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四

江　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是五言乐府中最古老的一首，属“相和歌辞”中的“相和曲”，大约是汉武帝时从吴楚一带采集的民歌。江南，汉代指的是扬州地区。关于这首歌的主题，吴兢说得很明白：“江南，古词，盖美芳辰美景，嬉游得时”（《乐府古题要解》），但过去一些古板的文人却不这麼看，有人认为是讽刺当时淮扬地区由于社会富裕，男女之间相悦相嬉的淫荡社会风气，所谓“物阜风淫，所以为刺”（朱嘉徵《乐府广序》》，有人干脆说他是像《诗经》中“宛丘”、“东门之枌”一样，讽刺陈国一带淫荡的社会风气：“刺游荡无节，宛丘、东门之旨”（徐献忠《乐府原》》。但正如《诗经》中的《宛丘》、《东门之枌》并非是讽刺陈国一带淫荡的社会风气，而咏歌女巫师们的生活与恋爱一样，汉乐府《江南》同样是表现江南采莲男女的劳动与爱情。透过诗中那茂盛的莲叶和活泼的鱼儿，我们彷彿看到了田田莲叶下那一张张欢笑的脸，也彷彿看到了像鱼儿一样东西乱窜、互相追逐的一只只采莲船。

　　从结构上来看，全诗只有七句、三十五字，而且后四句完全是在重覆。从效果上来看，它把采莲生活表现得异常丰富，爱情欢乐亦抒发得异常充分，在文学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麼，《江南》是怎样在短小的结构里，纳入了如此巨大的容量和如此深长的情感呢？

　　首先，它采用双关、含蓄等手法来以物喻人，以景附情。

　　这首诗是写采莲人的劳动与爱情的，但诗中几乎没有一个字直接去写劳动的场面，更没有一个字道出他们的爱恋和心绪，完全是透过对莲叶和鱼儿的描绘，及一些双关和暗示来透露其中讯息的。第一句“江南可采莲”的“可”、“莲”二字就大有讲究。“莲”是一种水生植物，荷生水上、藕埋水底，无水而不活。大江南北多湖沼河塘，因此莲也特盛，这是“江南可采莲”的原因，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与莲的特征有关。新荷出水，亭亭玉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少女那裊娜的身姿；荷花映日，粉白轻红，娇艷欲滴，又使人联想到少女青春的面容。所以古代一些诗人常常把莲与少女相提并论，如王昌龄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芙蓉女儿面，江湖浪子心”等。另外“莲”与“怜”谐音，“可采莲”与“可怜”双关。这也是对“莲”的谐音双关手法首次创用。到了南北朝时代的乐府民歌，就变成一种普遍手法，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大子夜歌》），“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西洲曲》，这是“江南可采莲”的内涵所在。再者，有莲就会有采莲人，而采莲人又大多是姑娘们，这在古典诗词中也屡有描绘，如“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重湖叠献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柳永《望海潮》）。采莲姑娘把劳动的欢乐带进了江南的荷塘，当然也把青春、爱情带进了荷塘，这里既有劳动的欢乐，也有爱情的追求。荷花与人面，藕丝与偶思，“可采莲”与“可采怜”混合在一起，这些双关语含蓄而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兴致之所在，是“江南可采莲”的真正原因。

　　下面两句“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是在“江南可采莲”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物喻人，以景附情。“田田”，是莲叶茂美鲜碧又娇柔逗人的样子，“何”字写出了采莲人的心里感觉，这种感觉当然不是专指自然界的荷叶，而是暗喻那娇柔轻盈的采莲姑娘了。五代词人韦庄有首《菩萨蛮》，写江南的卖酒姑娘是“墟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那是专从肤色上描绘，带著一种文人的欣赏趣味，这里是以田田的荷叶嘹轻盈的采莲女，手法含蓄一些，而且这种轻盈与不断的采莲劳动也很有关系吧！如果说“莲叶何田田”是描绘女方倩影的话，那麼“鱼戏莲叶间”则是在写男方的追逐求爱。田田的莲叶当然引来了游鱼的呷喋，这是生活中的常识，诗人正是用这个人人熟知的生活常识，来暗描荷塘内青年男女间的追逐求爱。你看，这阵阵游鱼绕著田田的荷叶在嬉戏、呷喋，它很容易使人想起傣族泼水节或苗族火把节那欢乐的夜晚，成群的男女青年或相互拨水嬉戏，或沿著岗峦、绕著竹林追逐嬉戏，这大概也是另一种“鱼戏莲叶间”吧！明代有首山歌写得很有趣：“荷花出水一朵朵，引来游鱼一窝窝。花在水上鱼难近。郎哎，要想押花等花落”。这倒很像是对“鱼戏莲叶间”的答覆，是女方的调情和故意拒阻，也像是“戏”字的形象注解。由此看来，含蓄委婉是此诗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这首诗采用排比、重复之法，加强了诗中的欢乐气氛和深长韵味。《江南》是首“相和歌”，汉代「相和歌」有两种相和方式：一是以乐器与人歌相和；一是一人领唱，眾人相和。《江南》属于后者。我认为前三句是领唱，后几句是和声。领唱中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主要情节，和声则是对上述情节的重复和强调，强调的重点是“鱼戏莲叶间”这一活动。诗人用重复、排比之法，从东、西、南、北四个方面进行铺陈。这种铺陈方法表面上看很呆板，实际上却很高超一是使全诗有唱有和，结构上更为活泼；二是这种排比法强调了鱼儿在游戏呷喋中的欢快之态，并透过它把采莲姑娘与小伙子间的追逐嬉闹、劳动的欢乐和爱情的甜蜜，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而且如洪鐘往复撞响，留下一个余韵悠悠的结尾。这种结构和表达方式也为后来的民歌和文人所模仿和吸收，如北朝乐府《木兰诗》中木兰出征前采购军需品的一段，也是采用这种重复排比之法：“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韉；南市买轡头，北市买长鞭”。连用四个排比句渲染出木兰出征前紧张忙碌的气氛，也表现了木兰整装待发的勃勃英姿，与前面的佇抒叹息简直判若两人了。三是这种排比在音调上更显得鏗鏘和谐，给人一种活泼跳动之感，更能反映出诗人当时的心情。唐代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中也有段关于游鱼的描绘：“潭中鱼可为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佈石上，怡然不动”。《小石潭记》是反映作者被贬生活的孤寂和愤懣，所以鱼也像人一样寂寞呆滞，生活在清空的潭水之中。而《江南》中的游鱼却是东、西、南、北乱窜，而且与莲叶相“戏”，江南水乡的美景，荷塘劳动的欢欣，采莲男女的青春欢笑，带给诗人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完全可以从这四句排比和重复中感觉出来，这正是此诗又一成功之处。

汉乐府《江南》诗意

鸟　生

　　　　　　　鸟生七八子，端坐泰氏桂树间。
　　　　　　　唶我！泰氏家有游逛荡子，工用睢阳疆、苏合弹。左手持疆弹两丸，出入鸟东西。
　　　　　　　唶我！一丸即发中鸟身，鸟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鸟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
　　　　　　　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海复得白鹿脯。
　　　　　　　唶我！黄鵠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钧尚得鲤鱼口。
　　　　　　　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这是汉乐府《相和歌》中的一首。诗中的“黄鵠”两句与《鐃歌·临高台》中的“黄鹊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鵠，令我主寿万年”情事相同，另外篇中又言及上林苑，因此大体可以断定是西汉时代的作品。诗中写一隻老乌鸦生的七隻小乌鸦，从南山飞移到秦家桂树上，不料却被秦家的游荡子所射杀。小乌鸦死后很后悔不该离开南山罹此灾祸，但转而一想，上林苑的白鹿、摩天的黄鵠、深渊的鲤鱼都难免一死，自己又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呢？关于诗的主题，有人以诗的最后两句“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为据，认为此诗是“喻年寿之有穷，世途之难测，以劝人及时行乐”（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有人说此诗是“东汉末年那个动乱时代，文人动輒得咎的恐惧心理的反映”（余冠英《乐府诗选》）。其实，这是首寓言性质的诗，就像西汉《鐃歌》中的《艾如张》和《稚子斑》一样，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借动物的悲惨遭遇，来反映人生随时都可能遭到的凌辱和迫害，对社会豪强的胡作非为、草菅人命发出悲愤的抗议。

　　这首诗是杂言，但结构上却异常工整，开头结尾各有两句，分别是序曲和尾声，中间二十二句是个完整的故事，按情节可分为被杀、追悔和自慰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皆用“唶我”这种自我叹息的方式发声。开头两句“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是交代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主人翁。主人翁是七、八隻小乌鸦，地点是在秦家的桂树上。“端坐”是写牠们在巢中的安稳之状，也是这几隻小乌鸦对秦家桂树的主观感觉，“自认为无患，与人无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这也许就是他们从南山巖迁来此地的原因吧！但一场悲剧就在它们“端坐”时发生了。“秦氏”以下八句即写乌鸦被秦家游荡子偷袭以至殯命的经过，它与开头的序曲间有个叹词“唶我”。“唶”是感叹声，《后汉书·光武纪》记望气者到南阳后“望见春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我”在此是语尾助词，没有实际意义。萧涤非先生把“我”解成实词“自我”，与叹词“唶”分开，标点成“唶，我秦氏……”，并举《豫章行》“使我离根株”等句为例，说明这是汉乐府的常用句法（见《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似亦可通。这个叹词“唶”在诗中有两个作用：第一，使主人翁在情感上显得更加懊丧和伤感；第二，使节奏显得更为抑扬顿挫，抒情气氛更为浓郁，像后来《四季歌》中的“哎呀，咱们两人一条心”中的“哎呀”一样，更富有民歌风味。

　　感叹之后，就开始写乌鸦被害的经过了。这场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在于乌鸦选择地点的不慎。这里的秦家桂树表面上平安无事，似乎可以端坐，实际上却潜伏著凶险和危机，因为桂树下的秦家是个豪强富贵人家，这可以从下面两点来证明：其一，他家的子弟是“游遨荡子”。饱食终日、游手好闲、寻衅生事，这是膏梁子弟的共同特征；其二，器械的精美，这个游荡子用的是睢阳强弓和苏合弹。睢阳是古宋国的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相传宋景公时有一个弓匠造了一张硬弓，能射几百里远。“睢阳疆”即睢阳产的强弓、硬弓，“疆”为“强”的通假。“苏合弹”是用苏合香和泥製成的弹丸，苏合香相传是西域月氏国所产的一种香料。这个秦氏子阵日游荡又器械精美，可见是个豪梁子弟。斗鸡走马、寻衅闹事又是强梁子弟的阵日功课和专长。我们从这个秦氏游荡子“工用”睢阳强，已预感这几只小乌鸦的前景不妙；从这个游遨荡子左手拿著强弓，右手拿著两个弹丸游转在桂树的前后左右，更可感觉出危险就在眼前。随着便是“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这个毫无戒备的弱者终于被豪梁伺机射杀了。

　　上述两句在结构上是个过渡，即交代了这场悲剧的结局，又为乌鸦魂魄的自诉、自慰提供了张本。在人称上，这两句之前皆是第三人称，由诗人客观敍述悲剧的发生经过；这两句之后改为第一人称，用拟人的手法写乌鸦被害的自我感受。

　　“阿母”以下五句是写乌鸦的追悔。它诞生在南山的岩石之间，山道陡窄，峡谷幽深，人们难以得知乌鸦的居处，乌鸦当然很安全也不会被捕杀。南山，即终南山，秦岭的主峰，在今陕西的西安市南。乌鸦的这种追悔，很像《杂曲歌辞》中的《枯鱼过河泣》。那是写一条枯鱼在过河时，追悔当年不该轻率上钩，告诚河中的鲤和鲂今后行动一定要慎重。乌鸦和枯鱼能够反省和悔恨，这当然是个无稽的寓言，但其中都包含著生活的哲理。我们从乌鸦和枯鱼的追悔和对窕窈南山的怀念中，似乎可以看到当时现实社会的影子。武帝后期，由于连年不断的征战，无休止的兵役徭役，造成了土地大量抛荒，仅有的一点熟地又被官僚豪强们霸占。农民们“己奉谷租，又出藁税，乡郭私求，不可胜供二”（《汉书·贡禹传》）。失去土地、无法生存下去的农民只好到处流亡。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关东一带的流民已达二百万口，无户籍者达四十万。汉武帝面对被迫流亡的民众动乱竟任用酷吏，企图透过杀戮来维持其统治。如杜周为廷尉时，“专以人主意旨为狱”，“詔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汉书·杜周传》）；酷吏王温舒在河内治狱，竟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广大农民为了生存，不是举行暴动（如武帝天汉二年南阳暴动》，就是“逃亡去就，不避深幽”，躲到人跡难至、王法不到的地方法。《乌生》中“蹊径窈窕”的南山就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因此，诗中写乌鸦魂魄对南山的留恋，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时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也是当时人民对统治阶层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的抗议。只不过这种抗议，是用乌鸦死后对迁往秦家桂树的追悔，和对南山留恋这种婉曲方式表达出来罢了。

　　“白鹿”以下八句是写乌鸦魂魄的自慰，这实际上是在更加深刻地揭露当权者对民众的迫害，而且直接点出了“上林苑”和“后宫”，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乌鸦在一番懊丧追悔后，又安慰自己说，就是逃到蹊径窈窕的南山，也不一定能逃脱死亡的威胁。你看，白鹿不是被珍养在上林苑中吗？到头来还不是被皇上手下的射工杀死，製成了鹿脯？黄鵠不是一种健飞的大鸟吗？但飞得再高再快，也躲不掉皇家的利箭，终被后宫烹煮？鲤鱼不是藏在很深的洛水里吗？最后还不是在钓钩下丧生？诗人在此著薏选择了上林苑内的白鹿、摩天黄鵠和洛水鲤鱼作为万物的代表，这三种动物，或是罕见珍禽，或是本领高强、人难罗致，或是深藏不露、善于摄生，但它们都逃脱不了被杀戮的命运，可见统治阶层的迫害和杀戮，已不止是低贱的乌鸦，阶层和范围都已相当广泛了。他们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即使你逃到深山，又怎能躲开迫害呢？唐人杜荀鹤有个名句：“任是深山更深处，亦应无计避征徭”（《山中寡妇》）。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吧!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提到了上林苑、后宫和洛水这些皇家苑囿和侍从。上林苑在今西安市南，汉景帝、武帝时所开闢，苑内放养禽兽，专供皇帝游猎；洛水，源出陕西洛南县冢岭山，经洛阳至巩县注入黄河。洛阳是东周故都，西汉时是中央直辖的三河之一；后宫，这里是指为皇帝做膳食的厨师。透过这些地方和人物，诗人明白的告诉我们，白鹿、黄鵠、鲤鱼之所以被害，是由于皇帝的享乐所造成的，这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皇帝了。

　　最后两句“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是总结全诗，表明乌鸦的人生态度。这里的“唶我”与序曲中的“唶我”相呼应。前者是对自己无端被害的愤慨不平，后者是在一番思索之后的舒长自慰，虽同是感叹，但已经过了一个思想历程，词同而情异了。“人民”两句把自己的被害归之于天命，不必为此斤斤计较，这似乎是在自我宽慰、自我解脱，但联系到上面的背景和感慨，这实际上是在以退为进，用世情难测来控诉统治者的凶险难防；用白鹿等皆难倖免于难，来揭露统治罗网的广大和严密；用“何须复道”来反映人们对当时统治秩序的灰心和绝望。因此，它与序曲在精神上也遥相呼应，只不过更为沉郁悲凉。

　　总之，《乌生》用小乌鸦自诉、自叹和自慰这种荒诞的方式，来揭露汉代统治者网罗的严密，广大民众难逃被宰割命运的社会现实。从文学承传上，他上继庄子的“寓言十九”，下开梅尧臣、王安石、苏轼“禽言诗”，文学史上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平陵东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
两走马，亦诚难，愿见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此诗最早见于《宋书·乐志》，郭茂倩归入《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註》和唐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都认为是翟义门人悼念翟义之作。翟义，汉平帚宰相翟方进之子，为东郡太守，平帝死后王莽摄政，翟义起兵讨伐王莽，兵败被俘遇难。其实，这只是根据诗中的“义公”二字附会出来的，与诗意并不符。“义”在此并不是指翟义，而是像同为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的“不嫁义郎体”的“义”字一样，表示美好之意，在此也是表示诗人对被劫者的同情。闻一多先生认为“义”本是“我”字，“义公”即“我公”，因声近误为“义”（《乐府诗笺》），也可备一说。总之，从诗的内容上来看，它不是在哀悼翟义，而是一首控诉贪官污吏罪行的敍事诗。诗中透过一位“义公”公开被绑架，堂上受勒索，揭发了汉代官吏无法无天的残民暴行。

　　这首诗用了两种人称，开头三句“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用的是第三人称，客观敍述义公的被劫和被劫的地点。平陵是汉昭帝的陵墓，在长安西北七十里；“松柏桐”是陵上种植的树木。汉代仲长统《昌言》说：“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识坟”。“松柏桐”点明是墓地，以此造成一个隐僻幽深的环境，暗示这里是强人出没之所。那麼，劫义公的是不是强人呢？诗人故作含混：“不知何人劫义公”。但从下面交代义公被绑到“高堂下”的情节来看，诗人明知“义公”是被官府绑架走的，却故不明言，让人把官府与强盗混同起来，因为白昼绑架、勒索赎金是强盗的行为。另外，诗人在此用“劫”而不用“捉”，说明在作者的心中，官府此举和强盗行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从第二节起，改为第一人称，写义公被官府勒索时的情形和心境。两节之间用顶真格相连。下节的首句重复上节的末句，这种重复首先在内容上强调了义公的被劫，这就把官府用绑票的办法来勒索钱财，这种类似强盗的行径表现得更为突出，也使诗人对此的愤慨表现得更充分，另外，在结构上也显得回环顿宕，与诗人此时愤愤难平的心潮很吻合。“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这两句是写官吏们的敲诈勒索，而且是公开、明目张胆的。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把人劫走，然后在公堂上开列赎身价码：“交钱百万两走马。”“走马”据《汉书》顏师古註：“马之善走者”，即良马；“高堂”，这里指的是官府衙门。在衙门里公然像绑匪一样开赎身费，这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而且也应证了上节所说的“不知何人劫义公”是故意在含糊其辞。第三节的“两走马”三句则是写义公在官吏的敲诈勒索下的心理感受。如此之巨的赎身费是无法筹措的，但如不交纳，就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面对“追吏”穷凶恶极的样子，这个后果是不难预料的。“追吏”即追逼钱财的官吏们；“惻”是痛心、难过的样子。诗人不说交不起赎身钱的后果，而是写义公此时的心情和感受。至于为什么会如此难受的原因，读者是不难想像得出的。第四节写义公在官吏催逼下迫不得已的打算。“心中惻，血出漉”。“漉”作流尽解。义公深知，不交赎金，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交赎金，这笔巨款又到哪里去筹措？左思右想，心血彷彿都要流乾了。最后不得不选择卖黄犊赎身这一绝路，对农民来说，耕牛可以说是家庭的支柱，非到万不得己，农民是不会变卖耕牛的，现在连耕牛都要卖了，可见家里已山穷水尽。一旦卖去耕牛，失去生活保障，今后的日子又怎样过下去呢？更何况义公要去变卖的耕牛不是牯和犍，而是一头小黄犊，连小黄犊都要卖掉赎身，可见这个家庭已无可变卖了。唐代诗人聂夷中的《伤田家》说：“二月卖新丝，三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义公的卖黄犊，也是一种剜却心头肉的迫不得已的举动吧！在《平陵东》中，诗人尽管没像《伤田家》那样直接评说，只是客观地诉说义公的打算，但封建官吏的贪婪横暴、伤天害理，农民受其剥削压榨的惨重和哀苦无告，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谈起来还是深深受到震动的。

　　这首诗在结构上很工整，全诗三句为一节，每节字数基本上是三、三、七，顿宕抑扬，很适合扬发内心的感慨和不平。节与节之间又用顶真格相连，回环往复，很像诗中主人翁那百结的愁肠，也像民歌作者那倾诉不尽的不平和慨叹。这种结构方式，也直接启发了后代的诗人，曹植的《送白马王彪》和南朝乐府《西洲曲》都采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御姐的缠绵不断的愁思。

　　最后要指出的是，诗中描叙的官匪不分，官吏公开劫夺，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并不是民歌作者的凭空想像，而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汉武帚神爵年间，涿郡大户西高氏、东高氏勾通官府，公开遣宾客为盗贼，白昼抢人钱财，弄得行人上路要成群结队“张弓拔刃，然后敢行”（《汉书·严延年传》）；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御史大夫孔光给汉哀帝上的奏章中，也承认当时官匪不分：“百官群职旷废，姦执放纵，盗贼并起”，弄得老百姓“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前汉书·孔光传》）；《晋书·石崇传》也记载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时，指使部属公开抢劫远方客商，从而积累起巨大财富：“（石崇）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这些都说明官府公开当强盗，这并非是诗人荒诞的虚构，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由此看来，《平陵东》不仅是一首出色的乐府诗，也是一份珍贵的歷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