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编的《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有两首咏歌木兰从军的诗章。一首是北朝乐府《木兰辞》,另一首是唐代韦元甫的《木兰歌》。前者是民歌,后者是模仿前者的一首文人诗,作者是中唐诗人韦元甫。历任尚书右丞、苏州刺史等职,大历六年八月卒于淮南节度使任上,《旧唐书》有传。郭茂倩将两首诗放在一起,合题为《木兰诗二首》。

  《木兰歌》四十二句,比北朝民歌《木兰辞》少二十句。韦元甫对民歌中不合己意者进行了删改,又增添了自己极力要表现出的内容。其增删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人物形象上,使木兰由劳动女性变为封建士大夫心目中的道德典范

  民歌《木兰辞》最突出的一个成就,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文学形象。木兰,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家姑娘,也是一个慷慨从戎的“壮士”。在家、国家需要之时,她挺身而出,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胜利归来后,又谢绝高官厚禄返回家园,从事和平劳动。她祖国,也爱亲人,通过她的献身精神,使这两种爱和谐地融合到一起。这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血肉丰满的文学形象,体现了封建社会广大劳动妇女要和男子一样为国守疆的献身精神,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勤劳朴实、勇敢机智的种种美德。而在《木兰歌》中,作者极力删除木兰身上富有生活情趣和劳动气息的典型特征,特别是不受封赏、不慕富贵的下层劳动者本色,相反却增加了显亲扬名、愚忠愚孝等情节和大段迂腐的说教,千方百计把木兰这一形象纳入封建的道德信条之中,通过两诗的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

  民歌中写木兰叹息的原因是以下八句:“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这一段文字既是人物思想感情的披露,也是故事产生背景的交待。作者把木兰置于矛盾叠出的特定背景中:可汗点兵,这是一;军情如火,这是二;老爷被征,这是三;木兰无兄,无人可替代,这是四。这样一环扣一环,在国家有难,家中无男的矛盾面前,木兰代父从军就成了卫国保家的唯一办法,也是木兰慷慨报国又体贴亲人的献身精神的必然结果。这样,以木兰为代表的中国劳动妇女不畏险阻、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高贵品德也就从中表现了出来。但在韦作的《木兰歌》中却变成了这样的八句:“老父隶兵籍,气力日衰耗。岂足万里行,有子复尚少。胡沙没马足,朔风裂人肤。老父旧羸病,何以强自扶。”用“老父隶兵籍”代替民歌中“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似乎更为简洁,但却没有了军情如火的气氛,木兰代父从军也失去了紧迫感,国与家的矛盾也失去了尖锐性。与此删削相反,韦作中增加了“老父羸病”、“所力衰耗”、不堪逆“朔风”、踏“胡沙”、行“万里”等内容,作者的本意是要强化矛盾,突出老父难以从军、木兰代父的必要性,实际上却带来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弊端:

  第一,在民歌中,边地艰苦、老父羸病等情形是在后来的情节之中,或是通过自然环境的客观描绘(如‘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来形象地显示);或是通过巧妙的暗示(如‘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就暗示了老人的身体羸弱,行走不便),这样既形象生动,构思上也匀称精巧。韦作的这种处理方法显得抽象空洞,也使诗意重复雷同。

  第二,民歌中木兰对老父亲的爱表现得很深沉。它通过停机叹息等动作来暗示木兰的忧虑之深,又让木兰否认自己有忧虑(‘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来反衬木兰对老父的体贴,而韦作却让木兰直接说出,情感显得肤浅露骨,不利于塑造木兰纯朴、稳重、深思熟虑等性格特征。

  第三,民歌中强调可汗点兵、军情紧急,国家处于急难之中,木兰通过和番考虑,“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这不仅是爱父,也是爱国,这两者共同组成了木兰代父从军的基本出发点。韦作只强调老父羸弱,反复交待木兰替父考虑,这势必削弱了木兰爱国的一面,使木兰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孝女”,而不是个慷慨从戎、为国献身的巾帼英雄了。

  韦作对木兰形象的改变,集中表现在木兰归来时和归来后等情节的处理上。

  民歌中有个情节,详细描叙了木兰归来不受封赏、急于还家的情形:“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这段描叙把木兰代父从军的动机表露得明白无疑,也把木兰的精神境界升华到最高点。她从军,不是为了忠君;她苦战,也不是为了禄位;她依恋的是故乡的田园和那夜作晨起的耕织生活,她将在亲人的团聚和“著我女儿装”中得到最大的欢乐和慰藉。民歌的作者越是用夸张的手法渲染天子对木兰策勳之高,赏赐之厚,就越能看出木兰不受封赏、要求还乡的难能可贵,就越能表现出木兰朴实勤劳、不恋富贵的本色。而在韦作中,这段整个地被删去,相反却加上一些宣扬愚忠愚孝、显亲扬名的情节和议论:

  一是在木兰返家后,增加了为父理丝簧和亲戚持酒庆贺两个情节。在民歌中,木兰返家这一段是写得相当有声有色、生气盎然:父母姐弟都来相迎又各具情态;木兰回到阔别十年的闺房急匆匆地换装打扮,既突出了木兰从军卫国又保家这一主题,又表现了木兰对故乡对亲人的感情和恢复女儿装时的兴奋。而在韦作中只用“父母见木兰,喜极成悲伤”一句叙述枯燥地带过,却让木兰一回家就“却卸巾鞲理丝簧”,十年鞍马劳顿回家不休息这且不说,连自己日夜思念的闺房也不看“云鬓”、“花黄”等女儿装也不著主来弹琴娱亲,这未免太不近情理、缺乏生活真实感了。这种违背生活真实的处理方法出于作者的创作思想,是要突出“木兰能承父母颜”这个愚孝观念。当然,民歌中的木兰身上也有忠与孝的成份,但不是主要成分,更不是唯一成分。民歌的作者把歌颂的重点放在国和家有难,木兰不顾个人安危慷慨从戎、艰苦转战又不慕富贵这种劳动本色上,这与韦作是不同的。

  不仅如此,韦元甫唯恐别人不了解此创作意图,又特意在诗的结尾加了四句议论:“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在作者看来,木兰之名之所以能千古不灭,就在于她能恪守为臣之道,既尽忠又尽孝。比较一下民歌中木兰见天子时,自称“儿”而不称“臣”,不受封赏、拒绝高官等情节就可以看出,韦作已把木兰由一个我国古代劳动女性变成了他心目中的封建道德典范了。

  二、在艺术形式上,韦作把民歌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变得板滞和单调。

  民歌中为了塑造木兰这位带有传奇性的英雄形象和表现她那近乎神话式的卓著功勋,作者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法,如繁简结合的结构,对比映照描叙和夸张、反复、排比、顶针等多种修辞手法,因而显得人物形象丰满生动,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而在韦作中繁复的铺排被删削了,变成了单一、呆板的结构方式;夸张、顶针等民歌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不见了,代之以简略的叙述,甚至是枯燥的说教,下面我们再作一些比较:

  民歌《木兰辞》的开头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这里运用了拟声和映衬的表现手法。“唧唧”是模拟促织的鸣叫声,木兰在户内织,促织在窗下鸣,用促织不停地鸣叫声来暗示木兰是一个勤劳的农家姑娘,而这位素日手不停梭的木兰今日却停杼了,只剩下促织的鸣叫声。这种拟声和映衬显示出木兰忧思之声,也为全诗提出了个悬念,会引起读者对木兰为何停杼、忧思什么的探寻和设问。在韦作中,以上这四句压缩成“木兰抱杼嗟”一句,辛勤劳动的场面不见了,机杼声与促织声互相映衬的对比手法也不见了,只剩下“抱杼嗟”这个单调的神情动作。

  至于木兰叹息的原因,民歌中是用设问设答的方式来表现的:“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种设问设答的方式一方面可以突出父母对子女的关心,表现了爷娘要弄清女儿心事的急切心情,更显示出家庭气氛的温暖和谐。另一方面,木兰越是急忙否认、故作没事状,也越能表现出木兰对父母的体贴和沉着稳重的性格特征(这也许是木兰男装十年未被发觉的主要原因吧)。民歌中这种巧妙的表现方式在韦作中却变成了一种叙述式:“借问复为谁?欲闻所戚戚,感激强其颜。”其中的“借问”和“欲问”可能发自父母,但父母问女儿,用“借问”和“欲问”这种客套,家庭亲人之间的亲切感和无拘束气氛也就没有了。至于“感激强其颜”则是作者的客观叙述,比起木兰的急忙否认之言及神态,当然也显得枯燥和空洞。

  在结构上,民歌《木兰辞》是详略结合,详则报详,略则极略。详处调动夸张、铺叙、排比等艺术手段大肆铺陈、细细描叙;略处大跨度地三言两语一笔带过,高度概括。详与略的原则是为突出主题服务,努力塑造为国献身又不慕富贵的巾帼女英雄形象。而韦作的《木兰歌》则是平铺直叙,在详略处理上显然不及民歌。如木兰出征前的准备,民歌中是大肆铺排,不厌其详:“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当然,买战马和马具,不一定要跑遍东西南北四市,但这样一铺排,就把木兰出征前紧张繁忙的气氛渲染了出来,既突出了木兰主动从军、慷慨报国的积极性,也显示了军情如火、出征的紧迫感,与前面的“军书十二卷”暗暗呼应。在节奏上也显得活泼跳跃、优美对称。它与汉乐府《江南》:“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手法相类。韦作中表现出征前准备的仅有一句:“秣马备戎行。”秣马,马从何来?备戎行,如何准备?皆极为抽象。接下去的两句:“易却纨绮裳,洗却铅粉妆”更是败笔。且不说“纨绮裳”是否符合农家姑娘的身份,从结构上看,这里点破了她女扮男装的身份,归来后又写她“却卸巾鞲理丝簧”及旧伙伴相见时的惊愕,就显得语意重复,情节上缺乏新鲜感和传奇感,可见该详的地方它却略,该略的地方它又详。

  描写征途部分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民歌中是这样描绘的:“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朝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里运用了对比、对偶、反复和逐层递进四种修辞手法,形象地表现出一个乍离家门、远赴疆场的少女对征途生活的强烈感受。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怀念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交织成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特别是“不闻爷娘唤女声”这句在两段中反复出现,更是形象地写出木兰初离父母时那种怅惘和依恋的心情。另外,诗人采用这种逐层递进的方法来细叙木兰离家远征的心绪,由家门到黄河,由黄河到黑山,像电影中的场景一样慢慢拉长过去,越行越远,显得情意缠绵,给人留下无限回味的余地。再者,这两层之间是工整的对偶、字数、句式皆相同,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感和旋律美。而在韦作中,出征过程只有简略的两句:“驰马赴军幕,慷慨携干将。”出征的路线,沿途的风情,尤其是木兰触景而生的怅惘依恋之情都统统不见了,这当然大大削弱了诗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民歌《木兰辞》不但详处很详,该略的地方也很简略。一个征途写了八句,而十年的战斗生涯却只用了六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诗中通过主三组特写镜头,高度概括了从出征到归来的这次军事行动的全部过程,之所以要把这个过程作简略处理,也是出于主题的需要。因为这首诗的主题是要突出木兰代父从军的献身精神和功成归来不慕富贵的高尚情操,并不在于表现木兰的英勇善战和赫赫战功,所以诗中把重点放在出征前和归来后,对戍守和战斗生活处理得很简略。在韦作中,虽也只有六句,但因前面不详,也就不显此处之略,其概括的平庸和缺乏形象性更在其外了。所以在表现手法上,韦作是不及民歌《木兰诗》的。

  三、在语言上,韦作把生动活泼的民歌风采变得更加符合文人口味的雅驯

  民歌《木兰辞》的语言异常丰富多彩,有朴素自然的口语,也有精妙绝伦的律句,它们统一在生动活泼的民歌基调上,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如描写木兰归家这段:“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在句式和词语的选择上都极富特色。在句式上,它采用排比的方式,渲染出一个气氛热烈的喜剧场面,这里有胜利归来的喜悦,有久别重逢的欢欣,也有骨肉之间发自内心的情感上的沟通。诗人把多种情感,富有特征的举动集中在这一组排比之中,不但使画面显得跳跃欢快、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而且也说明了木兰从军的英勇行为,不但给国家带来了安定,也给家庭带了欢乐——既是卫国,也是保家,这样就深化了主题。在遣词上,作者注意到亲人的不同身份和年龄特征,扣住了最能表现他们各自特征的行为动作。父母是“相扶将”,这三个字既表现出父母年老体衰的身体特征,也表现出他们闻女归来不顾体衰、急切出郭相迎的心理特征;阿姊是“理红妆”,这是少女的心理特征和见客前的习惯动作,以示她把妹妹的归来看得很隆重。当然也在此有言外之意:正是木兰脱下女儿装,披上战时袍,才使得阿姊能在家乡过着女儿生活。没有木兰的“寒光照铁衣”,就不可能有阿姊的“当户理红妆”。这种暗喻对比更加突出了木兰从军的重大意义。写小弟是“磨刀霍霍向猪羊”,又是杀猪,又是宰羊,我们从霍霍的磨刀声中仿佛看见了这个家庭的喜庆气氛和小弟闻姊归来那种乐不可支的样子。另外,我们从这个富有农家风味和男子汉特征的磨刀声中也会深深感觉到:在木兰慷慨赴敌、十年转战的戎马生涯中,小弟已长大成人,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木兰之功也就不言而喻了。

  遗憾的是,这段精彩的描绘在韦作《木兰歌》中则全部删去,代之以空洞枯燥的两个叙述句:“父母见木兰,喜极成悲伤。”且不说阿姊和小弟的表情动作全然不见,无法烘托出整个家庭的喜庆气氛。就从描绘父母的表情来看,语言上也无法同民歌相比,民歌中父母心喜却不言喜,而让这种喜从“出郭”和“相扶将”这两个动作中流露出来。“出郭”写相迎之远,“相失将”写行走之艰。正是这个似乎矛盾的举动把父母的喜悦及迫不及待的心情表现了出来。

  对木兰进屋一段描写的处理也类此。民歌中连用了四个“我”字:“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这四个“我”字,反映出木兰对久别的闺房那种既熟悉又新鲜的心理感觉,再通过“开”、“坐”、“脱”、“著”、“理”、“贴”等六个急切而忙乱的动作,异常逼真地刻画出木兰在十年男装后要恢复自己女儿本色的急切心情。当然,木兰那种不贪恋富贵、保持普通劳动妇女本色的可贵品格,也从这急切而又忙乱的动作中暗示了出来。而在《木兰歌》中,这段生动的描绘却改成了“昔为烈士雄,今复娇子容”。什么样的“娇子容”,我们不甚了了,如何“复”的,也看不出这个变化过程。况且,娇子容与劳动姑娘的本色也有很大的差距,只不过它符合文人的口味罢了。类似的语言上的改动在韦作中还很多,如口语“伙伴”改成“旧军都”,“阿爷”改成了“老父”,“叹息”改为“嗟”,甚至两兔傍地、难辨雄雌这个民间生动的比喻也改成了“惊愕不敢前,叹重徒嘻吁”这种文人式的感慨。确实,两者在语言上的高下优劣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从民歌《木兰辞》变成文人诗《木兰歌》,木兰由一个不慕富贵、慷慨报国的我国古代劳动女性变成愚忠愚孝、一心想显亲扬名的封建道德楷模,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作品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变化,是由下面两个主要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两诗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风尚不同。

  《木兰辞》是北朝民歌。北朝时代,由于社会动乱,汉儒所建立的一套儒学体系这时也不再具有过去那么大的约束力和号召力,特别是北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入主,对儒家的华夷之辨和封建正统伦理也多有否定,再加上各民族的互相交融,思想行为的互相影响,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社会风气也有所变化,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范围也不同于儒家伦理约束很严的南方。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作过这样的比较: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

  这段记载比较了南北的不同社会风尚,指出北方风俗无论在经济地位或社会交往上,女人都占重要地位。同为北朝乐府的《李波小妹歌》还直接记载了北方妇女的尚武精神。这些都是木兰能够代父从军,老父又能允诺其从军的社会基础,也是木兰武艺高超,能够功勋著称的条件。而韦元甫写《木兰歌》的时代就不同了。唐代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统治阶级有时间也有精力来研究文治,儒学这个替封建政权服务的有效工具又一次挥动起来。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令人学习,孔颖达著《五经正义》,陆德明著《经典释文》,对儒家经典作出统一的定解。有助于当时的崇儒社会风气,《旧唐书·儒学传序》中曾这样描绘:“是时四方儒家,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儒家的忠孝观、显亲扬名的功名观渗透到各个方面,当然也会在韦元甫改作《木兰歌》中流露出来。

  第二,与韦元甫的思想主张和生活道路有关。

  《木兰诗》是北朝民歌,尽管其中有文人加工的痕迹,它的主流毕竟是民间的情感,反映的是大众的好恶,其感情是健康而质朴的。关于韦元甫的文艺主张和诗歌创作,因《全唐诗》中只收他的这首《木兰歌》,我们无法从其他方面比较,但从《旧唐书》他的本传中也可看到一点端倪。《旧唐书说他“少修谨,敏于学行”。初任白马尉时,因德才兼优,为探访使韦陟深器之,上奏朝廷让其担任支度使。仕途也一直很顺利:“累迁苏州刺史,浙江西道团练观察等使。大历初,(766)徵拜尚书右丞。出为淮南节度使,凡三年,以疾卒于位”。

  从传中说他“少修谨、敏于学行”等品格来看,他是循规蹈矩、恪守儒家信条的;从他一帆风顺的仕途来看,他对君王是报知遇之恩的;从他“以吏术知名”“精于简牍”等文字功力来看,他从事创作必然趋于文字虽简但枯燥板滞,缺少文学的夸张、排比等表现手法,这些思想特征和创作特征,也必然会在《木兰歌》的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附:

《木兰辞》

北朝乐府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木兰歌》

唐.韦元甫

  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欲闻所戚戚,感激强其颜。老父隶兵籍,气力日衰耗。岂足万里行,有子复尚少。胡沙没马足,朔风裂人肤。老父旧羸病,何以强自扶。木兰代父去,秣马备戎行。易却纨绮裳,洗却铅粉妆。驰马赴军幕,慷慨携干将。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傍。夜袭燕支虏,更携于阗羌。将军得胜归,士卒还故乡。

  父母见木兰,喜极成悲伤。木兰能承父母颜,却卸巾鞲理丝簧。昔为烈士雄,今为娇子容。亲戚持酒贺父母,始知生女与男同。门前旧军都,十年共崎岖。本结弟兄交,死战誓不渝。今者见木兰,言声虽是颜貌殊。惊愕不敢前,叹息徒嘻吁。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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