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数学知识点: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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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陌上桑》问世以后,曹丕、傅玄、萧子范、顾野王、王逮、刘希夷等汉唐文人皆有过仿作,但由于审美理想的不同和艺术造诣的高下,无论在思想价值或表现手段上,这些仿作和原作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正像德国的歌德所说的那样:“莎士比亚给我们的是银盘装着金桔,通过学习,我们拿到了银盘,但装进去的却是土豆。”(《歌德谈话录》)下面我想用仿作中有代表性的两篇——傅玄的《艳歌行》和刘希夷的《采桑》与原作做一比较,在一番高下得失的分析中,也许可以从中发现应该如何去继承优秀的遗产。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郡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 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傅燮,东汉汉阳太守。父亲傅干,魏扶风太守。本人历任县令、太守、典农校尉、司隶校尉等职。傅玄是晋武帝太康年间的著名诗人,现在诗百首左右,集中十之八九都是对汉魏乐府的模拟,《艳歌行》是其中的一篇。
刘希夷,(约651-?) 一名庭芝,字延之(一作庭芝),汉族,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人。少有文华,上元年间进士,后为人所害,死时年未三十。原有集,已失传。为人善弹琵琶。其诗以歌行见长,多写闺情,辞意柔婉华丽,且多感伤情调。《代悲白头吟》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世代被传诵人口。他仿《陌上桑》而作的《采桑》正是典型地反映了他创作上的这种特征。
傅玄和刘希夷的两首仿作在语言上,尤其是刘希夷的《采桑》在人物心理的描绘和景色的烘托上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如“回首渭桥东,遥怜树色同。青丝娇落日,缃绮弄春风。携笼长叹息,逶迤恋春色。看花若有情,倚树疑无力”就很成功,但总的来说,它们在审美情趣以及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一致上则大大逊色于《陌上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人物的身份和肖像描绘上,原作和仿作表现了不同的审美理想
在汉乐府《陌上桑》中,秦罗敷是位美丽而勤劳的农家姑娘:诗作者采取了我国民歌的传统手法来描绘她惊人的美丽。一是象征烘托:“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用升起的朝日来象征罗敷正当韶华,用红艳艳的色彩来渲染罗敷的无比新鲜,再用自名罗敷来交待她的美丽和自信。二是用夸张藻饰之法来强调罗敷服饰之精美:“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我们读了这段,并不会感到这种华贵的装饰与采桑女子相矛盾,因为这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我国古典的民歌中,往往大肆铺叙主人公的衣饰、用具之美,藉以表现主人公的外貌和心灵之美,如同为汉乐府的《有所思》中描写女主人公的信物是:“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南北朝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写女主人公刘兰芝的装饰是:“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以上两位妇女,装饰堪称华贵,但她们也都是劳动妇女,为了渲染主人公的美好,诗作者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其目的,正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艺术的目的是夸张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高尔基论文学》)另外,这种夸张和藻饰有一个前提,它是建立在秦罗敷热爱劳动这个美好品德基础上的,是以充分肯定她劳动妇女身份为前提特征的。因这段夸饰之前,有这么两句:“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她是一位养蚕姑娘,她对自己的职业又很“善”,从“青丝”为系,“桂枝”为钩也反映她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劳动,处处精益求精的职业特征。困此上述的这段肖像描写和人物身份交待,只能看成是民歌手们对劳动妇女一种夸张式的描绘,结劳动生活一种发自内心的赞美。
在傅玄和刘希夷的仿作中,出于自己的审美爱好,采桑工具的精美描绘不见了,采桑女的身份也不见了,诗人笔下的罗敷是个贵族小姐的形象。在傅玄的《艳歌行》中,她的穿戴是“首戴金翠饰,耳缀明月珠。白素为下裾,丹霞为上襦”。她的住处是“堂在城南居。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她的爱好与职业不再是“善蚕桑”和“采桑城面隅”,只剩下惊人的美丽:“一顾倾朝市,再顾国为虚。”刘希夷的《采桑》人物身份虽仍是“采桑女”,但诗中删去了采桑的场面,改成了灞水边游春、伤春,所谓“盈盈灞水曲,步步春芳绿”;“谁家采桑女,楼上不胜春”;“回首渭桥东,遥燐春色同。青丝娇落日,缃绮弄春风”,身份和情调既像个待字阁中,春情无限的少女,又像个良人远去,惜春伤别的少妇,我们似乎从她身上看到了游园惊梦的杜丽娘、草桥怀春的崔莺莺的影子,与那个热爱劳动,对生活充满信心,聪明、机智又勇敢的民间采桑姑娘秦罗敷距离就很遥远了。改变了歌颂的对象、离开了劳动生活的讴歌,只能说明仿作者的美学趣味与民歌手们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他们是站在自己审美的立场上来赞美自己心中的美好形象的,《陌上桑》这种乐府民歌形式,只不过是他们藉以藏纳贵族美学形象的躯壳罢了。
二、在人物性格特征的塑造上,原作与仿作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陌上桑》中的秦罗敷,不但勤劳美丽,而且不羡权势,不畏强暴,表现了民间女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这集中表现在她和荒淫贪婪的五马太守的面对面斗争之中,这位“五马立踟蹰”的“使君”,是汉代和刺史或太守,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而秦罗敷则是个下层采桑女子,置身于身世显赫,仆从如云的五马太守包围之中,却毫不畏惧,一口回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不但回绝,而且直接指斥这位炙手可热的太守行为是愚蠢的,罗敷不畏强暴的坚贞品格更加凸显了出来。
民歌的作者深深知道,在那个权势者可以为所欲为的社会里,一个出身贫贱的弱女子要想保住自己的贞操,光凭勇敢是不够的,还必须“机智”,还要讲究斗争策略,于是她编造出一个“夸夫”的情节。罗敷把自己说成是有夫之妇,而且丈夫还是个达官显贵。为了使对方深信不疑,她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丈夫的声威:“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有滋有味地夸耀丈夫的富贵:“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煞有介事地编造了丈夫的履历:“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满怀自豪地夸耀丈夫的品貌:“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这段夸说,罗敷越说越高兴,使君自然越听越扫兴。“座中千余人,皆言夫婿殊!”喜剧便是在这种充满胜利快感的哄堂大笑中结束。这是胜利的笑声,它把罗敷聪明机智的性格特征拨到了最亮点,当然,诗作者的爱憎也就从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必须指出的是,荒淫贪婪的五马太守要与罗敷共载,这是以汉代的社会现实作为依据的。东汉时代由于吏治腐败,豪强横行,达官大吏光天化日之下强掳民女,史不绝书。据史载,东汉大将军梁冀就常常“遣客出寨,交通外围,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宦官左悟等更是“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后汉书》梁冀传、单超传);所以罗敷夸夫这段不但突出地表现了秦罗敷不慕权势,不畏强暴勇敢而机智的性格特征,而且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对今天的读者也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也许正因为这段揭露性都较强,历代文人在仿作时都无例外地把它删除或改作。傅玄的《艳歌行》中,那个荒淫贪婪的五马太守成了个彬彬有礼的君子,他不再是迫不及待地亲自上前调戏,而是“遣吏谢贤女,岂可同行车”,“贤女”二字似乎告诉我们,使君看中的并不是罗敷的美貌,而是她的贤德。《陌上桑》中那个坚强、挺立于五马太守面前的机智的秦罗敷这时匍匐于权势者脚下:“斯女长跪对,使君言何殊!”她的丈夫,也不是使罗敷引以自豪的使五马太守慑服的“专城居”,而是个低贱的下等人:“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针锋相对的指责和充满相像力的嘲讽,也变成了规劝和希冀:“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这种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只能当作是作者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反映,而不可能出自一个有个性又爽朗的采桑女子之口。
刘希夷的《采桑》走得更远,它连使君醉心于罗敷之美要与之共载、被罗敷严辞拒绝这个基本情节都被改掉,变成眼前这位五马太守就是自己远游归来的丈夫,只不过是离家日久,相逢不识罢了。所以全诗以大量篇幅写罗敷的春愁、相思和贵妇人百无聊赖、娇弱无力之态;然后写她和五马太守的误会:“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头。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整日思念的人就在眼前,却对面而不相识,而使君也成个失之交臂的正人君子,这样罗敷就不再产不贪权势,不畏强暴、勇敢而又聪明的采桑女,而是变成了多情多愁,娇弱害羞的闺中思妇了。当然,乐府民歌中对汉代官吏的揭露抨击,对汉代社会的揭露也随着主人公性格特征的改变而消失了。
三、在表现手法的选用上,原作与仿作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汉乐府《陌上桑》作为我国古代一首杰出的民歌,在表现手法上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师法的地方,特别是通过烘托、夸张、对比、虚拟等艺术手法,造成一种活泼诙谐的喜剧氛围,如夸饰罗敷的衣着之美,虚拟一个“四十专城居”的“丈夫”来吓退使君等,读后都给人留下极其难忘的印象。特别是“行者观罗敷”这一段,民歌中调动了烘托、夸张幽默等多种手法,使罗敷在这个充满喜剧色彩的镜头中显得更加光彩照人。民歌手们著意选择不同的年龄:著帩头的少年和捋髭须的长者,不同的身份,路过些地的挑担者和在附近耕田的,描绘他们在罗敷惊人之美面前瞠目结舌的惊愕之状,以及不自觉的下意识动作,而且这些动作又符合他们的职业特点和年龄特征:“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然后在这许多不同之中突出一个共同点:大家在罗敷面前都忘情失态,不能自已,以至耽误了干活。于是,罗敷的惊人与巨大的吸引力也就从中自然地烘托出来了。值得一提的是,有的现代作家在描写人物时也继承了我国文学史上这种传统的表现手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就是采取此法来烘托小芹的美丽:“小芹今年十八了……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几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用这种烘托铺垫的手法来表现主人公的美丽,是我国民间文学一种传统的而又行之有效的表现手法。
但是,有些学者从正统的道德观念出发,以这段描写是大摇其头的,认为这会败坏世风,使人情浇薄。他们把“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解释成“缘观罗敷,故怨怒妻妾之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于是罗敷反成了败人家庭,坏人德性的风流女子。一些《陌上桑》的仿作者,也都有意识地对此进行删改,变成正面描绘或者干脆删去。傅玄的《艳歌行》和刘希夷的《采桑》亦是如此。傅玄把这段精彩的描绘变成两句话:“一顾倾朝市,再顾国为虚”这是个败笔,首先它是汉武帝时代李延年《佳人歌》的翻版;“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在创作上并无新意;其次,这两句与《陌上桑》中与行者、耕者、少年见罗敷时富有喜剧性的言语动作相比,显得抽象而空泛,缺乏美的感召力。刘希夷的《采桑》干脆把这个情节删去,改成弄春含情的郊游:“回首渭桥东,遥怜树色同。青丝娇落日,缃绮弄春风。”尽管他想用青丝映日、缃绮含风来暗示罗敷的惊人之美,但总缺少那种具体而真切的印象,更不能产生那种美引起轰动的喜剧效果。所以这两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比起汉乐府《陌上桑》是有差距的。而这种差距又是由于审美理想不同、对事物认识方式的不同而决定的,是受他们的道德观念所制约的,正如歌德所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歌德谈话录》)正因为内心世界不同,汉乐府《陌上桑》与历代文人的仿作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手法。
附:
陌上桑 汉乐府
《艳歌行》 (晋)傅玄
《采桑》 (唐)刘希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