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创作研究
抗战开始，艾青满怀热情地寻求着光明，“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又从南部到西北部”(注：《艾青选集·自序》)，终于找到了光明的所在——延安。这几年中，他一面不倦在寻求，一面辛勤地写下了大量诗歌。他的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深切的反映出抗战的时代精神；他的诗作，又表现了个人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才华。艾青，是抗战前期具有重大成就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就他的创作生活而说，却开始于更早的年代。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生于一九一年，自小在山区长大，接近劳苦人民，培养了对农村的深厚感情，这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的生活源泉和思想基础。中学时代经受了大革命的风暴，阅读到唯物史观的书籍，启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这种向往，经常闪耀在他以后的诗作中，并引导他走革命的路。他少年时就喜爱美术，初中毕业后曾到杭州西湖艺术学院攻读了几个月，又促成他于一九二九年去法国学习。他在美术方面的修养，有助于他诗歌风格的形成；他较多接触“五四”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在法国又有机会阅读俄国、苏联的小说、诗歌和一些法文诗歌，这些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一九三二年，他在度过三年异国生活后，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五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作为鲁迅支持的美术团体“春地画会”的成员。但到七月，即同其他十几位青年美术工作者一起被诬，以“危害民国”，“颠覆政府”的罪名逮捕入狱，经受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在法国，艾青开始写诗，但他早年重要诗歌大多写成于上海狱中。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收诗歌九首，它以深沉的感情和新颖的风格，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优秀的一首，作者以真挚虔诚的心，怀念和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大堰河，并为她受尽人间凌辱的悲苦命运抒发着愤懑和不平。诗中不仅对一个贫苦的劳动妇女充满了诚挚的同情，也对中国农村的遭遇寄予深沉的关切。农村的生活正在激变，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早已起了变化，对于出身的地主家庭，他如“新客”那样隔膜，而对于农村的受苦人，大堰河的儿子，却“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作者的国外生活，也在诗集中留下了纪录。《马赛》、《巴黎》等诗，虽也略带依恋，更主要的却是充满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和诅咒。 《大堰河》诗集中所表现的对于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发自内心的亲近他们的要求，以及对于剥削阶级的憎恶和决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等等，正可以说是作者过往生活和感情的总结，也是诗人新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道路的起点。如同生活道路是艰辛而不平坦的一样，作者并没有为自己的创作安排下恬适的途径。在那“芦笛也是禁物”(注：《大堰河·芦笛》)的黑暗环境中，他给自己的诗歌定下的最初的基调，便是“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注：《大堰河·大堰河——我的保姆》)。几年后，作者曾这样谈起那些年代的诗歌创作：“一些诗人是更英勇地投身到革命生活中去，在时代之阴暗的底层与坚苦的斗争中从事创作，他们的最高要求，就在如何能更真实地反映出今日中国的黑暗的现实。”(注：《诗论·诗与时代》)作者的诗集《大堰河》以及他日后的创作，也正是这样的。 艾青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狱到抗战前夜所写诗歌，见于《旷野》诗集中的《马槽集》，这是所谓“密云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氛。部分诗歌进一步反映了农村人民愈益痛苦的生活，并且预示着斗争的来到。而更多的诗歌却是充满了希望，表现出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追求。作者歌颂太阳(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期待黎明(注：《马槽·黎明》，收入《旷野》)，相信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春天(注：《马槽·春天》，收入《旷野》)，更深情地表露自己的坚信与愿望：“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注：《马槽·太阳》，收入《旷野》)，愿为胜利的欢笑而牺牲(注：《马槽·笑》，收入《旷野》)，并呼唤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注：《马槽·煤的对话》，收入《旷野》)。这种不倦的追求，成为作者以后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特点。 抗战爆发了。作者“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明朗的天空”(注：《北方·复活的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的道路。遍及半个中国的行踪，使他扩大了现实的视野，更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同时促成了创作激情的高涨。在抗战前期的几年内，他的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重要的进展，《北方》、《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旷野》、《黎明的通知》、《火把》、《溃灭》、《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等诗集，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国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最丰硕的收获。 在这个时期，作者还写了不少诗歌理论，如《诗论》等。这些文字，对于帮助理解作者当时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他曾提出“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注：《诗论·诗的精神》)，认为诗歌“应该教育人民怎样思想……是斗争的忠实的伙伴”(注：《诗论·思想》)等等，都反映出作者对诗歌要为民主政治，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服务的理解。所以他努力地要“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排脱枷锁的歌手”(注：《诗论·诗与时代》)，要“从当前的群众的斗争生活中汲取题材”(注：《诗论·主题与题材》)。这些理解与体会，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的创作实践。作者抗战开始后写的诗歌，更富现实意义，更多抒写人民群众，诗歌的形象更鲜明、丰富，语言也更朴素、健康和清新。过去流露的忧郁的情绪，已日益带上愤恨甚或悲壮的色彩，而对于光明和革命的追求，则愈趋明确、坚定。 《北方》集内包括了作者在抗战初期的重要诗作。它们记叙着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车》等。但更明显的，却是被民族奋起抗敌所激发的热情和信念。《他起来了》象征民族的觉醒，《北方》从民族几千年斗争历史中汲取力量，《风陵渡》则对现实充满信心。面对着苦难和斗争，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命运都赋予这时代，这祖国的土地。他向着“中国的农夫”、“土地垦植者”、“少妇”和“母亲”，诉说起自己这“农人的后裔”的“流浪与监禁”的身世和“憔悴”的生命，并询问道： 中国， 我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注：《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作者的诗句有时不免悲怆，却正是极度热切的反映：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注：《北方·我爱这土地》) 这些诗歌反映了现实的生活斗争，包含着向上的思想内容，它们既不同于那些抗战口号的空洞的喊叫，更反对了逃避现实斗争的艺术的陶醉，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一九三八年春天写的《向太阳》是作者的第一首长诗，它不同于叙事诗或一般的抒情诗，而更象一首颂诗。作者在多年的创作中，一直表现出对于光明、太阳等的向往和追求，《向太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它’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注：艾青：《为了胜利》，《抗战文艺》7卷1期，1941年1月)。与抗战初期热烈的情绪相一致，它充满了热情、乐观和希望。长诗共分九段，前三段写他期待着黎明，并在黎明的欢忻中向见到的一切问早、祝福，四、五两段赞颂日出“比一切都美”，它启示一切崇高的创造，启发人们想起和向往革命的事物。六、七两段歌唱太阳照耀下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作者的视线转向现实生活，那里一片上升气象，城市、村庄、田野、河流、山峦，都从绝望、痛苦、忧郁中醒来，高呼、欢笑，伤兵们更崇高，陌生人变亲切，少女们歌唱幸福，工人士兵们都为抗战胜利，消灭敌人而奋起。最后的两段转向作者自己的内心感受，太阳驱散了他的寂寞、彷徨和哀愁，召回了他的童年，在“热力的鼓舞”下，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他奔驰着，向着太阳。长诗诗情联绵，却又层次分明地反映了作者心情的发展，越到最后，作者越渴慕和靠近太阳。后来闻一多在谈到诗人们的“知识分子气时，曾说：“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滚向太阳呢？”(注：《闻一多全集(三)·艾青和田间》)应该说，《向太阳》中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思想感情的良好转化的。特别是作者在向往一些民主革命的领袖和理想的同时，更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列宁和《国际歌》等，这里标志着作者思想感情的趋向。 诗集《他死在第二次》内，最重要的是两首写于一九三九年春天的长诗：《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后者着力描写一位受伤的兵士渴望战斗的激情，他接受祖国的号召，再次踏上征途，最后光荣地倒卧战场。长诗歌颂了他的革命责任感和英雄主义，他的激情来自民族的觉醒和解放，他的无畏联系着祖国的生机和希望，一草一木都鼓舞着他再去为它而战斗、牺牲。虽然写的是艰苦的战争，但长诗反映的正是胜利的信念。同样描写战士牺牲的《吹号者》，是比前者更具抒情性、更为丰满动人的，这诗本身就象飞着“血丝”的号角声那么悲凉、庄严，作者的爱与沉痛，也如诗句一样凝炼。他曾自称这是“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牺牲”(注：《为了胜利》)。长诗形象地写出了吹号者对号角的爱、对黎明的向往等，更深情地抒写了吹号者青春纯洁的心灵和美的形象： 现在他开始了， 站在蓝得透明的天穹的下面， 他开始以原野给他的清新的呼吸 吹送到号角里去， ——也夹带着纤细的血丝么？ 使号角由于感激 以清新的声响还给原野， ——他以对于丰美的黎明的倾慕 吹起了起身号， 那声响流荡得多么辽远啊…… 直到他牺牲，作者还祝愿：“而太阳，太阳使那号角发出闪闪的光芒……听啊，那号角好象依然在响……”。这些长诗，激动着抗战岁月中斗争着的人们。 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面貌更全面地反映在他的大量短诗中，它们分别收录在《旷野》、《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等集子里。这些诗歌不仅较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斗争的动向，渗透着抗战的时代气氛，交织着作者对祖国、人民、原野、农村的爱与希望，同时又清晰地刻划下作者的思想创作的历程。寻找光明总是欢乐的，但也充满艰辛；革命的步履是坚定的，但会出现暂时的困难。理解这种艰辛和困难，就更懂得作者寻找的热忱和步履的踏实。这些集子内较早的诗作，色调明朗，情绪高昂。但在一九三九年秋后的一段日子里，一些诗歌中似乎出现了沉重的消息。这时候，奋起抗战带来的最初的热烈情绪已经平静，现实的困难和矛盾日渐迫近人们，作者此时又正好在国统区的大后方，“远离烽火，闻不到‘战斗的气息’”(注：《旷野·前记》)，却感受到了荒凉寂寞的氛围，于是作者的笔有时显得沉重了。如果把一九三八年与一九三九年写的两首《秋晨》相比，同样是山水原野，色泽似乎灰暗了，生机也肖条了。同样描写士兵，《兵车》中找不到《吹号者》的壮美；即使描写了《小马》的“欢愉、新鲜”，却又感叹“它还不曾尝过辛苦”。这偶而出现的沉重，正好反映了作者的思索和探求。所以，与此同时，他在询问：“旷野啊——你将永远忧虑而容忍不平而又缄默么？”(注：《旷野·旷野》)他在积聚：“我的胸中，微微发痛的胸中，永远地汹涌着生命的不羁与狂热的欲望啊！”(注：《旷野·旷野(又一章)》)他更在祈望：在严寒、冰层、残雪面前，“希望春天它早点来……我将穿上芒鞋去寻觅温暖”(注：《旷野·愿春天早点来》)，而冰雪也终于融化，“满怀着兴奋与喜悦……汹涌到那闪耀着阳光的远方去了”(注：旷野·解冻)。 不久，作者就写出了另一首重要的叙事长诗《火把》。 《火把》在较宽阔的生命背景下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中受到教育、坚定了革命信念的故事。诗篇主要通过正确地认识生活、爱情的意义，来表现主人公对革命的向往、犹豫和转变。这样的题材在小说创作中固然并不罕见，但以长诗的形式表现，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诗中跳跃着象火把一样燃烧的热情，以及对于人民力量、抗战前途的充满信心和尽情讴歌，长诗是那样的激动人心。尽管工人劳动者的形象不如知识分子丰满，对革命的描写不如爱情之细致，人物的转变也显得简单了些，但这种简单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大时代的特点：强烈的火焰，是能很快地照亮前程并烧去那些矛盾、徘徊或犹豫的。 《火把》不仅鼓舞人们寻找方向，而且也照亮了作者自己的革命道路。一九四年春天，艾青带了长诗《火把》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这以后的诗歌，已很难找到前些日子的沉重，而大多是快乐的心情，清新的诗章。如《高粱》赞美丰收与生命，《老人》、《篝火》等表露了对劳动人民的珍爱，《公路》等诗更是真挚地歌唱劳动群众的业绩，并从那里汲取力量，得到振奋：“行走在新辟的公路上，我的心因为追踪自由而感到无限地愉悦啊！铺呈在我的前面的道路，是多么宽阔！多么平坦！多么没有羁绊地自如地向远方伸展——”(注：《黎明的通知·公路》)这诗的情绪由静及动，从低到高，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翌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周恩来同志帮助下，艾青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这不仅是跨跃到一个新的地区，也是跨跃到一个新的时代。诗人在毛泽东同志和他的革命文艺思想教育下进入了全新的生活和创作的境界。“诗必须作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作，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把诗和政治密切结合起来，把诗贡献给新的主题和题材”(注：《诗论·诗到街头》)。这些话写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却也反映了作者在延安的整个创作的日益自觉的方向。反映崭新的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收录在《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雪里钻》等诗集中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特点。所以作者日后曾总结道：“这个时期，我的创作的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注：艾青诗选·自序)。 这个变化，首先明显地反映在作者过去喜爱的题材——农村方面。本时期这类诗歌在数量上虽相对少些，但由于革命思想的照亮以及解放区现实的启示，促使作者对祖国的农村、原野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提炼出新的诗意。《河》使人感到，河水只因流经延安，它就具有充沛的生命力。《献给乡村的诗》回忆家乡优美明丽的自然风光和苦涩的生活、不幸的农民之间的不和谐的对照，预言“为反抗欺骗和压榨，它将从沉睡中起来”。这首诗如同站在新的思想的制高点上，回顾过去多年的农村题材的诗歌，作了有意义的概括。 这个变化也明显地表现在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歌唱延安的革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席边区参议会时作《毛泽东》，赞颂伟大的人民领袖；一九四二年的《向世界宣布吧》，驳斥反动派的污蔑，歌颂解放区幸福的斗争生活；一九四三年，怒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作《起来，保卫边区！》号召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下紧密团结，进行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雪里钻》是作者第一首正面描写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叙事长诗，与前一时期的《他死在第二次》等相比，反映了作者努力歌颂工农兵、无产阶级英雄这题材上的重要进展。但可以看到，正如不少从国统区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那样，他们虽然努力地反映新的生活，却由于一段时间内思想感情上的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他们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比较薄弱；艾青这时的诗作，也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随着作者在延安生活的深入和思想的提高，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爱的热烈如果反映出观察的深刻和理解的透彻，它们就能使政治信念化为高昂的形象的诗情。 作者这时不仅歌唱延安的生活，他还站在这块西北的革命圣地上，向全国，向“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作了“黎明的通知”：“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这喜悦的“通知”中，包含着作者本人多年来等待“光明”、“温暖”、“慰安”的新切的感受。在延安写的《给太阳》、《太阳的话》两首，也以相似的感受“通知”着人们。它们已不同于前一时期表述的对于太阳、光明的追求、渴慕的焦灼心情，而已经是在抒发沐浴着它的光和热的幸福之感了：“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今天我想到山巅上去，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 这一时期作者还以不少诗篇抗议法西斯罪行，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侵略的胜利，如《土伦的反抗》、《希特勒》、《十月祝贺》《敬礼》和长诗《索亚》等，它们保持并发展了前一时期反抗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诗歌如《反侵略》、《时候到了》、《哀巴黎》、《赌博》等的重要特点：诗的形象结合着明确的是非爱憎，以阶级分析眼光看待国际间重大事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坚信反帝斗争的胜利。尤其是在《哀巴黎》、《赌博》、《土伦的反抗》等诗中，作者每写到法国人民，总念念不忘他们是“公社的子孙”，并从中感受力量和信任。作者这种早已开始的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在歌颂十月革命的诗篇中得到了更高的激扬。 抗战胜利后不久，艾青离开延安到华北，直至全国解放。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主要从事其它工作及参加士地改革，诗歌创作数量较少，后来就收录在《欢呼集》等集内。但其中有值得注意的作品，如《人民的狂欢节》、《人民的城》、《欢呼》等，表现了抗战胜利的欢乐。是祖国、民族的欢乐，也是诗人由衷的欢乐。《人民的狂欢节》中的火把远比长诗《火把》中燃烧得旺盛，象征着人民革命事业的前途；《欢呼》中听到了作者对祖国农村劳动者的从未有过的兴高采烈的欢呼，这是拂去了忧郁后的祝福。《布谷鸟》、《送参军》等诗反映了作者参加土改的忻喜，翻身的农民在回春的大地上幸福劳动，人欢车笑奔向似锦的前途，这恰似作者多年来对农民命运的深情关怀赢来了良好的回答。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艾青解放前的诗歌表现出一些重要的特点。 他从对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和接近他们的要求出发，十多年来，一直向他们呈献着自己最真切的诗情。从《大堰河》时期起到《布谷鸟》时期止，作者经历了生活思想的重要进展，但每个不同时刻，都为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劳苦者：农民和穿上军装的农民——士兵，写下最真挚的诗篇。他诗篇中的忧虑是因为农民的痛苦，振奋是由于农村的苏醒，欢欣更来自农民的解放。可以说，作者是和他笔下的农村劳苦者一起，感受旧世界的桎梏，经历抗战烽火的锻炼，又共享解放的喜悦、土改的欢乐，是一起在革命的年代里前进着的。说作者的诗歌深切地反映了抗战的现实面貌和时代精神，应该首先注目于他抒写祖国农村的篇章，它们写出了土地受蹂躏的痛苦，也写出了游动于地心的热气，以至震荡了大地的风运，这正是中国当时农村现实的灵魂。从作者较早的文字中，就可捉摸到他多写农村劳苦者的原因：“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一般的受难者是善良的这观念所产生的”(注：《诗论·美学》)。很显然，这是一种深植在革命的思想情感中的美的观念。到后来，他更明确地号召：“这无限广阔的国家的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着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注：献给乡村的诗·序)。作者正是以大量的诗作实践着这个信念和希望。 艾青的诗作，总是蕴藏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他曾在诗篇和文章中多次写到自己的“忧郁”、“忧伤”、“悲哀”等心情，这种忧郁，也的确成为作者的一种感情特色，以不同的形态，回荡在他的不少诗篇里。但是它却不仅是个人的，而具有强烈的社会色彩。作者曾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注：《诗论·服役》)。它不是冷淡的哀愁，而是热切的思虑，它反映了对祖国、民族、人民的爱与艰苦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尚未找到回答前的思虑，它不同于退让的叹息，而是进取的准备。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扰来……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世界吧！”(注：《诗论·服役》)所以这个感情特色往往给诗篇添加了感染和启示的力量。当然，作者的忧郁也的确反映了出身的那个阶级带来的沉重负担，甚至存在着作者熟悉喜爱的俄国作家笔下农村苦难的折光。作者就曾苛责自己“用的是旧的感情”，未能用“农民的眼光看中国的农村”(注：《献给乡村的诗·序》)。实际上，当上述的矛盾在革命发展进程中，也在作者思想变化过程中解决时，忧郁的感情便只是作为一种回顾偶然闪现，而整个的诗章中，正跃动着快乐、明朗的心声。 与忧郁的感情同样存在于艾青诗作中的，是热烈的孜孜不倦的向往、追求和讴歌。这种追求来之于信念，所以即使反映乡村苦难，作者也往往在荒凉中萌出生机，暗淡里透露光亮，沉滞时预示惊醒，而当笔触驰骋于意象、理想的境地时，他的追求的热情便似火般燃烧了。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于他很多诗作，更是他不少诗篇专门讴歌的主题。这种讴歌使诗篇散发出蓬勃向上的意气，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可以说，没有对光明的追求，便没有艾青的诗。他说过：“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注：《诗论·诗》)。这说明作者不倦的追求，既出于内心的渴望，又表现着自觉的意识。这追求正是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以它们激动了人们，尤其是青年的心，即使时代转变了，但仍然能从中感受生命的活力。当然，这追求和讴歌，也的确反映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情绪，但随着生活的前进，作者的思想也不断发展，如果早期还包含着朦胧抽象的观念，那么到后来就日益明确，日益具体，如在延安写的《野火》等诗，在生动的形象中已经含蕴着革命的内容与力量了。 艾青的诗歌以它紧密结合现实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特点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又以精美创新的艺术风格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收获。这里既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又铭记下他严肃的、艰苦的艺术实践。他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所忽略”(注：《诗论·美学》)。在他的诗歌中，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带来鲜明的形象，而“毫无遮蔽的感情”(注：《北方·序》)又表现为朴素生动的语言。形象的语言，这密切联系着的诗歌艺术的要素，正是作者不仅在创作中，也在理论文字中努力求其完美的。 艾青的诗歌具有鲜明深刻的形象，随着诗歌结束，形象也就完成。形象，不仅指人，也包括物，以及思想等的形象化。作者认为，“诗人一面形象地理解着世界，一面又通过形象向人解说世界”(注：《诗论·形象》)。他的很多优秀诗作表现出一个特点：往往在一首或一段的最后升起一个意念，或一个思想，但这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他所反对的“浮泛……无力的叫喊”(注：《诗论·技术》)，它是在全诗中孕育起来的，是诗情的结晶，是形象的升华，正是诗歌借以感人的力量所在。这种形象，反映了作者对于生活的熟悉和理解的深度。 另外，作者笔下的形象，总是具有他极为执着的诗的特点，这在叙事诗中更为明显。写的虽是实在的生活，但手法上常常运用新鲜的比喻、丰富的想象，而产生的形象却似乎比实生活更贴切。例如写每天惊醒吹号者的，“是黎明所乘的车辆的轮子滚在天边的声音……是他自己对于黎明的过于殷切的想望”(注：《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又如写战士前进在“众人的愿望所铺成的道上……从今日的世界走到明日的世界的道上……每个未来者都将以感激来追忆的道上”(注：《他死在第二次·他死在第二次》)，即精练地写出了战士们的责任感、斗志、战斗的意义，又具有诗的美感。这些形象是奇幻的，它可能受影响于作者曾经接近过的象征派诗歌的重视艺术完美的要求，但却摒弃了它的不可捉摸的臆想，而寻求着来自现实的、社会的诗情。这就使作者笔下的形象，尽管如天之空、似海之阔，却总是紧紧地联系着战斗的祖国的大地。 作者诗歌中形象的完成，又经常得益于他的美术素养。他善于用色泽、光采的渲染以至构图、线条的安排来增加形象的鲜明性。这种色调的运用，又不同于象征派诗歌之从文字外壳进行虚造假设，而是从生活本身采集而来，是生活实感与诗歌情绪的结合。灰暗褐黄的色调使现实的苦难更见沉凝，在浓绿翠蓝中会感到希望，当生机蓬勃时，诗歌中又呈现了鲜红与金色。当然，形象的鲜明性远胜于如此简单的概括，它们要丰富得多，而且作者诗歌中色彩的运用，又不仅为了渲染情绪、思想，它还应符合本身独立的美感要求。作者很重视这种艺术的锤炼：“一首好诗里面，没有新鲜，没有色调，没有光采，没有形象——艺术的生命在哪里呢？”(注：《诗论·技术》)所以他的不少诗作，犹如完整的画幅，以协调的光色以及匀称的构图感染着人们。如《手推车》一诗，便是将景、情、光、色、图乃至音响，统一得较完美的例子：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 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 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 穿过寒冷与静寂 从这一个山脚 到那一个山脚 彻响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在冰雪凝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手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划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 从这一条路 到那一条路 交织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诗的形象完全依赖语言的表现。艾青对于自己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便是“适切”、“准确”(注：《诗论·谈谈写诗》)，“最能表达形象”(注：《诗论·诗的散文美》)。所以他坚持必须从生活斗争中提炼，他的语言反映出他对客观现实的认真观察和理解，凝聚着他从中产生的真情实感，又表现了他优异的创造力。他排除对华丽铺饰的模仿，没有古旧的羁绊，也很快摆脱了欧化的影响，创造出朴素生动的富有生命力的语言。他的劳绩丰富了我国新诗歌的艺术语汇，增加了新诗的艺术表现能力。 由于作者对语言的上述要求，加上他“不受拘束地表达”(注：《艾青选集·自序》)的愿望，他虽然尝试过多种诗体，但真正使他觉得能适应这激烈变动的生活内容，应该成为新诗的“主流”(注：诗论·诗与时代)，自己写来也得心应手的，则是自由体诗。他擅长以散文式的诗句自由地抒写；他的诗歌富于丰满的形象与诗意，并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脚韵或字数格式的划一，却具有内在的旋律与整齐和谐的节奏。艾青的诗，标志着“五四”以后自由体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又给以后的新诗创作带来了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