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辉 1995年的夏秋之交，我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把姚雪垠先生的书房彻底清扫、整理了一遍。其时，我才借调给老作家当助手不久，正是“新官上任 三把火”，干劲十足的时候。书房内所有柜子里的东西都被我搬来放到地上，分门别类包装捆扎之后再整整齐齐放回柜子里去。那些天里，我总是摆一只小凳坐在书房中央，书籍和资料拥拥挤挤地在我身前身后摞起来，等待着被翻检。雪垠老则坐在写字台前他的大椅子里，面前一杯清茶，不时地呷一口。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干活，一边时断时续地述说着由某一本书或某一份资料引出的回忆。 一日下午，雪垠老到客厅里和人谈话去了，我一个人留在书房里，从柜子顶上搬下来一摞杂志。拂去尘土，发现最上面的一本竟是来自台湾的《传记文学》 ——大概是第40卷第2期吧。看看目录，一个大标题赫然打眼：《记姚雪垠· 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之十》。 翻开来，活跃在我眼前的是这样一些文字：“三十年代大陆现存作家中，姚雪垠应是最有成就者之一。他以《差半车麦秸》短篇知名于文坛。其后他又写了《牛全德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于近十年内完成‘巨著’——《李自成》，曾受到毛泽东的鼓励。因毛既自比秦皇，又以李自成自况。姚雪垠窥透了毛的心理，才有此一著作。可惜他的书未 完成，毛就死了，因此捧毛也落了空……凡是中共作家所写被它们誉为名著的，等于白糟蹋了纸张，满纸谎言传播了几十年，因此之故，凡是自三十年代起成名的作品，都无妨如此认定……姚雪垠所著《李自成》凡五卷，每卷为上下册，应为十本……这是姚雪垠自大陆沦陷以来，三十年中，对毛共最‘伟大’的‘贡献’……这本书的写作，曾得到毛泽东的亲自鼓励，所以雪垠奉了钦命来写这套书，当然是有极大抱负与意外企图的……雪垠为写这部书，先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可惜未见毛的亲笔信……为了写下去，不但再向毛泽东上书，并且亲到北京一趟……《李自成》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姚雪垠的写作成功，只是他替毛泽东完成一部‘影子传记’。这部东西无论三百万字也好，五百万字也好，只是恭维、巴结毛泽东的一堆乱文章……” 刚从中学讲台走下来的我，一向循规蹈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哪里近距离接触过这等“另类”言论？所以看罢之后，我一时回不过神来，怔怔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在看什么呢？”身后一声问，原来雪垠老已经送走客人，回书房来了。 我赶紧把地上的书堆拨拉开，腾出一条路，让他走过去坐到他的大椅子上，然后把《人物传记》递给他。 他接过去，随便翻了一下便放在写字台上，扭脸指指我身边的书堆：“你再找找看，应该还有一本。” 果然还有一本，不过是第59卷第5期。 我朝他递过去，他摆摆手：“我是叫你看的。里面有我给陈纪滢的两封信。你应该读一读，以后你整理我的传记时会用到。”一边说着，一边把放在桌上的一本也给了我。 我起身给他的杯子续上水，然后拿上杂志到外面客厅里去。少顷，又回到书房，放下杂志，准备继续我的工作。 “就看完了？” “看完了。” “这么快？”雪垠老不相信。 “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当然快。”我半开玩笑半认真。 “你呀！”老人的眉头蹙起来，“就缺少一种认真劲——难成大器。” “何劳您老人家点拨，这点自知之明我有——本来也没指望这辈子能看见后脑勺。”我在雪垠老面前一向说话随便，既因为熟稔，也因为我在有意无意地逗老人开心。 果然，为了我的后一句话，雪垠老朗朗地笑了。 笑声中我又补上一句：“人人都成了‘大器’，‘姚雪垠’三个字不就贬值了吗？” 老人笑得更得意了，笑过之后又正色道：“你说得不对，我也不是‘大器’——不够格。”看我盯着他，便解释，“如果我把《李自成》写完，再把《天京悲剧》和《大江流日夜》写出来，到那时候再说我是‘大器’，是‘大器晚成’，我就当之无愧了。” “照你定的这个标准，有几个人能算‘大器’呢？” “多了。”他说，“刘绍棠、孙犁、赵树理、周而复、刘白羽、沈从文……” “鲁迅呢？怎么算？” “那是大师，首屈一指的大师。还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是‘大器’盛不下的，是大师。” “为什么把刘绍棠排在第一位？” “我没有排队，想起谁来说谁。刘绍棠倚马万言，著作等身。” “你跟孙犁有来往吗？” “没有。我忙，他也忙。否则我一定会去看他。他的小说语言太美了，我要向他学习。” “你怎么看待周而复在日本的一些行为？” “你是说‘靖国神社’的事情？我认为他不是去‘参拜’，而是去考察，因为他写《长城万里图》，是必须了解许多知识的。” 真是意外收获，不期然而然地听雪垠老谈了这么多！ 我真高兴：“姚老，以前曾听人家说你太狂妄，要不是今天这一席话，真想不出您这样谦虚呢！” 老人又笑了：“我是当狂妄时则狂妄，当谦虚时则谦虚——其实那算不得狂妄，我只是实事求是，不溢美，不乱唱赞歌，不迷信任何人就是了——没有这点儿精神，我走不出河南邓县的那个小村庄啊！” 我还想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说，老人摆摆手，把谈话拉到了《人物传记》上：“你对陈纪滢的文章和我的信，有什么看法？” “觉得不公平——陈纪滢连挖苦带讽刺，说了你那么多。你却和风细雨，一句尖锐的话都没有。” “睚眦必报，非君子气度，我不屑为之。当年胡风派骂得比陈纪滢凶得多，我都忍了，何况现在呢？毕竟，陈纪滢在台湾那么多年，他对我的情况并不了解。不知者不为怪，所以我才给他耐心解释。” “我看他是‘党同伐异’。” “当然不排除这个因素。陈纪滢是抱着‘正统’国民党立场的感情，对大陆上的一切都看不惯。他越是这样，我越要表现得宽宏大量才行，决不能像他一样狭隘。” 然后，雪垠老告诉我，1984年秋天他应邀访问法国，曾经在巴黎接受台湾记者访问。 他对那些记者说：“台湾有一些老作家是我的朋友，我怀念他们。台湾的年轻作家我认识的不多。但是我认为：不管是大陆作家还是台湾作家，只要写出了好作品，都是中国文学的成就，都是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国共两党的对立，海峡两岸的分裂，都是短期现象；作为中华民族看，是血就浓于水，同胞的血肉关系才是永恒的。从个人说，我从来没有想着我的作品只是大陆的作品，更没有想着是共产党的作品，而是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作品。像《李自成》这样的小说，一方面充分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遗产，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这牵涉到非常复杂的文学史问题，不可能像某些人想象得那样简单。” “但是——无论如何，你的信总是太简单了一点，恐怕不足以说服陈纪滢——你给他的信上不是说还有一封3万字的信吗？” “没写完，没时间写。日子一久，写出来的也不知道放哪里了。” “我来捉刀给陈纪滢写封回信如何？替你给他把《李自成》说清楚。”我突然来了情绪，毛遂自荐。 “好呵！”雪垠老的眼睛熠熠放光，“你抽时间再把他的文章好好看看，整理出几个问题来，我给你一个一个讲清楚，然后你再去写。” 我性子急，什么事情都是说做就做。当天晚上又读了陈纪滢的文章，觉得要回答他的，其实只有两三个问题，便随手记下来，第二天上午就摆在雪垠老的写字台上了： 对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这是根本问题 《李自成》的写作动机——敕作？吹捧毛泽东？“影子传记”？ 上书之目的——“巴结”讨好？邀功请赏？请求帮助？ 记得这几行字是用蓝色圆珠笔写在一张撕成32开大小的打印纸上，雪垠老对着这张纸出过一会儿神，便举头望着窗户一角的天空，目光变得深沉而茫远，良久，喃喃说道：“他是太不了解毛泽东了，太不了解了！” 然后，他扭过身来，伸出一根指头点着对我说：“写这封信，你想首先告诉他我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因为后面的具体问题都从这里生出来。”说到这里，老人的声音提高了，“我认为：毛泽东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了多方面的伟大天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理应受到全国人民的仰慕和尊重。虽然他在晚年出现了各种失误，甚至于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使得我们对他有许多意见，但是我们却没法否认——他是我国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位不可多得的旷世英雄。退一万步说，即令我们把他的所有政绩一风吹掉，他也仍然会以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屹立在我们面前——当然，他并不是每首诗都好，但在重庆谈判期间引起轰动的那首词，绝对是不朽的。” “张若虚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压全唐，毛泽东将以一首《沁园春·雪》冠千古，能这样说吗？” “是的，当然可以这样说。而且，他对历史的了解，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认识和把握程度，都是现当代人所无与伦比的。”说到这里，老人轻轻地笑了，“这样一个人，他会指派别人为他写‘影子传记’？笑话！笑话！陈纪滢实在是太不了解毛泽东了！” “未奉‘钦命’，就是你主动‘巴结’、‘吹捧’呗！” “胡说！你不了解情况，不能妄断臆言！” “不是我‘妄断臆言’，这是陈纪滢说的。” “唉！”老人长叹一声，颇有些伤感的样子，“枉为老朋友呵！他不了解毛泽东情有可原，如此不了解我就太不应该了。从年轻的时候起，我就独立特行，不避权威，向来不为巴结讨好之事，这一点他应该清楚，应该明白——将来编文集时你就会发现，我笔下的文字，都是干净的，我自认为没有任何阿谀谄媚之词。” 说到这里，雪垠老忽然压低声音：“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有关人员找来要我写一点东西，我没有写。” “为什么？” “奉命文章，我作不来，即令硬作了也不成样子。再说，写这种东西，是要一味歌功颂德的。而我对毛泽东，历来是既主要肯定又有一定批判。果真照实写来，会不合时宜。” “如果陈纪滢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他会怎么说？” “没必要跟他讲这些，他不会理解——人一旦形成偏见，就会变得固执起来，甚而至于不可理喻——这件事情，对别人也不要讲。” “也难怪他会把毛泽东同《李自成》联系起来，事实上毛泽东对李自成也确实表现出了格外地关切：在延安时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文件，在西柏坡又提到进北京‘赶考’不能学李自成……” “他是把李自成当作了一个反面教员，提醒各级干部不要腐化堕落。如今看来，他的提醒很有必要，他是高赡远瞩。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还说给陈纪滢的信。” 雪垠老拿起我拟的问题，看了看，又放下了。关于《李自成》的写作动机，他先没有做正面阐述，而是让我“告诉陈纪滢，《李自成》不仅不是政治投机，而且是一部反抗当时流行思潮的作品！” 关于这个问题，雪垠老讲了三点理由： 其一，解放后大陆上是不提倡写历史题材的，要写，就要有“三不怕”精神： 一不怕“逃避现实”之批判，二不怕“影射现实”之曲解，三不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棍子抡过来。所以，从他确定写《李自成》之日起，就已经从思想上把自己入了“另册”。 其二，当《李自成》第一、二卷投入创作的时候，正是“在中国……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点在历史界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而《李自成》的主题却是：历史上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只能破坏旧的政权和一部分旧制度，而不可能推动历史前进。社会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只能出现在阶级斗争比较缓和、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的时代，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黄巢起义的规模倒是很大，时间也长，但其结果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大极大破坏，而且随后导致了唐末的军阀割据。太平天国运动也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李自成将被写成一个只能适应“人心思乱”而不能适应“人心思治”的人物，并且最终的归宿只能是悲剧。 当时史学界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说农民革命是反封建的。有人甚至提出，农民起义的目的不是要再建立封建政权，而是要建立“农民政权”。既然如此，农民起义领袖不可能有天命观和帝王思想。可是《李自成》第一卷中，就明明白白写出来李自成有天命观，有帝王思想。 其三，从五十年代开始，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受到浅薄政治功利主义的严重破坏。这一政治功利主义与机械阶级观点相联系，成为文艺创作上不可反抗的统治思想，具体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于所谓的“敌对阶级”或“反动人物”只能用漫画化的手法处理。而《李自成》却不仅把崇祯写得“旰衣宵食”，励精图治，而且把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的卢象升写成了一位民族英雄，写他死得气壮山河。这本身也是对流行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创作教条的坚决反抗。 总而言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社会条件下，上述各种流行思潮都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都打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号。稍有违背，就有可能招致飞来横祸。而《李自成》，却从题材到主题到创作方法上，对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潮流做出了全方位的反叛。 “当时并没有想着生前发表，只是想写出来，藏好，什么时候政治清明了，再拿出来。到时候如果我已经不在了，就让我的子孙献给国家。因为有这种打算，所以就什么都不怕了，富于人情味的内容，我敢写；反面人物，也敢塑造。我想，我们中国有三千年的优秀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我要把这些遗产继承下来，我有这个责任心。我要把传统文化同现代的观点融会起来，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 谈话中，雪垠老顺便提到了某些人说李自成是“高大全”的问题。 他以“此事不足道”的语气说道：“这些人的意思，无非是说李自成是按‘三突出’塑造的，可他们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三突出’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来的，开始见于报刊是在1967年。而《李自成》第一卷动笔于1957年，到1958年夏天下放劳动之前已经完成了草稿，第二卷也脱稿于‘文革’开始之前。那时候，江氏‘理论’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当然，如果是接近江青圈子的作家，也许可以事先听到一些‘教诲’，但我是‘摘帽右派’，而且远离京畿，绝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缘。我又是个生活在现实中的凡人，没有丝毫未卜先知的本领，怎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捷足先登呢？” “我想，对《李自成》的非议，可能与第五卷迟迟不露面有关。如果第五卷写出来了，大家看到了李自成的悲剧结局，也许就不会再把他同毛泽东划等号，就会明白你开始时把他捧得高，是为了后来写他败得惨作铺垫了。” “是的是的，卒章方能显志，所以我才跨过第四卷写第五卷。这样即使我壮志未酬身先亡，也能留下来一个有头有尾的悲剧故事。” 窗纱上的光影在悄悄东移，雪垠老的讲述却滔滔不绝方兴未艾。 于是，我知道了，1953年雪垠老弃官不做弃学不教，毅然决然从上海回到河南，是因为有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在招唤着他——《黄昏》、《长夜》、《黎明》，从清朝末年写到北伐战争——一部为中原农村为我们的民族写下的悲壮史诗。 于是，我知道了，雪垠老的史诗梦，一回到河南便被现实撞得粉碎了。“总想着个人成名成家”、“不想为群众雪中送炭”的批评，领导者大会讲了小会讲，直讲到他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得不放弃多年的心愿，而去写“春种”“秋收”“夏锄草”“冬积肥”的小册子。 我知道了，雪垠老被压制的愿望并不肯轻易死去，而是深深地埋进了心底以待时机。当1956年文艺界那个短暂“春天”来临的时候，便化作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飞出来，匕首投枪，直指文坛上的“左倾教条主义”。 我知道了，1957那个“多事之秋”，一顶“极右派”的帽子横空飞来，扣在了雪垠老华发早发的头顶上。几篇短文，铁铸罪证，“平生謇谔成顽癖，痛哭多言堕九渊”。 我仿佛听到，“革命群众”拍着桌子在叫喊：“姚雪垠，不要因为你有学问就猖狂，有学问有什么了不起？打倒你了地球照样转，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今后一个字也不许你再写，看你还敢拿写文章同党较量！” 我仿佛看到，长江水滚滚东逝，雪垠老孤坐岸边。“是活着？还是死？”这个曾经困扰过哈姆雷特的问题，多年后又久久地困扰着他。终于，他又抬起了头，挺起了胸，因为他坚信：事情不会总是这样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人生在世，不能只做历史的旁观者，而要做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所以，他不能沉沦，他必须拿起笔来，继续写下去！ 然而，写什么呢？ “现实生活的题材，我不熟悉，没法写。依仗青年时代读的一些书，我在历史知识方面有一定积累，所以写历史题材相对要容易一些，可以走的路子要广一些。数年前，我就在心里酝酿过三个历史题目：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而重点在前两者。这个时候，我在心里对这三个题目反复进行了比较——实际上辛亥革命基本上没考虑就放弃了，是二者选其一，最后决定先写明末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留待以后再写。之所以这样选择，不仅是因为明末农民战争发生在前，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这一段历史比对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更为了解。而且，从地域看，明末农民战争主要发生在陕西和河南一带，这一带的风土人情我都熟悉，人物语言驾驭起来也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还有，经过数年的研究之后我发现：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和杨秀清，既是革命英雄，也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的问题上难辞其咎。这个问题，要写清楚，就得认认真真地埋下头搞研究。可是，写作权利没有了，查资料也在实际上变得不可能——名不正言不顺不说，一顶‘右派’帽子顶在头上，走到哪里都受歧视。跑图书馆，不也是自讨没趣吗？再说了，传出去，还不知道又要生出什么事来，因此上只能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偷偷地写。倚仗的，只能是自己的记忆，是多年的知识积累。而在这一点上，写明末的农民战争要比写太平天国容易得多。” “也就是说，你写《李自成》，实际上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 “是的。” “那么，其中有没有情绪因素在起作用呢？比方说，是你热烈悲壮的激情促使你选择了热烈悲壮的题材？” “没有。”他认真地想过之后说，“我的情绪，肯定溶入了对人物的塑造，比方说，我不屈服，李自成也不屈服。但对小说题材的选择不起作用，因为写《李自成》，是我当时唯一能走的一条路。” 雪垠老的讲述把白天飞快地打发走，夜晚，我则坐在电脑前，一边细细回忆着日间所听到的一切，一边在键盘上敲打出文字来：“姚雪垠写《李自成》，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说其必然，是因为早在1933年，当他在开封读过《守汴日志》和《大梁守城记》后，李自成的影子便从此挥之不去。到了1941年，‘皖南事变’的罪魁蒋介石使姚雪垠想起了明末的特务政治同时想起了李自成，这时候他已经决定要写一部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了。1948年他写了历史论文《明代的锦衣卫》，后来又写了《明代的特务政治》，目的不是为了出书，而是为了研究明代的特务组织和崇祯的悲剧性格形成的历史根源，这是他有意识地为写明末历史小说所做的准备，应该视为《李自成》之滥觞。然而他虽然决定写了，但并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写。‘假若没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很可能永远不去动笔。’①所以他在1957年开始写《李自成》，又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姚雪垠写《李自成》是因为毛泽东，或者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李自成》’。” 把整理好的文字打印出来，于翌日呈给雪垠老。他看罢，只说“先放着，写完再说”，便把话题转移到了“上书毛泽东”的问题上。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由几个方面的原因促成。”雪垠老伸出左手，亮出巴掌，再伸出右手把左手的指头一个个扳倒，数着，“第一，当时，我的时间完全被剥夺，《李自成》没法写下去，可以说是被逼无奈。第二，《创业》的张天民‘告御状’，把天捅了个窟窿，替文艺界闯出了一条路。第三，江晓天写信来，提出这方面的建议，使得曾在我心中一闪而过的念头，经过慎重考虑变成了一个决心。第四，宋一平的全力支持，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我鼓了劲，让我把决心变成了行动。第五，目的得以实现，离不开胡乔木的鼎力相助。” 巴掌变成了拳头，雪垠老想一想，叹口气：“我写那封信，是在一个大政治背景下的一个小行动。可惜那个时候你还太年轻，对当时的形势不可能理解。不过要给陈纪滢写信，是一定要把当时的大气候说清楚的。你不妨去查一查资料。” 我说：“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名字大概是《〈创业〉蒙难纪实》吧？其中写到了1975年的政治局势，所以当时的情况我大体上是知道的。” “太好了。你把它拿来我看。” 于是，那一天下午，我去了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很幸运，买到了一本《乔迈报告文学选》，那篇写“《创业》的张天民‘告御状’”的文章，就收在里面。 我拿回去，挑挑拣拣给雪垠老读了几段，他听着，泪光莹莹闪烁。 “……张天民，一介书生，然而竟敢作乱于天子脚下，不顾了爱妻弱子，舍却了身家性命，莽莽撞撞大告其‘御状’！” “……他有过软弱，有过犹豫，有过迂回，有过逃避，他唯一可作自慰的是他没有出卖良心。他之所以投入战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逼上梁山，是在朋友们的扶助下走向战场的。他是个幸运者，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及时支持，使他幸免于难。这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吧。背着历史的沉重负担，从蒙昧中醒来，偶然地扮演了一个角色……” 我只管读，雪垠老却已经涕泪涟涟，继之泣不成声。 “好啊好啊！”他感叹，“他们做得好，写得也好！” “有了他们在前面冲锋陷阵，你才悄悄跟在后面，给‘四人帮’丢了一块小小的石头——这样说，可以吗？” 雪垠老看我一眼，似乎没听明白我的话，只说：“我当时就怕那封信落在毛远新手上。果真如此，恐怕这会儿我就不能够同你坐在这里说话了。” 晚上，当我再坐到电脑桌前的时候，姚雪垠上书毛泽东的事情，就不再是一个形影相吊的个人行为，而已经加入到时代的队伍中，变得坚实而强壮了。 “7月下旬，在贺捷生、张锲等人参预下，著名导演谢铁骊、摄影师钱江给毛泽东写信，汇报《海霞》问题……” “8月29日，湖南省文化局写信给文化部，提出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好戏，舞台记录片《园丁之歌》是好片子，要求准予上演、上映……” “……《园丁之歌》未能得到平反，尽管它是几部作品里边毛泽东唯一看过并鼓了掌的。形势在不知不觉间起了微妙的变化。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园丁之歌》就是那枚最先飘坠的树叶，它标志着1975年短暂的、热烈的夏天过去了，人们该打点衣服，准备迎接秋寒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8月12日，姚雪垠写信给江晓天诉苦：“……《李》的工程浩大，而我已是老年。倘若不得领导理解，给予支持，这工作很难顺利进行……” “8月28日，《人民日报》最先透出了秋的信息。人们从第一版显著位置上看到了即将发行的《红旗》第九期目录，赫然排在头六名位置上的，都是关于评论《水浒》的文章……” 1975年9月中旬，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 “邓小平在大寨露了一下面，就回北京去了，江青却在这里自由来支，随意讲话，而报纸上和电台里，对宋江和‘投降派’的批判声日甚一日，虎头山上落叶惊秋，明眼人早窥见了中国政治局势的未来演变。” 又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江晓天给姚雪垠写信：“最近有个想法，供你参考：可以给主席写封信，报告《李》稿的写作情况和你的愿望。所传主席一卷说的话，虽尚待了解确切，但看来是有这回事，说明伟大领袖对《李自成》一书是关心的。你已近高龄了，虽然健康状况较好，但要完成五卷，还是抓紧时间为好。出版晚两年问题不大，我是想早把它搞好，包括早点排印，多听听工农兵和各方面的意见。目前这种情况无法进行。妥否，请酌定。” 信写于9月28日，却拖到10月4日才付邮。其间的停顿，该是江晓天思虑再三的消耗。 10月7日，姚雪垠接到江晓天的信，他立刻回复说：“……你建议写那一封信，很重要，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将慎重考虑，如何措词，如何能确实送到他老人家面前。不宜匆忙从事，亦不可使外人知道……” 同一日，姚雪垠也给茅公写了信：“……关于江晓天同志的建议，我正在慎重考虑。有无必要，何时写信，如何能达到主席手中，如何措词，都要仔细斟酌，务求妥当。” 在这两封信里，姚雪垠都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对江晓天说“不宜匆忙从事”，对茅公说“有无必要，何时写信……都要仔斟酌……”好像他并不着急，像他对此不是兴趣很大。而实际上呢，他却是立刻付诸行动，于当夜拟出了给毛泽东的信稿，于次日——即10月8日，给原武汉市委管文教的书记宋一平写了信，同时把给毛泽东的信稿附上一并寄出，请教这样做行不行。 “这算不得说谎。”他给我解释，“这既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别人。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事情总归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0月12日，宋一平回信了：“雪垠同志：八日来信收到。得知《李自成》在继续修改、创作中，并知你身体健康，甚为高兴。你的信我给一位领导同志看了一下，我们认为直接给毛主席写信的想法很好，信的内容也是好的，建议在信中具体提出请主席批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信最好用毛笔写，字写大些。我可以负责托人直接呈送到主席手中。我是七月上旬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与你搞的事业颇有些关系，其中有两个文学研究所。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困难是比较大的，但我抱着勤勤恳恳为学术工作者热心服务的态度，还是可以尽些力量的。祝你写作顺利！” 10月16日收到宋一平的信，姚雪垠10月19日就把给毛泽东的信塞入给宋一平的信套里，投进邮筒中了。 11月6日，宋一平回信：“雪垠同志：你的信主席已有批示，你的要求已得到满足。但我未见到批件，无法具体告诉你，估计不久就会通知你们的。” 这么快？姚雪垠既欣喜又吃惊，事后他才知道了整个过程：宋一平接到姚雪垠的第一封信后，立刻同胡乔木、吴冷西、邓力群等同志商量，决定由胡乔木给毛主席写一份报告，把他的信呈送上去。姚雪垠给毛泽东的信寄到宋一平手中是22日。宋一平转交胡乔木，经过再商量，再由胡乔木写报告，报告所署日期是10月23日。然后经过转呈，耽搁数日，到了病中的毛泽东手中，已经是10月底了。毛泽东阅后用粗铅笔潦草批示：“印发政治局诸同志。我同意他写小说李自成二卷、三卷至五卷。”所署日期是11月2日。 “11月，电台突然提前广播了《红旗》杂志将要刊登的梁效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文章成了公开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 “也就在这个月里，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创作评论会议，收集‘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作为‘从文艺方面批邓的专题’，《创业》影片前前后后的事就成了这种‘奇谈怪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是作家乔迈的“背景解说”。 因为毛泽东的支持，更因为“创业”勇士们的掩护，之后就再没有人来找过姚雪垠的麻烦。这样，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他居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偏安一隅”驱驰起他的艺术思维来。个人的小环境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不谐调，本来就容易生出误解，而从不肯敛藏锋芒的姚雪垠一旦处于顺境，其性格中的缺陷就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张扬。于是白眼渐多，非议渐起——这是自然的，很正常，他怨不得别人。但是无论如何，敢于上书毛泽东，这在当时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 当他跟我讲起这些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十六年了，但他的语气中仍然充满着对“竟然安然无恙”的庆幸：“多亏当时大家齐心协力紧锣密鼓地搞，如果稍一拖拉，事情是个什么结果，就谁也说不清了。” 有意思的是，正当我与雪垠老在草拟回复陈纪滢的书信时，适值某地方报纸的一男一女两位编辑来访，主题是毛泽东对姚雪垠的两次帮助。按说，接待来访者，我应该参加才是。但因为总有人来问这些，我听得心烦，就借故躲开了。 客人走后，雪垠老责备我“不懂礼貌”，我申辩说：“这点事儿我都听了十几遍，背都背下来了，外边谁不知道？以后再有人问这些，你最好来他个‘无可奉告’。” “那怎么行？他们都是带着任务出来的，完不成任务回去要挨批评，还要扣奖金——我们不能敲别人的饭碗呀。” “那就谈别的。” “谈什么呢？”雪垠老两手一摊，一脸无奈，“同茅公我可以谈小说；同克家、荒芜可以谈诗；同关山月可以谈国画，同姜东舒可以谈书法……同这些不速之客，一时找不到共同话题，只好主随客便，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问什么，我答什么——这种办法很省力，我可以偷懒——不动脑子。” “这回事都说八百遍了——你烦不烦？” “烦也没有用。如果有第八百零一个人再来问，我还得说。”老人叹一口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无论如何，人家乘兴起来，总不能叫人家败兴而去吧？” “别人问是别人的事，你总说这些，我觉得太俗气。我愿意听你跟那些专家、学者的谈话，有知识含量。” “那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专家、学者中间也有爱谈论这方面事情的，我的故交中就有这样的人。长时间不见，他来了，问起来，也只好说——我这也是学着入乡随俗，与时俯仰呵！” 我凑趣：“总给自己‘美其名曰’。什么‘入乡随俗与时俯仰’，说白了，不就是‘看风使舵’、‘见人下菜碟’吗？” “果真如此，可是我的一大进步呀！”说罢，仰天大笑。 我也跟着放声笑起来。 此情此景，恍如昨日，雪垠老却已经离去一年有余了。给陈纪滢的信，初稿是早就成形的，只因为雪垠老一句“先放一放再说”，从此便再没有提起。随着雪垠老的仙逝，我以为那信稿也便从此再无意义了。不想今年盛夏，偶然从《黄河》上看到一篇《姚雪垠与毛泽东》的文章，读罢之后首先忆起的是雪垠老关于“入乡随俗与时俯仰”的一段话，继之觉得文章所写内容所述事件与我所了解的情况很有些出入而与陈纪滢的观点颇为相近。作者姜弘先生，又称为雪垠老的“老朋友”。于是由文而及人，由人而及事，就很自然地勾起了对这件本已尘封的往事的记忆，便信手拉拉杂杂写来，以为研究者们多备一份参考资料，同时也想藉此与姜弘先生商榷，所以把《姚雪垠与毛泽东》这个宏伟的题目嵌进了我的题目中。 顺便还想借此机会，指出姜弘先生出在他文章中的两处疏漏： 其一，文章说：“在战时的重庆，年轻的姚雪垠风流倜傥，活跃非常。他一方面任职于全国文协，是知名的作家，同时又在大学任教，不但是教授，还担任过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 错了。 错在把重庆、三台和上海三地混为一谈，把1944和1951算在了一起。事实上，雪垠老战时只在流亡的东北大学任过中文系副教授，没有担任过中文系主任，且是在四川三台而非重庆。他担任系主任和文学院长是在解放初的上海私立大夏大学，但“系主任”三字前面应加“教务”而非“中文”，“文学院长”前面也应添上“代理”两个字。 不信？有雪垠老1951年3月13日写给卢熔萱的信为证：“萱兄：得悉兄有成功希望，甚快甚快。已函嘱东方书社寄上修订本《记卢熔萱》一本，最近得暇，再托人去上海时顺便买几本寄上。从前我曾寄给周恩来先生一本，将来兄可直接寄给周、郭两先生、吴主席，并给他们写信。俟兄再有研究成果，那本书就再修改一次出版。弟于去年任文学院长，寒假以来又任教务长，事忙，且与写作事业相违。打算作到暑假，再作请求，以冀埋首乡间，与农民一起生活，从事写作工作。” 其二，文章说：“当时，姚雪垠已把《李自成》第一卷写完，正忙于联系出版的事。1962年年底，他为此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回来后和我谈及在京期间所受到的礼遇和赞扬，告诉我他都见了哪些重要人物，谁又说了些什么。说时滔滔不绝，喜形于色。这也难怪，刚刚还被骂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转眼间受到如此的礼遇和赞扬，内心的激动和满足是难以掩饰的。这中间，他最重视也谈得最多的，是茅盾和吴晗。一个是文学泰斗，一个是明史权威，他们的意见当然十分重要。十分可贵。” 又错了。 首先是时间不对。 雪垠老这一次去北京是1962年10月初而非年底，因为江晓天在给他的信中催得很急：“雪垠同志：九月四日的来信收到了，勿念。吴晗同志非常热情，他于九月三日至五日三天的时间就将全稿看完，而且看行很认真仔细，有些错字、漏排的字都改、补上了。六日上午约我们在他处面谈了一次，他给大作很充分的评价，也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详待面告)。当时，我们进一步向他提出要求：作者还要写四卷，有些问题很想向你请教，他满口答应。不过，他十月间出国。你因剧本脱不开身，九月来不了，但是希望你来京日期，至迟不超过十月十日，晚了，吴一走，几个月后才回国。” 所以，雪垠老果真年底才到京的话，是不可能见到吴晗的。 其次，姜弘先生所言雪垠老在京见到的人也不对。 仍以江晓天的信为证：“雪垠同志：来信敬悉。《李自成》排印稿已如数奉寄，武汉省、市委一些负责同志处也已遵嘱分别寄去，并附有编辑部的信。北京，郭老和茅盾老各寄一册，尽量争取他们能看。您如能亲自写信给他们更好，吴晗同志处已送去，并当面和他谈过，他很热情。阿英同志已约好，明后日去看他。沈从文对明朝服装很有研究，李文治，明民变史专家。重点在以上四人……”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雪垠老确实希望茅公和郭老能看《李自成》的排印稿，但中国青年出版社对此没有把握，只答应“尽量争取他们能看”。即使这样，也还希望姚雪垠“如能亲自写信给他们更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位泰斗都政务缠身且都年事已高，再给他们凭空增添劳累，这事情由谁来说都不好张口。所以姚雪垠当时没有“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大驾把关的事情也便不了了之。如果雪垠老这次从北京回武汉后就向人大谈见茅盾如何如何，那可就是真正的“无稽之谈”了。如果雪垠老没谈而别人说他谈了，其性质自然也一样。 雪垠老这次在北京的活动日程，全由《李自成》的责任编辑江晓天安排，并自始至终由江晓天作陪。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江晓天先生现已退休在家，有关事情，给他拨个电话一问便知。 不过，姜弘先生所言茅公对《李自成》的“具体意见”确实有的，但不是当面谈出却是写在信上，且不在1962年而在1973年之后——1972年臧克家从湖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去看茅公，茅公问起姚雪垠。之后臧克家把茅公的美意和通信地址写信告诉了姚雪垠，姚雪垠才恢复了与茅公的通信联系，此后一发不可收。茅公对《李自成》的“章法布局”、“笔墨运用”的“具体意见”，便都是在这些信中用漂亮而恭正的小楷写出来的。 上述两点，都是无关宏旨的小事情，“细碎而陈旧”，本不说也罢。无奈跟着雪垠老学习过几年，便总也忘不掉他的一句话：“信史、信史，不‘信’何以为史？”于是便忍不住把自己所知道的一点东西悉数倒了出来。是耶？非耶？敬方家指正。 我生也晚，给雪垠老作助手更晚。雪垠老与姜弘先生的友谊，我未亲见。但在编纂《姚雪垠书系》的过程中，有幸看到了雪垠老写给姜弘先生或者写给他人而提到姜弘先生的几封信，那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姜弘先生从工作到生活全方位的关切和牵挂，读之确实令人感动，故作部分摘录，公之如下—— “啸岚兄：你来信提到姜弘所需要的药，正式名称为眼明注射液。接到你来信后，我即托人向北京医药公司打听，缺货。昨日出版社有同志从天津回，天津方面同志答应帮忙，买到带来。药不贵，唯该药厂(天津生化制药厂)因燃料困难，影响开工生产。俟买到，即交姜弘，算我赠送。(1976年1月19日)” “姜弘：你开始写文章，这件事本身颇使我高兴。四五十岁的年纪，还是有为之年。但时间稍纵即逝，如再不抓紧，想从专业上有所成就便没有时间了。大文看了一遍，虽然有细致的意见，但目前拿出这样的文章似乎晚了一点。关于形象思维的文章，几乎各文艺刊物都发表一些，有特殊深度的很少，所以实际上又是一阵风，读的人也不多。你今后最好当大家都在赶论某一问题时你不管，在风头来时要耐得寂寞，自己选一问题，追求‘独到’研究；纵然不是‘独到之见’，也要争取‘不一般’。如能那样，方可真正做出成绩，不同流俗……(1978年5月8日)” “姜弘：关于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事，三四个月前，广州师范学院来两位同志，告诉了我，但后来未得消息，不知下文。他们说只打算开一百人上下的会，为的是节约经费。等我得到消息，我当尽力推荐你们去两位同志参加。但是我也不敢说有十分把握……(1980年3月25日)” “姜弘：关于你的工作问题，过了目前阶段，仍可设法换换。此事，我已在给张啸虎同志的信中嘱咐了。今后，要尽力克服偏激情绪，也避免看问题的片面性。要扬长避短，争取在老年做出贡献。不要灰心，不要泄气，利用时间读书，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要耐得寂寞。对你说来，少作不必要的活动，少发言，埋头读书，最为要紧。(1984年1月20日)” “汝捷同志：姜弘前些日子来北京参加了一个纪念《延座讲话》的会，你在社科院时，可就近约他谈谈，他会告你一些思想斗争的消息。脱离了现实斗争的总形势研究文学理论恐怕不行。另外，夏振坤院长对姜弘进社科院工作表示欢迎。姜弘的晋级副教授问题，据说基本上决定了。等职称宣布之后，即可转入文研所，你们那里的力量就加强了。关于姜弘的工作问题，我用不着给夏、张两位院长再写信，请你在时机成熟时帮姜弘提一提好了。(1987年3月6日)” 读罢这些信件，难免不又想起来姜弘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过的话：“在离开木樨地的途中，我已经意识到了，他对我的关心和劝导是真诚的，但对比一下会议期间李何林、楼适夷、黄源三位长者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区别是明显的：他关心的是我在政治上的安危，而那三位长者所注意的是我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计划。” 的确，雪垠老应该受到诮议，谁叫他放着《李自成》不抓紧写，却偏偏费时费力地为别人又是买药、又是争取会议名额、又是联系工作呢？工作——可不是有关“政治”吗？只是我还有一点想不通：以雪垠老的性格和处事态度，如果别人不主动跟他谈起诸如工作调动之类的事情，他是决不会想到从这方面关心别人的。莫非，对姜弘先生，雪垠老是来了个“例外”？ 附带问一句：姜弘先生在把这些信捐赠给《姚雪垠书系》编委会的时候，可否还记得这些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吗？ ① 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