左流落到岭南的以后岁月中，陆续写下《己酉冬江上警报》、《自祁门至进贤路中怀旧二绝》、《宿翠微寺》、《阳山雨雹》、《题赵祖文盘谷图》、《简范信中钤辖三首》、《失题》、《闻二弟召对》、《贞女峡》、《过刘显忠乡县作》等一连串诗作，继续以史笔记录两宋之交的沧桑巨变，抒发着诗人强烈的爱国情怀。其中就包括这首《连州阳山归路》。 靖康之难后，诗人率家人随高宗一路南奔，从安徽祁门到江西进贤，一直到当时还很荒凉的连州（今广东连县）才安顿下来。局势稍缓后，再北上湖南湘潭。这首《连州阳山归路》即写于从连州北归湘潭路上。原作共三首，题为《连州阳山归路三绝》，这是第二首，也是其中写得最为出色的一首，后人在《宋诗三百首》中选入此诗，将诗题改为《连州阳山归路》，后遂作为第二首的诗题。另外两首是：苍黄避地去连州，邃谷深岩懒转头。归路始知山水好，少留村驿当闲游。（其一）岭外从来不识春，青梅年后已尝新。深山忽有残花在，知与清明待北人。（其二） 这是一组羁旅诗，更是一组描叙国破家亡之际的避乱诗作。诗人把家愁与国忧，体衰与伤乱交织在一起，笔力凝重，感慨深沉，即是靖康之乱的实录，又是爱国情感的强烈抒发。这种情感不仅表现在所选的第二首中，第一首和第三首中也很强烈，处理得也很巧妙，如第一首用心情的不同来表达去程和归途上的不同感受，去程是逃难，形色仓皇；归程则局势趋缓，紧张心情暂时放宽，这才觉得江南山水之美。归程的“少留村驿当闲游”与去程的“邃谷深岩懒转头”更是强化了同一山水在不同心情下的不同感受。第三首中的山水依然是这种心情的外化。归途上的残花也变得可人，似乎有意告诉诗人：清明快到了。清明是祭扫祖坟、怀念先人的节日，但现在家乡寿州沦陷，不但不能去祭扫，祖坟是否安在也全然不知，其忧国思亲之情自在言外。加上强调是“北人”，山河沦陷的感受就更深。由此可见，三首诗的题材相似，抒发的情感相同。只是第二首在题材处理和表达方式上更更为精妙： 结构上，第二首的前两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四句小诗，既真实地再现战争动乱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又表现了诗人衰病之躯在逃亡路上的无限辛酸和他忧时伤乱的无限感慨。首句点题，说明自己行程。”烟瘴”二字，切岭南气候，暗示自己因为避乱到连州，过着很艰苦的生活。次句具体写流亡生活对自己身体的摧残，连用”疾病”、”衰颓”、”不堪”三词，突出环境的恶劣，也隐隐将自己对国事的忧愁略加表露，语意低沉深挚。历来诗人都喜欢把情感寄托在对风物的吟咏之中，这两句诗切定”烟瘴”，从而直述种种不堪，也是采用这一手法。葛立方在他的诗论《韵语阳秋》中曾谈到自然风物与人的情绪之间关系：“天地间景物非有厚薄于人。唯人当适意时则情与景会，物之美若为我设；一有不慊则景物与我漠不相关” 。这说明美感的产生不但有赖于审美客体，也有赖于审美主体，有赖于审美主体在特定环境中的情绪。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处于痛苦之中再美的风景也会“与我漠不相关”。吕本中此时的心境就是如此。 后两句笔锋忽转，不再写自己，转说小儿女不知道是逃难，坚持说眼前的景物比江南还好。这两句看似平常，实际上颇见构思之苦。这也是此诗与前两首在题材处理上的最大不同之处，当然也是此诗最为成功之处。儿女们因为“不知”此行是在逃难，可见年龄幼小，自然无忧虑可言，反而夸赞此处的风物胜过江南。当孩子的天真往往能加浓、加重成人的某种感慨。如苏轼《纵笔》“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用孩子的“误喜”来叹息自己病后的苍老；杜甫《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用小儿女无知，反衬自己忧国思亲的苦痛。吕本中这首诗也借鉴了前人诗作的成功手法，故“强言”二字既写出对孩子此言的叹息，和自己对国事、家事的忧虑和伤感。国事、家事、社会、风物种种焦虑一齐涌上心头，其酸楚苦痛之状皆在不言之中。他很容易是我们想起杜甫那首写于战乱返家路上的《自京至奉先咏怀五百字》。这说明，作为江西派代表作家的吕本中，是很自觉并成功地“学杜”的。吕本中诗自附于江西诗派，讲究“悟入”、“ 活法”，这首诗写得活络空灵，就是从杜诗的“沉郁顿挫”入径，而加上了自己的发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