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诗歌中的情与理
作为诗人的冯至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诗篇，他与卞之琳一起被认为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派大家。他在《赠之琳》一诗中对卞之琳有这样的评价：“这星座不显赫，却含蓄着独特的光辉。”其实这同样可以看做诗人的夫子自道。 在冯至漫长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有两个为研究者十分关注的关键阶段，那便是他创作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的时期和创作诗集《十四行集》的时期。对此文学史也早有定评。对于前者，最著名的评价莫过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极力褒扬的“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对于后者，朱自清先生也以其“诗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交融成一片的理”做出了很好的总结：“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像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冯先生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1〕 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是，在20年代还是“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为什么在40年代的诗作中却以“耐人沉思的理”而引人注目，难道说二十多岁的年龄确实是适合抒情的年龄，而中年时期的诗人所作的也应当是真正沉潜的中年写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又该如何理解徐志摩这道始终“迸溅不止的生命泉”，还有一出手就显得理智而成熟的穆旦？或许，真正回归到诗人的文本来探究他所抒的“情”究竟是什么情、所达的“理”究竟是什么理，二者之间在文本内又是如何渗透、转化与呈现的，以及它们与作者生活的密切联系，从而来探讨冯至和他的诗歌世界，才有可能更接近问题的真实。我们这里所作的“情”与“理”的划分，纯粹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一旦落实到具体作品的分析中，便有可能显得生硬和僵化，但是不管怎样，还是让我们先走进冯至的诗歌世界吧。 一、抒情的少年 冯至在创作第一首诗《绿衣人》时只有十七岁，〔2〕这时作者对新诗的认识也仅限于读了一些郭沫若与胡适的早期诗歌。这首诗和其他收入《昨日之歌》中的诗歌相比，虽然有初期新诗的清浅质朴，但一些冥想的调子和节制的表达也已初露端倪。这样的诗在他的早期诗作中还有一些，但分量很少，在下面的论述中将会对它们进行单独分析，这里要谈论的是他早期诗歌中的一个主流，包括他的几首叙事诗在内。如果我们借用卞之琳晚年对徐志摩的评价，便可以说冯至早年基本没有跨越出浪漫主义的“雷池”一步，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生活情思。 从这一点上讲，冯至的早年诗作基本上也是当时时代风尚和社会思潮的直接反映，正如当时的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在诗集《昨日之歌》中，冯至抒发的主要情绪不外乎爱情、友情、别离羁旅之思、少年迷乱之感，我们这里想着重探讨的是《归乡》(3首)和《残余的酒》(13首)两组诗，它们在整个集子中占很大的比重。 组诗《归乡》的内容无需深究，我们只需引几段便能大致体味，比如：“我有一颗明珠/深深藏在怀里/恐怕它光芒太露/用重重泪膜蒙起//我这颗明珠/是人们掠夺之余；/它的青色光焰/只照我心里酸凄”，“我不能容忍了/我把我的胸怀剖开/取出血红的心儿/捧着它到人丛处”，“夜深了，神啊——/引我到那个地方去吧/那里无人来往/只有一朵花儿哭泣”，这里采用的表现手法比较显豁直接，“我”与“人们”“人丛”并置，表现出那种虽孤独落寞却又怀揣“明珠”宁愿到“无人来往”之所的高标自立。 组诗《残余的酒》的序诗这样写道：“‘上帝给我们，/只这一杯酒啊！’/这么一杯酒，/我又不知爱惜——/走过一个姑娘，/我就捧给她喝；/她还不曾看见，/酒却洒了许多！/我只好加水吧，/不知加了多少次了！//可怜我这一杯酒啊！/一杯酒的残余呀！/那些处女的眉头，/是怎样一杯浓酒的充溢！/我实在有些害羞了，/我明知我的酒没有一些酒力了，/——我还是不能不/把这杯淡淡的水酒，/送到她们绛红的唇边，/请她们尝一尝啊！”可以说，作者这杯生命的酒正是这样不断地浇洒给爱情(《怀——》《残余的酒》)、友情(《别友》)，还有那些幽微的情思与曼妙的梦境(《追忆》《歌女》《新的故乡》《小船》《狂风中》《初夏杂句》等)了。 除此之外，在该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我是一条小河》这样的抒情之作，笼罩全诗的浅淡轻柔的情绪伴随着流畅波动的诗形，正如一条缓缓流淌的溪流，向我们传达出青春少年的喜忧。应当说，在《昨日之歌》中，冯至已经表现出了优异的抒情才华，甜美的语调、流畅的节奏都已被他用得非常圆熟了，但同时，这些诗中的许多感受却大抵来自作者对浪漫主义作品的阅读感受及对生活所作的夸张化、艺术化想象，正如作者在后来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一天总要看一两点钟浪漫派的小说，什么尼庵呀，骑士呀，森林呀，我完全沉迷在那里边！”〔4〕 《昨日之歌》下卷是几篇取材于民间故事、神话的叙事长诗，包括《吹箫人的故事》《帷幔》《蚕马》《寺门之前》。在这里，忧郁铺陈的抒情转化为恬淡节制的娓娓述说，但诗歌传达的仍是艺术、爱等浪漫主义的永恒命题。冯至写于20年代的这些“堪称独步”〔5〕的叙事诗不仅丰富了当时的中国诗坛，也为诗人自身的成长与转变埋下了伏笔。 在《昨日之歌》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承袭《绿衣人》下来的《蛇》这样的篇目，它将热烈的情绪具象化为一个冰冷的意象“蛇”，似乎也为作者处理自己的情感找到另外一种途径。此外，《工作》《永久》《在阴影中》等诗中那种对永恒性命题的思索也表现出作者内心冥想气质的抬头。 1927年到1929年，诗人创作了《北游及其他》这部诗集，它由《无花果》《北游》《暮春的花园》三辑组成，也包含一部分译诗。也许是作者生活面的开拓，收入这一集子的诗减少了早期作品中直抒胸臆的表达，而增添了对自己诗歌与生活的警醒与自觉，正如《无花果》这首小诗中所表达的“正如我思念你，写出许多诗句，/我们却不曾花一般地爱过……/我的诗也没有悦耳的声音，/读起来，舌根都会感到生涩”。这些诗中，冯至明显增加了对各种生活场景的描述和展现。长诗《北游》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此时诗人眼中看到的都是些荒凉的、荒诞的、“阴沉沉”的世界，但诗句中也出现了像“秋已经像是中年的妇人/为了生产而憔悴”“生和死，是同样地秘密，/一个秘密的环把它们套在一起”这样的情理交融、引人深味的表达。 就形式而言，冯至早期的诗作除了某种大致整饬的诗行、回环复沓的节奏以及用韵外，还有一些特点颇可注意，比如顶针句法的应用。在《别友》中作者这样写道：“满城的急风骤雨，/都聚在车站/车站的送别人/送别人的心头了。”而《瞽者的暗示》中则有“我这在深深的/深深的巷子里，/寻找我的遗失”。然而，某种学徒式的表达也让他的诗作不经意间流露出许多其他诗人的痕迹，比如《狂风中》之于郭沫若，《初夏杂句》之于周作人，《夜半》之于闻一多。但过了不久，诗人便宣告“我已经完全把旧的‘形式’同‘韵’抛开了”，〔6〕只是实践的结果几乎要等到十年以后才能看到。 二、中年的沉思 《十四行集》创作于1941年战时的昆明，一共有27首，基本写于作者蜗居昆明附近山中时每周往返于村居和城里的一段路程中。诗人在山径、田埂中步行，耳闻目睹许多东西，又回想起诸多人事、经验，“看的好像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得格外丰富”，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小一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那些“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都“写出一首诗”，“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 这些诗中有对小昆虫的赞颂，有从鼠曲树、原野上的小路、初生的小狗、案头的用具引发的思索和感叹，有原野上农妇的哭声、战士、远方走来的马队，也有对威尼斯的记忆，对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梵高等伟人的讴歌，正如朱自清所说的：“冯先生是在平淡的日常生活里发现了诗”，〔7〕“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8〕下面我们便从具体的诗作入手，去探究一下冯至在诗中抒发的哲理、思索以及蕴涵其中的“情理交融”的艺术手法。 冯至在写作这组诗歌时，受留学期间得以深入研究的几位德语大诗人的影响甚大，其中第十三首诗《歌德》便是理解全部《十四行集》的一个关键。在这首诗的后两段诗人这样写道：“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万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死和变”不仅是这首诗的诗眼，也是《十四行集》所要集中阐发的思想。 要深入理解这一点，便需要回到歌德的《幸运的渴望》一诗，其全诗是这样的：“别告诉别人，只告诉智者，/因为众人爱信口雌黄；/我要赞美那生存者，/他渴望在火焰中死亡。//在爱的深夜的清凉里，/创造了你，你也在创造，/有生疏的感觉侵袭你，/如果寂寞的蜡烛照耀。//你再也不长此拥抱，/在黑暗的阴影下停留，/新的向往把你引到/更高一级的交媾。//没有远方你感到艰难，/你飞来了，一往情深，/飞蛾，你追求着光明，/最后在火焰里殉身。//只要你还不曾有过/这个经验：死和变！/你只是个忧郁的旅客/在这阴暗的尘寰。”诗中深刻剖析的这种死亡和新生的辩证关系，对身处40年代中国艰苦卓绝抗战之中的冯至别有深味，因为战争一面是死亡和扫除，一面也是新生和重建。而位于当时抗战大后方的昆明的一山一水带给冯至的可能是一些更为切实生动的感受，相对远离战火洗礼的静谧空间也给了他深思的机会。 诗人几乎写作于同时期的一些散文完全可以作为理解《十四行集》的辅助材料。《一棵老树》中那个孤独沉默的放牛老人在老牛病死、小牛被雨淋死后也糊里糊涂地死去，作者写道：“这如同一颗老树，被移植到另外一个地带，水土不宜，死了。”《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中描写了一个已经废弃的村庄，历史与现实的一切在山水中交融，那些静静流淌的小溪流、默默生长的鼠曲草、高高耸立的加利安树，使作者觉得“人和人，只要是共同吃过一棵树上的果实，共同饮过一条河里的水，或者共同担受过一个地方的风雨，不管是时间或空间把他们隔离得有多么远……彼此的生命都有些生息相通的地方。”而鼠曲草、加利安树等每个生命也都各自独立地“担当着一个宇宙”，此时此刻，宇宙万物和作者仿佛都取得了意味不尽的联系，这种关于“死和变”的经验无疑带给作者对生命新的认识。 我们再回到《十四行集》，无论是第一首诗中对小昆虫的赞美，还是第二首诗中对蜕壳的蝉蛾的类比，还是三四两首诗中所写的加利安树、鼠曲草，整个集子所写的内容都反映出上述哲思的痕迹。但《十四行集》中还流淌着另一条非常重要的暗涌，要理解它需要回到另一个对冯至影响巨大的诗人里尔克那里，那便是一句箴言式的信条——为里尔克所钦佩的伟大雕塑家罗丹的信条——“忍耐与工作”。诗人身处的时代与社会是苦难多灾、风雨飘摇的，但同时自有那些英勇抗战、坚信胜利的战士存在，也有像诗人这样兢兢业业投身教育工作的人存在。这一切在诗人的眼里又往往多了一份历史的思索，这便是收入《山水》中的《人的高歌》所展现的内涵：山野海湾间的一条道路、一座灯塔，处处可以看出人类坚实忍耐的工作与人性的高扬。正是这份对历史、对现实的判断，使《十四行集》流淌的哲思中多了一份亮色，多了一种坚定，多了一些能够“把握的事体”，于是有了“彗星的出现”(诗一)，有了“一脉的青山默默”(诗二)，有了“伟大的骄傲”(诗四)，有了“你的向上，你的旷远”(诗九)，有了“新鲜的梦的养分”(诗二十)，有了在深夜中“吠出”的“光明”(诗二十三)；而在诗十九中所描述的“别离”主题下，除了那种“我们就这样生活着，并不断别离”的淡然外，更有了对过去的感谢和“初生”与“降生”般的全新体验。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诗人借鉴自里尔克的关于“物诗”的诗歌观念，即利用有形物(“物诗”之物)表现外化的自我。〔9〕这种写法代表的也是诗人早在30年代便十分倾心的理想诗歌，他在当时给友人的信里写道：“我去年暑假在北平时，我曾经幻想我的将来的诗，要望那方面努力：做一首诗，像是雕塑家雕塑一座石像。想不到来到德国遇见Rilke的诗，他后半的诗多半是一座座的雕刻。——我简直为了它而倾倒了。”〔10〕在《十四行集》中，诗人绝少直接的抒情和描摹，而只是通过某种十分经济的文字，将个人的情绪与深思都寄予到那些能够外化的事物、片段上。我们一再读到这样的诗句：“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诗一)；“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诗二)；“像整个的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诗六)。而在最后那首著名的诗中，诗人直接用富有元诗意味的诗句，希望“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诗二十七)。正是这样的处理，使诗人的诗产生了一种情理交融的效果，而十四行体这样一种外来诗形也得以在汉诗写作中完全确立。 上面对冯至两个时期诗作的讨论使我们形成一种感觉：似乎前期的冯至确实以抒情见长，而后期的冯至则以哲思冥想见长。尽管我试图在二者间勾连出某种转变的痕迹，但根本上我仍然认同诗人的早年知交废名的判断：“他是一个赤裸裸的诗人，诗人而又是一个凡人。”〔11〕作为一个诗人，他服从于他那天然的诗思，而作为一个凡人，他又不断磨炼着自己的诗艺，拓展着自己的生活与感受。我们要做的，也许只是用心欣赏他的诗，体悟他所走过的艺术追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