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英雄辩诬角度各自不同——三篇“张巡传”比较
中唐的安史之乱，使天下波荡，人民辗转沟壑、失业流离，为祸极巨，唐王朝亦从此由盛转衰。在与安史叛军的斗争中，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张巡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很快渡过黄河，进逼河南。此时洛阳失守、长安危急。唐玄宗逃往西蜀，各路军马或是举城以降，或是望风披靡，或是迁延不进。就在这唐帝国生死存亡关头，张巡与许远合守睢阳，孤军奋战，以少击众，扼其咽喉，坚持一年之久，力挫叛军锐气，屏蔽了唐王朝财赋的主要来源江淮地区，为以后的官军反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一年以后，终因援军始终未至、弹尽粮绝，城陷死节。平定叛乱后，唐政府决定追封死事的有功之臣，论及张巡时，却引起了争议。张巡据守睢阳的义举遭到非议，使明于大义的时人与后人都深感不平，纷纷著文予以辩白，这里撷选的李瀚《进张巡中丞传表》、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和司马光的《张巡》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作。李瀚的《进张巡中丞传表》是篇带有辩诬性质的奏议，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则是对李瀚之文的补记和补议，司马光则是以史学家的身份，对这段历史公案发表评论和感慨。三篇文章的体裁不同、具体目的各别，再加上三人的行文风格各异，因而造成了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表述。下面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根据创作的需要，可以通过选材、结构和不同的论述方式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的表达，从而达到不同的创作目的。一 如上所述，在安史之乱中，象张巡这样的忠义材能之士并不多，大多数官员皆怯懦苟安、迁延畏战，甚至望风而溃，这些人在战后惟恐朝廷嘉恤张巡的忠义行为，从而形成一种不利于他们的舆论氛围，再加上一些迂腐的封建道德卫士，不能从大局大节出发看待事物，因此横加干预，反对褒扬张巡。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一，张巡力单势薄，在靖乱中的作用并不大，其据守孤城，是自不量力的愚蠢行为。二，在守城粮绝时，张巡等竟然杀人充粮，大悖人伦，更不能褒扬于天下。朝廷中的这种汹汹嚣嚣、混淆视听的说法，确实蒙蔽了不少不明实情、不明大节大义之人，针对这帮试图抹杀张巡抗乱功勋的荒谬之论，李瀚义无返顾地担负起挽回张巡声誉，从而重塑社会道德大义的重任，为张巡立传，力辟邪议，澄清事实，并向皇帝呈上了这篇《进张巡中丞传表》。 李瀚在当时甚负文名，本文充分反映了其行文谋篇的功力。其特色表现为层层以进、节奏鲜明，以论为主、以叙为辅，正面切入、直奔主题，引经据典、力驳谬论。下面就全文作具体的分析： 第一段“臣闻圣主哀死难之士”以下旨在铺陈，提纲挈领，申明忠义之道，概要叙述了张巡抗击叛军的整个过程及其重要意义，使皇上对过去的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段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开门见山，力叙君臣忠义之道，说明只有君主厚恤忠义之士，“不遗于臣”，臣子才能有所激劝，感于君恩，才会“不背其君”。这里也暗示皇帝，大乱之后，只有厚扬忠义，才能笼络忠义之士为其效命，心怀叵测的乱臣贼子才不敢有所妄为。第二层力陈安禄山发动叛乱时，朝廷大将纷纷败绩，唐玄宗被迫逃往四川，各路大军畏缩不前，各地官员望风而逃的事实，以对比手法突出张巡“独守孤城，不为之却”的忠义。第三层着重叙述张巡力创叛军、“以弱制强，出奇无穷”、“杀其凶丑凡九十余万”的业绩，和据守睢阳、翼全江淮的战略意义，以及粮尽无援，将士“啖肤而食，知死不叛”的艰苦惨烈的事迹。最为特出的是张巡，城陷被俘后犹“顾叱凶徒，精贯白日”，因此作者以“虽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作豹尾之势，表达了强烈的公理人情之慨。 文章的第二段正面入笔，肯定了皇帝“赏功哀节”、褒恤张巡的英明，同时也罗列了反对派的观点，相形之下，以力赞皇帝英明来反衬反对派的荒谬，这种手法还是比较巧妙的。最后点出作者的观点，与写作此篇的意旨。 当然，张巡守城杀敌无可非议，但在粮绝时杀人以食的行为从伦理角度来说总有不妥之处，作者以巧妙地行文，妥善地好何处理这个矛盾。作者首先提出了“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这个封建纲义，然后一一论证，强调张巡“握节而死”，没有违背忠君这个教义，而杀人以食也非其所愿，迫于事势而然，因此，可以原谅，在法律上应以宽恕之情待之。接着作者又搬出儒教经典，以《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据，并力举事实，剖析事理，以定取舍。首先，还是运用对比手法，以地位崇高、受恩深重而又投降叛军的朝廷大臣，来衬托这位职位低微、受恩寡薄的张巡，言明其忠义之实。再以演绎推理笔法，指出张巡的事功之大，点明正因为张巡拒守重镇睢阳，牵制了大量敌军，保全了富庶的江淮地区，才使朝廷在西线进兵颇为顺利。作者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那么在守城过程中的不合情理之事也就无可非议了。 第四段重点分析张巡“食人”这一事件。攻讦者在此事大做文章，李翰要驳倒非议，为张巡正名，自然不能回避此事。但在论述中，作者并不纠缠于就事论事，而是以迂回之笔，首先摆明天子有难各方应义不容辞前往救援的道理，然后说明张巡非天生的孤胆英雄，也希望四面八方同心协力，特别是那些拥军自重的友邻能伸出援助之手，共制叛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张巡孤军奋战，求援无应，才导致了粮尽食人的悲剧。因此，值得追究的应该是那些坐视苟安、惟恐因出援而招致敌军来犯的各路领兵统帅，不应只算在张巡头。接着作者又以退为进的笔法，先假设张巡为守城计，有意杀人充粮，其功过也可互相抵消，接着又否定张巡有杀人初衷，只是为抗敌大业迫不得已而为，从而使张巡得到开脱。此段最后三句 “语巡之忠则可以敦世教，议巡之功则可以系中兴，原巡之情则可以宥过失”则是本文的中心所在。意在提醒君主，大乱之后，在人心浮动、皇权涣失的现状下，只有旌表张巡的忠义，才能固系人心。“议巡之功则可以系中兴”，对张巡的英雄事迹和忠义功勋不功反过，则让天下有功志功之士寒心，不思效力，则国家重新兴盛的希望就无从谈起。“原巡之情则可以宥过失”，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宽宥张巡的食人之过，则能显示皇恩的浩荡和国家法度的宽容，这在乱后统治力薄弱的情况下，有着笼络人心的作用。这三句旨在陈明表彰张巡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在前文的铺垫下，极具说服力。 接下来是补叙，引《春秋》旧典以昭“兴复之功”大于“苍黄之罪”，以及“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原则。并提出旌扬张巡的一些具体措施，一、善待张巡的后代；二、善葬死难将士，以激劝世人。最后，作者表明自己对张巡生平熟知，具有为其立传的条件，点明时人对张巡的误解，交代为其立传的原因，并希望自己的观点与意见能得到皇帝的重视。但从后来李翰《张巡传》佚失的情况看，虽然原因有待细察，但也间接反映出晚唐统治者对张巡的忠义之举和感人事迹并不是非常重视，甚至不感兴趣，这正是晚唐政治的荒弊之处。二 到了韩愈生活的贞元年间，虽然岁月浸润，安史之乱已成了悠悠往事，然而世人还深濡于战争的阴影，不能忘怀于张巡等人的壮举。有所褒，必然有所贬，在张巡功绩被政府肯定后，无法异议翻案，于是时有小人蓄意教唆张巡之子，以攻讦同时死于王事的许远，又挑起一场张巡、许远守睢阳的是非之争。韩愈感于这些浮言妄议，为了说明事件之真相，写了这篇《张中丞传后叙》，继李瀚的《张巡传》之后，再驳小人无耻之谰言，再次为英雄树碑立传。这在藩镇割据，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受到威胁的中唐时代，更有其现实意义。 在韩愈之前，张巡事迹已有李瀚为其立传，故此文称为“后叙”，此文一开始即点明意旨，要补李传之憾阙：“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瀚所为《张巡传》。瀚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这是文章的引领，开宗明义，点明创作目的之所在。本文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坚守孤城、以死狙击叛军的英雄群象，使以张巡为首的忠义之士互相辉映，得以血肉丰满。在这个群体形象中，韩愈非常明智地不再长篇累牍地描绘张巡的抗战壮举，因为这些事迹在李瀚的《张巡传》中已有较详尽的记载和充分的表彰，而是着眼于论叙许远与南霁云的功迹，仅为张巡的事迹补叙一些轶事。另外，对三人的着墨方式也不完全一致：记许远为虚，为议，为辟谣；写张巡、南霁云为实，或详述或缀补，或感叹或旌扬。 综观全文，最大特点是时叙时议，叙议结合。议论时层层驳诘，如江河之泻；叙事时或波澜迭起，或娓娓以进，从容极至。其笔下人物栩栩如生，如聆其声，如见其人。 结构上，《张中丞传后叙》本文围绕赞颂英雄、驳斥诽谤这个中心分为五段。前三段为议论，后两段为叙事。议论主要为许远辩诬，集中针对以下三点：一是驳许远“畏死辞服于贼”，二是驳“城陷从远所分始”，三是驳许远、张巡死守睢阳毫无意义。对第一点，作者运用假设推理，从许远困守危城、食其所爱之肉而不降，来证明许远并不畏死。然后反诘对方：如果连一个愚人都知道活不了几天的人还在危城死守，又怎么能设想他在城破之后却蒙耻求活呢？正因为这个假设推理的大小前提都是不容置辩的史实，其结论也就不可动摇。驳斥“城陷自远所分始”则用人们所熟悉的日常之事为喻，使人们感到这种攻讦的荒唐可笑、不近常理。第三点则延及张巡、许远两人，实际上也是对抗击叛乱、以身殉国的英雄行为如何评价的大是大非。对这点，作者针锋相对，层层驳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些人不去追究当时弃城而逃者和擅强兵坐观者的罪责，反而责怪张、许不该死守睢阳，其实质是为叛乱者张目。这段议论，逐层深入，义正辞严，有种凛然不可犯的锋芒。同时在句式上或长或短，声调上或抑或扬，更显出一种壮盛摇曳、奇横杰特的风格。它与第一、二两种假设推理、设喻反诘等论辩方式结合起来，更形成一种浑浩流转的论辩气势，摧枯拉朽的逻辑力量。 前三段是议论，并未涉及张巡的逸事。按清代学者方苞的说法，可叫做“读张中丞传”。下面的第四、五段是叙事，补记张巡、许远 、南霁云等英烈在危城中的遗闻逸事，来赞颂他们临危不惧、忠贞爱国的高风亮节，可叫做“张中丞传后叙”。为了塑造光辉照人的英烈形象，作者选择了一些生动感人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南霁云，就选用了“拒食”、“继指”和“抽矢射塔”三个细节。前两个细节表现其不受笼络、忠国重义的凛然正气，后一个细节把南霁云当时的愤怒、为人的勇锐表现得极为生动，同时也回应了议论部分对“擅强兵，坐而观者”的谴责。写张巡也通过两个细节：一是诵读《汉书》，“尽卷不错”，写文章未尝起草，操纸笔立就。这是在塑造张巡的另一面：不光忠勇，也富才华。这就使形象更丰满、更完备。另一个细节是表现张巡视死如归，也反映了部下对张巡的崇敬和拥戴。当然，选用细节来表现人物，这种处理题材的方式，也适合“后叙”、“补记”这种体裁的特征。 除了选择生动感人的细节来表现人物外，作者还让张巡、许远、南霁云互相映衬，使危城三杰英雄群像愈显其光彩。如张巡就义前对南霁云的嘱咐和南霁云的笑诺，既表现了张对南的关心，反映这种友谊是建立在忠义的基础上；也反映了南对张的尊敬，这又反衬出张的威望、号召力和两人视死如归的精神。 结构上，前三段议论的后两段叙事互为表里，浑然一体。前三段议论是据理力驳，观点鲜明，为全文主旨立下不可动摇之根本；后两段记叙细微生动，感人至深，为前三段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前三段议论可叫“读张中丞传”，后两段叙事可叫作“记张中丞逸事”，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张中丞传后叙》。这种精妙的结构，正如方苞所赞叹的那样：“截然五段，不用钩连而神气流注，章法浑成，惟退之有此”。 这是由于文章中这种浑浩流转的论辩气势，摧枯拉朽的逻辑力量，以及结构上先议后叙、叙议结合、互为表里，浑然一体，使韩愈这篇《张中丞传后叙》成为千古至文，八大家的文章典范。它虽在李翰的《进张巡中丞传表》之后，又是旨在补李翰之文不足，但影响力远远超过李翰原文，就像郦道元的《水经注》超过《水经》，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超过《三国志》一样。三 司马光是位著名的史学家，《张巡》亦是篇非常有特色的史论。行文之中紧凑跳荡，寥寥数语，却能擒纵自如，鞭辟入里。用语豪健，不枝不蔓，结构精妙，层次分明，情理俱备，神气贯注。综观之，的确为史论中的上品。试观之《致王介甫书》的委婉周至的风格，似乎此文不属司马光的手笔，可见同司马光不仅习于政论文书，而且工于史论短策，否则怎能写出《资治通鉴》这样的宏篇巨著，又怎能写出本文这样的珠玑辞章。试想此论应当是在读史之余，慨然于怀，信笔所至，实为意气之作。 关于张巡的事迹与争议，李潮的《进张巡中丞传表》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已有详尽阐议，这里不必重蹈旧辙，作画蛇之作，因此，司马光不再备述其中曲折缘由，而简括其事，以论为纲，直贯首尾。篇中以“才、义、功”为论纲，力举“非才”与“才”、非义“与”义“、非功”与“功”之辨，横排坚比，成经纬之势，这也是本篇结构的谨严之处。排比的意旨在于突出张巡的“才、义、功”。文中，作者并没有回避张巡“食人”的事实，亦承认“死党友，存孤儿，非义也”，但也指出“明君臣之大分，识天下之大义，守死而不变”的大节，小不掩大，故司马光认为，张巡乃有义之人。最后，作者发出对张巡遭受非议的不平与无可奈何的慨叹。世人好责人以备、毁人以誉，千古同此。反之，这也说明了张巡遭到訾议也是正常观象，非议并不能贬低张巡的才德功义。这就将文章从仅仅辩白张巡许远在睢阳保卫战中的是非功过，扩大到如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这就大大拓展了文章的涵盖面和深远意义。司马光作为一个有远见、有史德、史才的史学家，通过这篇文章也表现了他的史识！四 这三篇文章的宗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旌扬张巡等人的忠义行为。但三文的写作背景与环境却不尽一致。李瀚面对的是张巡等人事迹被攻毁的一股狂潮，来势汹汹；韩愈所处的是一股诋灭张巡、许远的邪流，用意阴讳；司马光是感于史议时论，有所阐发。不同的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写作目的：李瀚是为了促使皇帝认清事实，避免为浮议所惑，表彰张巡，以则世风。其文体为奏表，旨在呈事劝谏；韩愈是为了端正视听，辩明事理。同时，传记后叙的体载也决定了补叙事迹的写作主旨；司马光的史论主要目的在于表明个人见解，以救世人偏执之见，并不针对具体的背景之事而发，重在议而不在于具体事件和过程的叙述。 写作背景与具体目的的差异，以及文体的不同也决定了文章行文方式上的各别，当然其中也有各人文章风格不同的原因。李瀚文意在剖明事实，劝谕君主，故行文委婉周至，情理兼具；韩愈意在辨斥浮议，拾遗补阙，故叙议结合，议论严密，叙事生动；司马光意在史论，故题旨宏远，恣意挥放。附：进张巡中丞传表李 瀚 臣闻圣主哀死难之士，育死事之孤，或亲推輀车，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抚存有以答亡，然后君臣之义贯，以死生激劝之道著于存亡。君所以不遗于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节于是乎立伏见。故御史中丞赠扬州大都督张巡生于昌时，少习儒训，属逆胡构乱，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奋发，率乌合之众，当渔阳之锋。贼时窃居洛阳，控引幽朔，驱其猛锐，吞噬河南。巡前守雍邱，溃其心腹，及鲁炅以十万之师弃甲于宛叶，哥舒以天下之众败绩于潼关，两宫出居，万国波荡，贼遂僭盗神器，鸱峙两京，南临汉江，西逼岐雍，群师迁延而不进，列郡望风而出奔，而巡独守孤城，不为之却。贼乃绕出巡后，议图江淮，巡退军睢阳，扼其咽颔，前后据守，自春徂冬，大战数十，小战数百，以少击众，以弱制强，出奇无穷，制胜如神，杀其凶丑凡九十余万，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得保全者，巡之力也。孤城粮尽，外救不至，犹奋羸起病，摧锋陷坚，俾三军之士啖肤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见执，终无挠词，顾叱凶徒，精贯白日，虽古之忠烈何以加焉。 伏以光天文武大圣孝皇帝陛下，聪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众，复配天之业，赏功哀节，大赉群臣，遂赠扬州官及其子，此诚陛下发德音之美也。而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窃痛之，今特详其本末以辨巡过，以塞众口，唯圣聪鉴焉。 臣闻人禀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亏教，则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则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节而死，非亏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咎繇之典，容过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恶扬善，为国之体录用弃瑕。今众议巡罪，是废君臣之教，绌忠义之节，不以功掩过，不以刑恕情，善遏恶扬，录瑕弃用，非所以奖人伦，明劝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仇，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将相从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与，不阶一伍之众，不假一节之权，感肃义旅，奋身死节，此巡忠义大矣。贼势凭陵，连兵百万，巡以数千之众横而制之，若无巡则无睢阳，无睢阳则无江淮，贼若因江淮之资，兵弥广，财弥积，根结盘据，西向以拒王师，虽终于歼夷，而旷日持久。国家以六师震其西，巡以坚垒扼其东，故陕鄢一战，而犬羊北走，王师因之而制胜。声势才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 古者列国诸侯或相侵伐，犹有分灾救患之义，况诸侯同受国恩，奉辞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怀独克之志，亦以恃诸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本图，非其素志，则巡之情可求矣。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过失。故语巡之忠则可以敦世教，议巡之功则可以系中兴，原巡之情则可以宥过失。 昔夫子作《春秋》，明哀贬，齐桓公将封禅，略而不书；晋文公召王河阳，书而讳之，盖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禅之过也。今巡苍黄之罪轻于僭禅，兴复之功过于匡戴，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圣人之训昭然可徵，臣故谓巡者足可以为训矣。臣又闻罚不及嗣，赏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亚夫虽受一官，不免饥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户口充完，臣谓宜封以百户，俾食其子。臣又闻强死为厉，游魂为变，有所归往则不为灾，巡既身首支离，将士等骸骼不掩，臣谓宜于睢阳城北择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并将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魂犹思效命，三军之众有以轻生，既感幽明，且无冤厉，亦国家志过旌善，垂戒百世之义也。 臣少与巡游，巡之生平臣所悉知，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惟期令名，是其荣禄，若不时纪录，日月寝悠，或掩而不传，或传而不实，而巡生死不遇，诚可悲焉。臣敢采所闻，得其亲睹，撰传一卷，昧死献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广运临下，仁遐之德洽于艰难，有善必纪，无微不录，倘以臣所撰编列史官，虽退死邱壑，骨而不朽。臣瀚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张 巡司马光 天授之谓才，人从而成之之谓义，发而著之事业之谓功。精敏辩博，拳捷趫勇，非才也；驱市井数千之众，摧胡虏百万之师，战则不可胜，守则不可拔，斯可谓之才矣。死党友，存孤儿，非义也；明君臣之大分，识天下之大义，守死而不变，斯可谓之义矣。攻城拔邑之众，斩首捕虏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国家定于已倾，存于既亡，斯可谓之功矣。呜呼！以巡之才如是，义如是，功如是，而犹不免于流俗之毁，况其暧暧者邪？张中丞传后叙韩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瀚所为《张巡传》。瀚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耶？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远。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功也。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也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