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羽(1916-2005)的名字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仅因为他是著名的小说家与散文家，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位拥有60年服役历史的军旅作家。写于解放战争期间的短篇集《战火纷飞》、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短篇集《战斗的幸福》、 散文通讯集《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宣誓》，以及“文革”后的传记《大海——记朱德同志》、长篇《第二个太阳》等，都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在老一辈的军旅作家中间，刘白羽作为一位文学重镇，其创作突出的成就与极大的影响，实为难以超达与毋庸置疑。史论刘白羽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与投身共产党革命的道路这两者差不多是同时与合辙的。首先，是“伯乐”发现了刘白羽。1936年，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写旧军队内蒙草原生活的《冰天》《草原上》等等短篇小说的发表，出彩地以酷似肖洛霍夫描写顿河及草原之苍茫、雄浑的笔触，显露了刘白羽的非凡才华，得到了巴金与叶圣陶的赏识。由巴金推荐前者，叶圣陶推荐后者，使上述两篇作品都入选了《一九三六年短篇小说佳作选》，而且还由巴金亲自为其编辑、剪贴、定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草原上》。从此刘白羽由名师指引，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两年之后的1938年，青年作家刘白羽为抗日救亡所感召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此矢志不渝地投身于改变民族和祖国命运的革命事业。于是，叱吒风云的时代使以抗战起步的刘白羽，逐渐树立起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与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鲁迅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只有知人论世，才是认识与评价一位作家思想与创作的基本原则。进入刘白羽特殊的精神世界，必须有一个准确的视角定位，这个定位的关键词便是“时代使命”。使刘白羽获得创作的使命意识，并完成从“小资书写”到“宏伟叙事”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其直接接受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这个在特殊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与国统区对峙的解放区诞生的历史文献，对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产生过积极的、极富创意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而且此后的影响覆盖整个中国的文艺创作与文艺研究，一直延续到当下。毋庸讳言，到达延安的最初几年，刘白羽所创作的《五台山下》《幸福》《龙烟村纪事》等短篇集的小说，基本上还是属于“小资书写”。他远比一般奔赴延安的文艺青年都要幸运，先后3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尤其在延安文艺整风期间的接见，于他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次。他这样回忆第三次被接见的知遇之恩：“毛主席对我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与深入工农兵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使我恍如登到高峰之巅，眼望辽阔大地，一切一目了然了。”(《红太阳颂》)领袖的耳提面命以及《讲话》的启导，使他认真反思自己的创作。在1943年12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他发表了《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笔记》的长篇文章，肯定《讲话》对自己的震撼与教育，对《胡玲》《陆康的歌声》等表现“小资”情调与革命环境对立的作品，进行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他反省描写胡玲等人物的错误时说：“她的落后实际是我的落后。从这里，不但表现着对现实的曲解，更严重表现着错误立场所散布的有害思想，它不是使知识分子向工农兵结合却是与工农兵群众分离。”他还说：“我写的人物只能说是穿了农民衣服的知识分子，一种假农民，与土地、劳动、革命战争并非血缘相关的人。”如此深刻的认识与检讨，促使了刘白羽的彻底转变。从此，他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变自己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旧的思想和感情，使自己自觉地站到“为工农兵而创作”的立场上来。《讲话》是刘白羽一生拥有的、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成为他脱胎换骨的始点，也成为他一生的唯命与宿命，从此，刘白羽把文学创作与祖国、民族与时代联系起来，坚定地、虔诚地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实现理想抱负的事业。也就是说，刘白羽的文学书写是政治文化的性质，这里的“政治文化”并非指纯属的“政治”——宣传、演绎阶级专政、政党宗旨、路线政策、管理法令等概念，而是指政治内涵与外延所演化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进而在他人生的意义上，把救赎民族和建设祖国的“匹夫有责”，切切实实变成个人生命中最根本的欲求，甚至变成了自我救赎的第一需求、变成了个人一生的精神有约与坚守。60多年来，刘白羽切切实实地以自己丰硕的创作实绩，不仅证明其自觉做一个“人民的通讯员”是其毕生的诉求，而且证明生命与文学同构、革命经历与创作道路合辙之时代使命，最终成就了人民作家的刘白羽。刘白羽自觉肩负时代使命，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创作特征中表现出来。首先，以记者的身份与责任，把握重大战事题材，快速地反映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局，表现为忠于时代的使命性。《讲话》之后，如杨义所说，“刘白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身份：记者——小说家”。他先后担任过延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分会党支部书记，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记者，新华社总社军事特派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当过“军事记者”，甚至在1958年的炮击金门战役，他都以“记者”的身份进行实地采访。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从事什么工作，他都自定义是“人民的通讯员”。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心一意只想完成一个军事记者的任务”，但“谁知离开了文学反而走进了文学”(《记者生活漫谈》)。在马鞍上思索、在营地里挥就的作品，都是写“兵”的题材，都是写“兵”的战斗生活以及他们胜利的记录，无疑刘白羽是一位快捷地报道战事经过与战局动态、并以文学进行叙事的记者。报告文学集《环行东北》《光明照耀着沈阳》《历史的暴风雨》《他们为祖国而战》《早晨的太阳》等等固然具有新闻性和文学性，其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如《战火纷飞》《战斗的幸福》《扬着灰尘的道路上》《晨光集》等，不仅具有文学性，而且还具有了快捷、生动地见证时代的真实记录，借用鲁迅的话说，“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且介亭杂文》序言)。从另一方面看，其创作也有“个人的眉目”，个人自传的某些性质。即记录个人奔赴重庆、环行东北、纵横中原、横渡长江、跨过鸭绿江等马不停蹄的军旅足迹，真实地记录并见证了刘白羽为完成使命的戎马生涯及个人在战斗中成长与成熟的历程。其次，以共产党人的理想，描写解放军官兵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人物审美的先锋性。他摒弃了早期小说创造人物的“小资”情调对人物的“冷”书写(如《草原上》)和对不幸命运的“亚”同情(如《龙烟村纪事》)，而代之以对笔下英雄人物的热烈歌颂。这种人物描写的审美转向，代表了延安时期文学“为工农兵而写作”的政治化转型，而刘白羽比很多的解放区作家更具先锋意识。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在革命战争中创造历史的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正因为如此，刘白羽把塑造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人物，作为自己创作的使命。他不仅塑造了类似阎成复、赵小义、李发和“无敌三勇士”，以及学会成长的陈启祥(《血缘》)、牢记母死仇恨的杨石根(《静静的激流》)、保护30辆弹药车安全过火线的司机杨从芳(《扬着灰尘的路上》)等众多的战士中的英雄，注意以人性的阶级论，揭示这些普通战士，怎样在共产党的教育与实际战役中，逐步成长为在战场上硬邦邦、响当当的英雄人物；而且刘白羽还塑造了失去左臂、重返战场的团政治委员吴毅(《政治委员》)、师长陈兴才、师政委梁宾(《火光在前》)等智勇双全的我军高级将领，甚至后来还呈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伟岸风范(《大海》)。他们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刻画高层军官的艺术形象，比之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保卫延安》《红日》等小说塑造的高层军官形象，在时间上要早了很多年。这恰恰表现了作者在艺术上积极探索、敢为人先的胆识与勇气。第三，把精神信仰化作小说、散文的激情叙事，并且把为时代而引吭高歌的激情演绎为一以贯之的政治抒情性，这是刘白羽使命诉求的鲜明特征。他说：“如果作者不是把血、感情流注到文章里，文章又怎能有燃烧的热情，有光彩呢？”(《论特写》)在《环行东北》《朝鲜在战火中前进》《早晨的太阳》等通讯特写中，作家固然以粗犷、激越的笔墨来抒写自己的豪情；而在本应隐蔽作者情感的小说创作中间，刘白羽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来直接面对读者，通过议论或饱含激情的描写，把政治抒情演绎为高屋建瓴进行艺术把握的抒情气势。这是自觉自为的使命诉求，故而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为“不断酝酿着的诗”。唐弢、严家炎主编的文学史指出，其小说“笔端饱含革命激情，无论是描写人物或叙述事件，作者都不掩饰自己的强烈感情”。例如，以横渡长江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是“在紧张的战争之中，膝盖头，马鞍上，火线夜晚没有灯亮，就映着通红战火，奋笔疾书”(《早晨六点钟》代序)，仅仅用了22天时间就写成了。这种无法遏制的激情，必然形成其小说叙事之政论情结和以情驭笔的诗性表达。刘白羽创造的这种抒情叙事的文本特征，是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一种特有的创造，后来影响了60年代的柳青、新时期的刘心武等人的文本叙事，以及李少红等人的电视剧《大明宫词》的创作。“永远应该到前面去！一个创造者的位置在那里”(《早上六点钟》代序)，这是文学与生命同构的刘白羽自律的信条，是其永不言弃的使命。文学史给他的定义，首先是一位坚定的战士，然后才是一位马背上的作家。一直到晚年，他仍然在坚持着为时代写作的姿态，而且成果甚多。散文集《芳草集》获1989年中国作家协会优秀散文奖，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长篇回忆录《心灵历程》获1995年优秀传记文学奖。这些奖项既是肯定又是证明，当刘白羽怀着宗教般的虔诚，把一生坚守的时代使命作为责任、信念与奉献的时候，他就自塑了一个很特殊、很强大的自己。他从延安文学走来，毕生进行政治文化书写，毕生自塑了极有先锋性与归属性的党员作家的自我形象。在小说家与散文家之间比较，刘白羽作为散文家远比小说家更为重要。因为戎马倥偬间难以精雕细刻，所以刘白羽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比之新中国成立前的通讯报告和小说，艺术性上就自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文学史的实际影响而言，他的散文创作尤其是“十七年”间的散文，更具文学史的地位与意义。从“文革”前到当下，他一直与杨朔、秦牧一起被文学史指称为“十七年”散文的“三大家”，代表了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思想与艺术的风貌。新时期之后，随着对“杨朔模式”的质疑与批评，学术界对“十七年”散文进行的批判多于肯定的反思。毋庸讳言，历史的局限、文艺与政治关系理解上的偏差以及“大跃进”之后极“左”思潮等影响，致使17年间政治文化出现了“政治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的基本走向。新建立的国家政权需要安定和谐、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规范得以保证，于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化”势在必然。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总是要……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毛泽东选集》第5卷)。惟其如此，每位作家都难以规避那个时代给予他的规范，于是也难以规避在创作上打上那个时代生硬的历史印记。对此笔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十二家》自序中曾经指出：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存在着歌颂思维方面的一统化、身份认定方面的“大我”化、个人抒情方面的自闭化等审美方面的共性，“让绝对的理性战胜了诗与美学”，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思潮与现象。然而，笔者又认为，应该宽容地、实事求是地用恩格斯所说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致斐·拉萨尔的信》)，当作“最高的标准”进行科学地分析与总结。如果我们以恩格斯的“美学”标准来认识刘白羽，就可以在认识其历史局限的同时，重新认识其散文审美的正价值。而这个时期，最能代表其创作风貌的，是被诸多当代文学史家所肯定的“最具特色”的散文集《红玛瑙集》。正价值之一：在政治文化的审美中，坚持时代使命的崇高价值。著名散文家与文艺理论家林非把建设时代的“崭新文明”作为散文的“使命”，他说：“凡是高瞻远瞩的散文家都必须将自己创作的使命，跟整个民族建设这种崭新文明的根本任务结合起来。”(《散文的使命》)所以“文以载道”是必须的。“五四”散文颠覆传统的“文以载道”、代之以“自我表现”的理念，是其“五四”文化革命矫枉过正的必须与必然；但作家毕竟不能永远封闭在个人灵魂的襁褓里，当他的情感表现与时代、祖国、民族的命运联通起来的时候，就自然而然达到了“载道”的思想境界，“载道”便成了自觉的意识或者成了“集体无意识”。刘白羽是十七年散文的歌者，时代使命使其自觉地为时代、祖国与民族的命运而书写，为光明、庄严、崇高的理想而歌唱。我们读他的散文，仿佛登上时代的“高山之巅”，俯视着波涛汹涌的长江、苍茫无涯的大海、逶迤劲挺的长城、以及朝霞、日出、灯火……惟其如此，这个时期他的散文，鲜明地表现了红色主题的崇高。为此，刘白羽总是命意于光明、博大、壮美和富有生命力的事物，如喷薄而出的朝日、搏浪猛进的江轮、冲天而起的炮火、熠熠明亮的灯火……并以它们引起作者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与联想，思索昨天、今天、明天之间的历史逻辑与坚守文化传统的必须与必然，从而引导读者以继往开来的革命姿态去选择有理想、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刘白羽散文表现使命意识的崇高感，还常常用哲理思考加以升华，而让其作品具有理胜于词、情理并茂的叙事作风；他总是让理性思考附丽于庄严、伟大、奇丽、雄浑、刚强、劲挺、高贵以及悲壮的意象或事物，借以引导读者去思考这些意象或事物背后的、与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本质，如此使其散文的思想走向崇高。今天的读者读刘白羽等等作家充满理想主义的红色散文，仍然可以从中获取崇高感和受到一种向光明与理想进取的精神启导。正价值之二：诗化散文的思潮中，坚持自我诗性的个性化表现。从杨朔提出“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的诗化主张之后，上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的上半期，散文创作出现了诗化的思潮并且出现了持续数年散文繁荣的局面，而且这种诗化思潮甚至得到毛泽东的关注。党史资料表明：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杨朔的散文《樱花雨》，毛泽东阅后批：“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因为毛主席对杨朔诗性表达的喜爱，于是杨朔的另一篇散文《雪浪花》，打破《红旗》杂志不发文学作品的惯例，发表在1961年第20期的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这些史实资讯表明，诗化散文的极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客观存在。刘白羽自然也是散文诗化作家群体中的一位，而且是在创作中力行诗化、最富有个性特征的代表作家之一。不过他与杨朔的诗化同中有异。同样采用古典主义的象征来构思与立意，但刘白羽有自己的创造特点。第一，他善于用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创造意境，以个性化的手法取得作品的诗性。《日出》以关于“日出”的四幅画面的渐次叙述之后，做足了悬念与气氛，最后才浓墨重彩地推出其在飞机上看到的“日出”的特写画面。他在自己的观赏中间，以曼妙迭出的联想与想象，兼以绚烂与繁复的笔致，动态地描写“暗红色长带”怎样演变成“一片红云”、“一片红海”；又怎样演变成“墨蓝色云霞”，并在“墨蓝色云霞”中间“矗立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接着，又写抛物线中间的“红云”怎样“密接起来，溶合起来”；最后在作者的笔下，一轮红日“飞跃而出”。迄今为止，如此雄浑、壮丽地描写日出的精品，恐怕在现当代散文中绝无仅有。用这类方法来创造意境的作品，还有《长江三日》《灯火》等。第二，在融情于景的同时，还以情理交融的议论相辅相成，两者一并创造了抒情的气势与力量，这是刘白羽很多作品获取诗性的独特方法。诸如《红玛瑙》《青春的闪光》《樱花》等。第三，用“灯火”(《灯火》)、“我们是早晨六点钟的太阳”(《日出》)、“一个新世纪的早晨”(《青春的闪光》)、“穿过黑夜走向黎明”(《长江三日》)、“地球是个红玛瑙，我爱怎雕就怎雕”(《红玛瑙》)等等关键词与关键句，“立片言而居要”，贯穿于作品的始终，成为诗性符号的主旋律而使抒情在“聚焦”中回环跌宕。这些创造诗性的“乱步”经验，作者自称是“对新的美的探索的结果”，至今仍具有可以传承与借鉴的价值。正价值之三：在共性的制约中，坚持独创个人的艺术风格。十七年散文创作存在着思维一统化、身份“大我”化、抒情自闭化等审美方面的共性，应该说这些因素制约着散文家艺术个性的自由和艺术感觉的充分发挥。但这不等于说，散文家就因此而完全丧失了艺术个性，刘白羽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他的散文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如果以几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雄浑豪放、慷慨激越。由于每位作家的气质与经历的差异，往往形成了风格的各异。力担时代使命的责任、紧追时代的足印、深思哲理的意义、诗性表现的激情，这些浑成一体构成了刘白羽散文风格形成的内在元素。但不可忽略的，还有使作家各显神通的艺术形式与艺术表现的方式与方法，往往是各自风格构成的外在元素。除上述“乱步”的诗性方法之外，刘白羽还在结构上用战争年代的细节与建设时代的情景两相对照、议论与叙事的杂糅穿插、时抑时扬的顿挫处理等手法，使叙写笔致大起大合、汪洋恣肆，显示出狂放不羁的章法个性。而在语言修辞上，他酷爱以浓墨重彩来表述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与联想，吁请像油画似的繁复、绚烂的语言色彩，以服从与调适雄浑与豪放风格的创造。在十七年比较封闭和多有限制的创作空间里，刘白羽这些艺术表现方面的努力，顽强地表现个人风格的创造，实为难能可贵。如果仅仅止步于认识其基本风格，那是没有完全读懂诗化散文思潮中的刘白羽。在创作《红玛瑙》集之后，他还创作了与之风格迥然的、另类的散文，这就是《秋窗偶记》《冬日草》和《平明小札》三组近20篇的抒情小品。这些作品暂时丢下宏伟叙事，似乎是花前月下短叹浅吟的“小”题材。短者几百字，长者千余字，写法灵活，格调相近，玲珑剔透，显示了刘白羽的另一副笔墨，也是作者的“新的美的探索”。这些颇似散文诗的作品，认同了杨朔提出来的“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的艺术旨趣，表现出与以往散文不同的审美风范。细究起来，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风格的再造。一是创造抒情诗的随性构思。作者抓住漫天飞舞的雪花、窗外的葵花豆蔓、破晓时闪耀的启明星、记事本里留有光泽的残花，甚至一个诗句等，作为片刻的深思与遐想的感兴，以此进行神与物游、随物赋形的联想与想象，从而让这些意象成为附丽着诗情的翩迁，并且成为具有象征意味的“图腾”。因此，表现出抒情短章的诗的宁静氛围与诗的灵动构思。二是创造抒情诗的隽永意境。作者选取上述事物以及清晨、绿夜、夜月等抒情“细节”，对它们的描述不再用既往的浓墨重彩，而是以比较寻常、平实的语言形成自己的叙写情调；并且对这些抒情的事物或细节状物取神、阐幽发微，从中融入哲理性思索。例如《秋窗偶记》第2节，以北窗背阳的一棵向日葵的“得天独厚”——“茎子长得竟有茶杯粗细，叶子也像蒲扇一样肥大”，追问为何，答它“是寻求阳光过程中”而使自己如此“茁壮”和“高大”。诸如此类的哲理性思索，因附丽了具象的事物、细节与作者抑扬曲致的诗情，便留给读者言而不尽、味在弦外的想象空间，令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切实感到刘白羽的散文还有如此婉约与清逸的一面。以上，是解读刘白羽十七年间散文创作的独创的不同于其他散文名家的两类风格形态。新时期以后其散文风格又有了一些发展变化，如缅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红太阳颂》《伟大的创业者》《巍巍太行山》等，寄哀思于往事漫忆，融真情于字里行间；当刘白羽从历史的高层官员转变为离休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80岁之后写的长篇纪实体散文《心灵的历程》，因为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义与创作审美心态趋于淡泊宁静，其创作风格走向了平实与练达，从绚烂之极趋于最后的平淡了。当下社会出现了人生理想迷失、伦理道德萎顿、人文价值消解的现象，因此，当下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必须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新的时代使命与新的理想主义。这是我们重新解读刘白羽等经典作家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吴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