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悬崖霜后花——论姚雪垠的旧体诗创作李遇春新时期以来，姚雪垠是最早呼吁现代文学界重视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的作家之一。1980年1月15日，姚雪垠在致茅盾信中倡导并阐述了一种“大文学史”的编写方法。这种“大文学史”，不仅要包括主流的新文学，还要涵盖被新文学放逐的旧体诗词。他说：“新文学作家也有许多擅长写旧体诗、词，不管从内容看，从艺术技巧看，都达到较高的造诣。因为这些作家有新思想、新感情，往往是真正有感而发，偶一为之，故能反映作家深沉的现实感触和时代精神。”①今天重读姚雪垠当年致茅盾的信，仍然能感觉到他的文学史眼光的敏锐和宏阔。实际上，姚雪垠也是一位写旧体诗的新文学家，他的旧体诗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造诣。尤其是他写于建国后六七十年代的旧体诗，更是具有难得的文学史价值，值得后人珍视。一姚雪垠建国后的旧体诗主要包括谈艺诗、赠答诗、政治诗，还有相对独立的“干校诗”四种类型。他的谈艺诗主要是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副产品，这里姑且存而不论。就赠答诗和政治诗而言，通常，赠答诗属于私人话语，政治诗属于公共话语，两者之间存在“小我”与“大我”之别。但这仅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在姚雪垠的旧体诗中，赠答诗里交织着公共话语，政治诗中也渗透了私人话语。如果说赠答诗主要是私人化的抒情，那么政治诗主要就是公共化的抒情。两类诗作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抒发了姚雪垠在那个复杂的政治年代的特别情怀。如果一定要给一个命名的话，这两类诗作都属于古人所谓的咏怀诗。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姚雪垠的谈艺诗和“干校诗”与咏怀无涉，这种粗略的分类只是为了便于问题的阐明而已。先看赠答诗。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里，友人间的私人酬唱无疑是他们之间重要的精神慰藉。翻看姚雪垠六七十年代的旧体诗，可以发现姚雪垠在当时与友朋之间交往的心灵记录。古人云：“士穷乃见节义。”越是在灾难袭来的时刻，越是在时乖命蹇之时，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就越要经受考验。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者固然可憎，明哲保身、断绝往来者亦属可鄙。韩愈之所以推崇柳宗元，除政见相同外，主要是柳宗元的士人节义感动了他。当年刘禹锡被贬播州刺史，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上疏朝廷，“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这种患难与共的知识分子情谊，自是历史佳话。韩愈正是有感于此，才感叹“士穷乃见节义”。在中国古代诗史上，诗人们在流放或遭贬中写的赠答诗往往比他们在养尊处优期间写的赠答诗更能够打动人心。姚雪垠似乎也不例外，他在六七十年代写的赠答诗显然比八九十年代写的赠答诗更加情深意重，更加意味深长。姚雪垠在患难期间与茅盾、叶圣陶、臧克家、荒芜、碧野、常任侠、王亚平等人的诗歌交往，构成了他旧体诗创作中的一道精神和艺术的风景。如赠臧克家的《璇宫感旧诗(三十四首)》(1962)、赠荒芜的《暮年(二首)》(1972)、《喜接克家近照，赋诗奉赠》(1973)、《祝方殷兄六十寿》(1973)、《奉寄叶老圣陶》(1974)、赠茅盾的《咏史(五首)》(1974)、《步原韵和克家〈答友人问〉》(1974)、《步原韵答荒芜》(1974)、《次韵和克家〈书怀〉》(1974)、《寄克家》(1974)、《寄碧野》(1975)、《寿亚平兄》(1975)、《赠碧野》(1975)、《依原韵奉和任侠兄惠赠七律》(1977)、《赠薛连仲同志》(1977)、《祝茅公八十一岁高寿》(1977)等等。尽管这些赠答诗的内涵也许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姚雪垠与故友之间的患难情谊。至于最有代表性的赠答诗，自然非《璇宫感旧诗(三十四首)》莫属。这组诗属回忆之作，虽是抒情诗，但写实性亦强，特别是把三十四首连缀起来读，颇有些长篇纪事诗的味道。从这组七绝中，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抗战烽火中姚雪垠和臧克家之间患难与共的流亡生涯和人生侧面。其中许多生活细节和情感涟漪，更是历史的存照和心灵的证词。读这组诗，印象最强烈的莫过于姚臧二人的患难之交，可谓莫逆。从诗中来看，当年二人“鼙鼓声中汉皋会”，大武汉陷落后，“称帝公孙据巴蜀，救亡儿女会襄樊”。在襄樊，“春云初展文工会”，二人投入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救亡运动之中。他们经常一同到鄂北和豫南前线采访，亲历抗战兵燹，“青春作伴到前方”。其间有一年小别，二人“雾锁山城重聚首，同窗连榻倍情亲”，又在重庆的歌乐山下一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姚雪垠的回忆是深情的，虽然战争年代充满了生命之虞和奔波之苦，但他们的心情是快乐的，昂扬的，而建国后的和平时期，在没有硝烟的政治运动中，姚雪垠在精神上明显有些压抑，他陷入了创作苦闷之中。这种压抑和苦闷让他不吐不快，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的快人快语——《惠泉吃茶记》、《谈打破清规戒律》、《打开窗户说亮话》、《谈作协工作的不足与希望》、《要广开言路》等，使他很快陷入政治漩涡中，成了湖北文学界的“极右分子”。在频繁的政治批判和世人的妒嫉打击中，姚雪垠私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只有沉浸在艺术创作的灵境，他才能避开世俗的聒噪与冷酷。同样，在写《璇宫感旧诗(三十四首)》的深情回忆和情感宣泄中，姚雪垠也体会到了文艺创作的心理补偿和救赎功能，他是颇有些“乐在其中”了。有意思的是，姚雪垠在这组诗中还写到了他和臧克家之间的悄悄话、私房话。用当下的时尚说法，还真有点“私人化写作”的味道。但姚雪垠这样写并非为了出卖朋友的私人秘密，而是为了表明两人之间无话不谈的深厚友谊。夸张一点说，我们从姚雪垠的诗中几乎可以清理出诗人臧克家的一部“情史”来。第十九首和第二十六首是写的王蕙兰，王是臧克家的第一个妻子，系王统照的侄女，性格豪爽，与臧克家性情不同。第十九首云：“征尘带酒潢川上，旧梦新诗忆去年。历历游踪指与我，闲情深处有哀弦。”在第五战区的潢川桥上，臧克家历历指点昔日与王蕙兰的游踪，虽然已离婚，但依然充满怀旧之情。“闲情深处有哀弦”写出了臧克家心中的隐痛。第二十六首云：“心事悲欢常共语，惊看未语泪盈眶。叹君难写十八拍，一拍回头已断肠。”有一天臧克家情绪激动，眼含热泪，原来是邂逅了前妻王蕙兰。再婚的王蕙兰从背后赶来，向他拍了一下，含笑点头，但无语。姚雪垠在诗中用了蔡琰《胡笳十八拍》的典故，把臧克家的伤心事写得情意深婉动人。第八首和第二十七首是写的臧克家的第二任妻子郑桂文。第八首云：“我爱襄阳孟夫子，风流何苦住鹿门？春风沉醉花开少，夜半歌声动旅魂。”郑桂文喜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慷慨悲愤，莫非她有难言的苦闷么？第二十七首云：“闻道长安曾寄语，凄然犹望镜重圆。至今每忆烽烟日，不忍重听雨后蝉。”当年郑桂文在西安托人捎话给姚雪垠，希望能同臧克家破镜重圆，但此时臧克家已和郑曼结为夫妻，姚雪垠无能为力，故有“不忍重听雨后蝉”之语。第二十二首写的臧克家的一次无果而苦涩的婚外恋情。诗云：“堪羡感情奔野马，愧杀病后支离身。更深频用拳击我，只怕昏昏听不真。”那时郑桂文回老家生孩子，臧克家同三十军政工队的一个队员发生了爱情。虽然年龄相差较大，但感情浓烈。有一天晚上，臧克家在姚雪垠的病床边谈到这次爱情的荒唐，情绪蓬勃，话如喷泉。姚雪垠因刚出过天花，身体尚未复原，不免昏昏欲睡。臧克家于是频频挥拳打他的腿，执意要他听下去。“更深频用拳击我，只怕昏昏听不真”，就是指的这件事。诗写得谐趣横生，把臧克家的性格点染得跃然纸上。还有第三十二首，写得也是二人的私密谈话。诗云：“已插篱笆花觉远，春风入座意苍茫。白衣人去斜阳路，握别空余半袖香。”白衣人是指臧克家的一个女学生，她在歌乐山护士学校读书，皮肤白皙，身材颀长，十分漂亮。女学生常来看望臧克家，每次臧克家同姚雪垠一道送她出村很远才回。臧克家对姚雪垠说过：“人一结婚，看见美女，如同隔着篱笆赏花。”①首句“已插篱笆花觉远”，就是指臧克家的妙语，充满谐趣。回忆是美好的，尤其是回忆往日的欢声笑语和所谓“风流韵事”，无奈书生老去，能不伤感乎？诚如第二十三首所云：“琐事回思别有趣，可怜老友无几人。风流难向后生说，尚待私谈展笑唇。”值得注意的是，姚雪垠在写给臧克家的诗中还真诚地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弱点。能够在老朋友面前坦诚相见，自我反思，可见姚雪垠与臧克家之间确属知交。第二十八首云：“飞扬跋扈为谁雄？深愧无聊醉梦中。聚铁九州成大错，故人期许淡烟空。”首句出自杜甫的《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姚雪垠借用杜诗成句，并非是以李白自炫，而是表达了自己对早年轻狂的悔恨。姚雪垠给这首诗加注说：“我在青年时代，一方面确有我的特点，另一方面自恃虚假的所谓才华和对文史方面具有较多的常识，骄傲狂妄，不可一世，铸成大错，留下半生悔恨，当然也辜负了朋友们的期望。”②所谓铸成大错，不仅是指四十年代姚雪垠曾因浮躁狂妄，差点被国民党特务所诬陷，③也应含有建国后的“右派”经历。姚雪垠的这种自我反思和忏悔意识，在他作于1970年的一首七律《平生》中抒发得更加真切、痛楚、有力。诗云：“平生最富前车鉴，无计回头挽逝川。愎性难移比罪鲧，雄心不死似刑天。飞扬跋扈惭前事，狂妄浮夸悔晚年。白首征途春渐暖，偷将新曲付朱弦。”除了赠友诗外，姚雪垠写给亲人的诗同样是他在那个灾难年代里的精神慰藉。这类诗虽不多见，但作于1970年的七律《欢聚》二首，还是格外感人。它们写出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月里，一个普通家庭里的离合悲欢和人情冷暖。这两首诗是写给姚雪垠的女儿和两个外孙女的。姚雪垠的女儿名叫海燕，在部队工作。1961年春节，姚雪垠回开封老家与亲人团聚，作为“摘帽右派”，受到女儿的冷淡，极左思潮使她与父亲划清了“阶级界限”。①十年后，1970年，女儿海燕让两个外孙女(小东和小青)自甘肃张掖来武汉看望外祖父母，故有“万里双归陇西雁，十年一见海东青”之句，“海东青”本是东北鸟类，姚雪垠此处巧妙地嵌入了女儿和外孙女的名字，与“陇西雁”对仗十分妥帖，天然浑成，让人叹服。两诗均以白描见长，第一首的尾联“狂欢扑面迎怀抱，泪雍喉头笑语声”，第二首的颔联和颈联“昨夜灯前看不够，今朝仔细看分明。抚肩摩顶舐犊意，携手偎身慰祖情”，无不状亲人相聚之景如在眼前，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结句“江城十月才秋意，忽见窗前草更青”，以景语作结，把诗人内心郁勃的诗情化为亲切温馨的画面，笔力遒劲清新。二再看政治诗。在那个泛政治化的时代里，在主流新诗坛盛行“政治抒情诗”的时候，作为一个革命作家，姚雪垠用旧体诗的形式也写了不少政治诗。作于1963年的一组七律《欢呼》(七首)，就是比较典型的政治诗，它与新诗坛流行的政治抒情诗在内涵上别无二致，姚雪垠写这组旧体诗，是为人民空军再次击落美蒋间谍机而“欢呼”，全诗洋溢着强烈的革命政治激情。但在艺术上还是明显直露了一些。尤值一提的是作于1967年的《江城纪事诗》。这组诗涉及了1967年在武汉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谢富治和王力来武汉负责解决“武斗”问题，但王力被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劫持，事后中央认为这是一起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是反革命组织。“文革”结束后，“七二○事件”得以平反。据1982年姚雪垠给这组诗写的跋里说：“在当时，我同多数的武汉人民一样，盲目地同情造反派，憎恶保守派。对于毛主席的任何一句话都不敢怀疑。怀着这样的思想感情，我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以后，追忆所谓七二○事件的经过，写了一组七律，共三十多首，题为《江城纪事诗》。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前，我对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已经有一些新的认识，但对七二○事件的性质尚不清楚，用满腔热情歌颂所谓‘造反派’和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对所谓‘走资派’和当时的所谓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持反对态度。《江城纪事诗》是站在当时所谓‘造反派’的立场上写的，完全歪曲了那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近来整理历年所作七律诗稿，将这组《江城纪事诗》找出，除留下第一首‘叙诗’外，全部撕毁。原‘叙诗’的尾联要过渡到下边的诗篇，作为单独的一首诗，意思不够完整。如今的尾联是新改的，是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认识。”②姚雪垠是坦诚的，他没有为自己文过饰非，没有虚伪地拔高自己；但遗憾的是，他把那题名《江城纪事诗》的三十多首七律几乎全都撕毁了，这使后人失去了宝贵的文学和历史资料，因为那毕竟是第一时间写的旧体长篇政治纪事诗，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可惜今天无法见到了。从姚雪垠保留下来的唯一一首叙诗来看，这组七律还是真实地记述了当时作者耳闻目睹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当年的《叙诗》如今题名《眼前》：“眼前历历刀枪影，心上沉沉雾雨天。曾记旌旗蔽日月，犹闻歌哭动山川。三层楼外残墟在，六渡桥边血海干。忍看万民成草狗，圣人不喜太平年。”此诗真实地记载了1967年春天武汉发生的“武斗”的真实历史场景，堪称诗史。腹联中的“三层楼”和“六渡桥”分别是武汉的两处繁华地段，也是当时武斗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姚雪垠在诗中把“文革”时期的血腥暴力场景用旧体诗的形式保留下来了，弥足珍贵。尾联是新改的，取意于老子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可以推想，原来的尾联不可能达到后来这种否定“文革”的新的历史高度，这也是姚雪垠的《江城纪事诗》(七律)让人遗憾的地方。其实，姚雪垠在1967年以《江城纪事诗》为题还写过一组七绝，虽然没有像七律那样完全毁弃，但也只保留了12首，且对原稿作了整理，③因此不复历史的真相了。从保留的12首来看，抒情成分多，写实性弱，因此文史价值并不高，且虽经过“整理”，但到底还是留下了时代的“左”的刻痕。如第八首：“春风三月意难平，莠草欺苗逐日生。淫雨偏教萧艾长，黄鹂寂寂老鸦鸣。”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语境，此诗的象征意蕴还不易索解。但“文革”语境中的“莠草”、“萧艾”、“老鸦”之类的意象，明显就是指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而“苗”、“黄鹂”之类的意象自然就是所谓“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了。至于“金戈铁马南冠客，旭日红旗夜夜心”(之十)这样的诗句，分明美化了“七二○事件”中的王力，确实暴露了姚雪垠那一代作家的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四人帮”垮台后，一切昭然若揭，那种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没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就一定能写出优秀的政治诗。和当时的许多诗人一样，姚雪垠在1976至1979年间也写了不少政治抒情诗，其中就有直接批判或讽刺“四人帮”的，如作于1976年的《都门即事》(四首)和《讽事》(二首)，把江青比作武则天、比作吕后，比作慈禧太后，揭穿她“本应好莱坞里见，偏生梦入帝王图”的政治图谋，表达了对那个“城狐社鼠登台舞，共逞狂想主沉浮”的黑暗时代的批判。但这些典故的运用在当时已经流于老套，诗的题旨也一览无余，诗味不足。因此在当时众多的政治诗，包括旧体诗词和新诗里，还体现不出姚雪垠的创作个性来。但是，作于1977年的一组七律《咏怀杂诗》，还是显示出了姚雪垠政治诗的过人之处。这组杂诗由八首七律组成，不仅保持了姚雪垠旧体诗一贯的用典深切和格律精工的艺术长处，而且贯穿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意识。该组诗视野宏阔，一举反思了从“反右”到“文革”二十年来的历史事件，堪称一部具体而微的当代历史反思的史诗。要知道，1977年的时候，新时期文学界还甚少有人在创作中揭示出“反右”至“文革”的历史关联性。甫兴的“伤痕文学”还停留在对“文革”就事论事的政治批判上，只有到1979年后“反思文学”的勃兴，中国作家的历史反思视野才穿越“文革”进入到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经济运动，深入地挖掘建国后“左”的思想根源背后的“封建性流毒”。这组诗虽有诗史的品格，但其间也凝结了姚雪垠个人的人生遭际和生命体验。这种充满了血和泪的体验痛切骨髓，它充当了精神粘合剂，把姚雪垠个人的命运反思与民族的历史反思粘合了起来。因此，这组诗比《讽事》那种纯粹的“公共政治话语”要好得多。第一至三首反思的“反右”运动。第一、二首尤其染有浓厚的个人命运色彩。诗中频频出现的典故，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的党锢之祸，大兴文字狱的朱元璋，深文周纳的酷吏张汤等等，借古讽今，无不贴切，揭示了历史背后的惊人相似！第一首的颔联“争鸣误信春风暖，摧折真知霜雪威”，不仅属对工稳，而且饱含了痛楚的人生经验。正如第二首的尾联所云：“平生謇谔成顽癖，痛苦多言堕九渊”，姚雪垠生性耿介，好辩诘，他也因此而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第三首反思了“反右”运动给民族和国家酿成了显在或潜在的病灶。既然“片言可能招横祸，告密风行举国喑”，那么给国民的生活和精神所带来的后果就严重了。于是乎，“同志相逢三缄口，情人私会半交心。浮夸虚饰青云上，务实求真苦海深。”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了信任，是非开始颠倒，“世胄蹑高位，英雄沉下僚”，举国一片“歌德”之声，封建迷信借尸还魂，这一切直接为“文革”的酿成埋下了伏笔。正如第三首尾联所云：“歌德忠贞迷信好，廿年国运病侵寻。”末句直接点明了姚雪垠反思当代历史的深邃眼光。接下来的第四、五首反思的“大跃进”运动。“千古不闻天帝愦，九州如醉且疯狂。”首联即把那个狂热的年代重现在人们面前。一方面是号称“粮食丰收追北斗，土炉威力镇西方”，另一方面，“炼钢不救民饥饿，反使村村树木光”，新中国的人民生活跌入了困境。姚雪垠在诗中对自己一直非常崇敬的革命领袖并没有一味地顶礼膜拜，为尊者讳，而是真诚而痛心地反思了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的空想性质。第五首云：“暗笑公羊三世说，我将一步越升平。已因神化凭心想，更爱歌功意气横。物质贫穷夸共产，官员欺饰号精英。三年浩劫人成鬼，原野秋风断哭声。”对“大跃进”所酿成的恶果，诗中反思和揭示得不可谓不深刻。既有间接的讽喻，也有直接的批评，更有现实主义的沉痛的暴露。第六首紧接着反思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文武神尧忌直谏，漫天雾雨压庐山”。在诗人看来，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判，也为后来“文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谠言为国元戎罪，徽号迷人鬼蜮奸。已有阴谋乱国柄，恨无仗义济时艰。”正是在庐山会议后，林彪开始走上了阴谋篡国的道路。林彪仿效封建社会的做法，对革命领袖歌功颂德，这就脱胎于封建社会给帝王上所谓的“徽号”。在姚雪垠看来，“右倾反后狂风劲，行见中华染血殷”，民族的大灾难也就为期不远了。最后两首集中反思了“文革”的十年浩劫。第七首极写“文革”中的冤狱盛行。首联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明初胡蓝冤案，大臣胡惟庸、蓝玉以谋逆罪被诛，株连九族；一个是清初史学家庞廷鑨的文字狱，庞所修《明史辑略》中记有崇祯朝事，内多触讳之语，为人所告密，遂酿成一场连坐冤案。姚雪垠以古讽今，既表达了他对那个“牢狱牛棚随地设”的时代的愤怒，也抒发了他对“三家村”冤案的满腔同情。颈联“三家村里刍荛议，几许人间骨鲠魂”，堪称绝唱。1979年，姚雪垠并没有沉浸在自己“平反”的喜悦中，他不仅为自己的政治坎坷而感慨万端，而且为政治蒙难的张志新烈士长歌当哭，掬一把辛酸泪，化作一组悲歌慷慨的诗篇。张志新烈士是当代女中豪杰，真正是巾帼不让须眉，她以柔弱之躯支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宁可被“四人帮”的爪牙割断自己的喉头，也要坚持真理和正义，决不屈服于封建法西斯的屠刀。张志新烈士英勇赴死的事迹披露后，社会反响强烈。文学界也迅速作出反应，涌现出了雷抒雁的政治抒情诗《小草在歌唱》和韩瀚的朦胧诗《重量》等新诗名作。而姚雪垠则用旧体诗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一代女杰的崇敬与哀挽。《吊张志新烈士》七律三首诗语沉痛，寄慨良深，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当代旧体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在那个法纪废弛、酷吏横行的黑暗年代里，人的尊严受到践踏与戕害，真的英雄孤独地被黑暗所吞没。姚雪垠献给张志新的挽歌，是在为民族招魂，他写得是那么伤心欲绝，那么心如刀割，那么肝肠寸断！“我欲哭君诗百首，满怀悲愤忽凝神”，“和泪写诗心似煮，冷风犹自乱朱弦”，这个诗人的形象是多么的动人心弦，真正是跃然纸上了。“稳步刑场冤死地，伤心祖国好河山”，诗语质朴遒劲，感情浓烈深沉，读之足以撼人心魄。三最后来谈姚雪垠的“干校诗”。1970年3月，像当年许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一样，姚雪垠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所在的“五七干校”在湖北省的蒲圻县，工作主要是放牛和管理仓库，有时也参加农业劳动。姚雪垠在“干校”呆的时间并不很长，前后大约三年时光。但“干校”生活在姚雪垠的创作历程中也留下了深刻的艺术印痕，他写了近二十首“干校诗”，大部分是在“干校”劳动期间写的，也有少数是对“干校”的回忆之作。今天重读姚雪垠的“干校诗”，应该充分注意到这批“干校诗”内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于“五七干校”这场政治运动或历史事件究竟应该怎么看，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就会发现，姚雪垠在“文革”期间对待“五七干校”的态度是复杂的，具有二重性。这和“文革”结束以后，姚雪垠对“五七干校”持强烈的否定立场是不完全一样的。还是从他的《赴五七干校》(1970)开始。诗云：“老妻送我破晓天，行李肩挑挂笑颜。到死方休填大海，有情不忘攀高山。白头渐似苏卿节，岁月原非邓氏钱。梦里据鞍人尚健，立功犹望趁衰年。”这是姚雪垠写的第一首“干校诗”。首联“老妻送我破晓天，行李肩挑挂笑颜”，明显洋溢着乐观的政治情怀，流露了姚雪垠当年对“干校”的政治认同立场。对于姚雪垠来说，去“干校”劳动改造似乎并不是一件苦差事，如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样，农村的天地非常广阔，知识分子文化人去农村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历史使命。正如他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1975)中所写：“四体常勤颇异儒，春郊工地荡欢呼。络绎广道车千辆，掩映长堤柳万株。正遇寒潮沦雾雨，翻蒸热汗湿肌肤。挥锹我也逞豪兴，枯后诗情一叶苏。”但这种对“五七干校”的政治认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姚雪垠在奔赴“干校”的诗中很快转入了对自己个人命运和创作宏图的担忧，这说明他对“五七干校”还是充满疑虑的。他用精卫填海的典故，表明了自己创作《李自成》的坚强决心；他用苏武牧羊的典故，除了表明自己的政治赤诚之外，也流露了自己的艺术赤诚；他用汉代邓通开铜山铸钱的典故，暗示了他对时不我待的忧虑。毕竟姚雪垠当时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要想完成《李自成》的创作宏愿，只能“立功犹望趁衰年”。虽然赴“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有政治意义上的合理性，但作为脑力劳动的作家，姚雪垠内心依然存有疑虑。如此看来，从一开始，姚雪垠对待“五七干校”的态度就是矛盾的，既有表面的政治认同，也有深层的个人隐忧。由此形成了姚雪垠两种类型的“干校诗”，一种是政治认同类型的政治牧歌，一种是个人隐忧类型的反牧歌写作。属于政治牧歌的“干校诗”主要有《羊楼洞初晴》(1970)、《响应》(1970)、《收早稻》(1971)、《冬至》(1971)、《放牧》(1971)、《放牧抒情》(1972)、《读报有感》(1972)、《春节休假还家》(1972)、《连队栽树万株》(1972)、《忆干校种菜》(1975)等等。这类诗作几乎被当时主流的革命情绪所鼓动，诗中充满了战天斗地的豪情，以及“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诗意描绘。如“歌声隐约茶山绿，笑语商量菜圃鲜”，“半身湿润晴兼雨，满目清凉水绕山”，“打谷灯耀乡村夜，双抢风飘市镇旌”，“引水雪山戈壁绿，插秧沙漠稻花香”，“还家兼喜丰收兆，烫酒敲诗细细倾”，“山头种树云为伴，坳里栽篁雪送裳”，“高岭绵绵连幕阜，梯田片片接湖湘”，如此等等，真是诗情洋溢，美不胜收！读之恍惚间置身于古典田园诗境，而彻底遗忘了十年浩劫期间的民生凋敝和时代艰难。然而，与上面这种政治牧歌类型的诗作相反，《五七干校值夜(二首)》(1970)和《感怀(二首)》(1972)则直接地抒发了诗人在干校期间内心的抑郁与牢骚。无论表意还是言辞，诗人内心的隐忧在这两组诗里得到了明显的宣泄，从而解构了那种政治牧歌式的“干校诗”。解读《五七干校值夜(二首)》第一首的关键在于颔联：“万里遐思横海陆”即自由地驰骋想象，“百年方寸乱依违”指独自反思历史和人生。姚雪垠后来专门为这句诗加了注，注中说到：“……又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使我简直难分是非，不知所从。就以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来说，我心中认为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被当成金科玉律的‘十六条’就经不起推敲，所谓‘扫四旧’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我不但不敢流露半点儿怀疑思想，而且必须强迫我自己要相信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十六条’也条条是真理。‘百年方寸乱依违’一句诗，写的是我在解放以后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矛盾和精神苦闷。”①对于向来有棱角有个性且壮心不已的姚雪垠来说，在那个历史的暗夜里出现这种思想矛盾和精神苦闷是完全可能的，但要他当时公开地质疑“文革”也不现实，毕竟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局限。在“干校”劳动改造的姚雪垠，只是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很朴素地流露了对那个荒唐时代的不满。在第二首中，一句“空有灵泉埋地底”，表达了姚雪垠当时内心深处的多少压抑和愤懑！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何须感慨嗟头白，且看悬崖霜后花。”用“悬崖霜后花”这个意象来概括姚雪垠建国后的人生，简直是再贴切也不过的了。相对而言，《感怀(二首)》的意旨更趋激烈。姚雪垠后来专门为《感怀》写跋，交待了此诗的写作背景和缘起。这首诗作于1972年2月，距离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不久。当年林彪叛逃的事件传到“五七干校”以后，人们难以置信，姚雪垠在小组会发言时引用了白居易的四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没曾想，小组主持人认为姚雪垠的引诗大有问题：既然把林彪比作王莽，那么汉平帝是谁呢？认为有影射和诬蔑伟大领袖之嫌。于是在“干校”里对姚雪垠发动了一场声势严厉的批斗会。这两首诗即写于这次批斗会后的三个多月，过春节的期间写的。姚雪垠在“跋”中明确表示：“我今天回思林彪和‘四人帮’搅得暗无天日时期的五七干校，心中犹有痛苦，所以极不同意有的朋友竟然对当时的五七干校生活加以美化和歌颂。我认为美化林彪、‘四人帮’时期五七干校生活的诗违背历史真实，也违背人心党心。”①姚雪垠在这里说的“有的朋友”，是指老友臧克家，他对臧克家的“干校诗集”《忆向阳》的出版不以为然。从这两首《感怀》来看，姚雪垠对“干校”完全是持的反对态度。在姚雪垠的诗中，“干校”是一个人言可畏的地方，一个政治流言四起的地方。就像谣传“曾参杀人”，起初曾母不信，三传之后曾母竟然也投杼而起，听信了流言一样，在“干校”里姚雪垠也遭到了和曾参相同的命运。但姚雪垠并没有因为人言可畏而改掉自己秉性爱说话的“坏毛病”，他无法做一个一问摇头三不知的装聋卖傻的薛宝钗，即诗中所云：“人能投杼随曾母，我岂摇头学宝钗。”只可惜“书案蹉跎空汗水”，大好的光阴虚掷，作为一个作家，姚雪垠不能伏案耕耘，却要从事自己并不擅长的体力劳作，这种痛苦和愤懑是无法忍受的。他喊出了“辛苦栽花宁是梦，忍将心血化蒿莱！”的诗句，寄语沉痛，牢骚满怀。与第一首的直接书愤不同，第二首用了间接的反讽艺术。颔联“耕耘尽力衰肢健，经典常翻老眼明”多少有些反话正说的味道。颈联“旧史会心才半悟，新闻到耳未全听”则明确表达了诗人精神上的初步觉醒。对历史的会心感悟，使姚雪垠在“九一三事件”后对时事有了一定的辨析能力。对于他来说，“新闻”不可全信，是虚的东西，真正实在的东西还是《李自成》的创作，他重新鼓起了“万里长空奋秃翎”，“续写英雄谱”的力量。1972年的春天，姚雪垠在“干校”开始一边劳动，一边私下里续写《李自成》第二卷。经过多方面的反复的努力和申请，一年后，姚雪垠终于离开了“干校”，回武汉专门从事《李自成》的创作。总的来看，姚雪垠的“干校诗”是复杂的，矛盾的，既有显在的政治认同，也有潜在的个人觉醒，惟其如此，它才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历史存在，这给后人提供了足够的凭吊和思索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