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小令鉴赏之十一

【中吕•凭栏人】 寄征衣 姚燧

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西(今属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他的祖先在辽金两代做过高官，伯父姚枢，金亡后仕蒙，后来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汉族儒臣。姚燧三岁那年父亲姚格亡故，伯父姚枢收养了他，并对幼年的他非常关切，要求也十分严格。在为姚枢撰写的碑文中，姚燧写道：“燧三岁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暗，教督而急。”十三岁，姚燧在苏门山(今河南辉县市境内)认识了前来拜访姚枢的元代大儒、著名理学家许衡。十八岁时，他在长安正式拜许衡为老师，学习理学。史称许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姚燧从许衡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再加上他学习刻苦，长进很快。在许衡等的影响下，姚燧前期主要以理学者的面目出现，这对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文学家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姚燧文学思想中的理学因素和许衡有很大关系，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二十四岁，姚燧”始取韩文读之”，深为其古奥硬朗、雄刚昂仰的风格所吸引，这使他对当时文坛承袭金文，宗宋尚苏而流于滑易骫骳的文风更加不满，决心通过自己的实践走出一条变革文风的路子来。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姚燧被时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任命为国子监十二伴读之一和斋长应征至大都。至元十二年，姚燧被任命为秦王府文学，从此走上了仕途。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后三年，转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至元二十三年(1286)夏，朝廷以翰林直学士征召他。此后他又断断续续地任过大司农丞、翰林学士、江东廉访使和江西行省参政，都以尽职尽责著称。大德十一年(1307)冬，姚燧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转机：元廷仿汉征四皓故事起用姚燧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主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久于文坛，又至此高位，使当时的文人对他的修史为文多推崇有加，奉之为文坛盟主。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实录》终于修成，进之后不久，姚燧得告南归。皇庆二年(1313)九月十六日，卒于家中，享年七十六岁，元廷谥之曰“文”。
　　为政之暇，和古代的传统文人一样，姚燧也喜爱游历山水。姚燧一生南北迁徙数次，足迹几遍中国。今天可以考知的有长沙、武昌、龙兴、九江、彭蠡、铜陵、湖口、岳阳、金陵、杭州、旌德、江州、会稽、吴城、扬州等地，其中武昌、龙兴、吴城等地他都到过多次。秀丽多姿的山水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不但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也陶冶了他的情操和品格。在游历中，姚燧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使他的散曲小令带上了民间色彩。
　　姚燧以散文创作著称，创作宗法韩愈、司马迁，主张文气论。在《冯氏三世遗文序》中，他说：“夫人之言为声，声源于气。中顺之气劲，故其辞简洁而峻”正是由于这种文学理论的指导，才使得他在文学创作时，具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个性意识，敢于大胆袒露自己的情怀。其创作大致可分为序记文和碑志文两类，二者在总体上有一致的艺术风格。最突出的特点是讲究文章气势的刚劲雄豪，如《卢威仲文集序》语言古奥而简洁，气势刚劲而雄豪，堪称其散文创作代表。姚燧的碑志文刻画清晰、形象生动，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色；而序记文则多数写得变化多姿、文笔流畅、洒脱优美，更富有文学性。与当时文坛上占有很大势力的元好问的弟子阎、徐、李、孟等滑易骫骳的文风迥然不同，有一定的补偏救弊作用因此很受时人的喜爱。张养浩、吴善在为他文集写的序中就主要表现了对他这方面的推崇。《元史》本传对他文章的评价也主要是着眼于他的这一方面。
　　姚燧今存诗147首，既有古诗也有律诗，尤以古诗成就为高。《清明日陪诗僧悟柳山登落星寺》写得颇有气势，可见他在古诗方面也受到韩愈的影响。《京师病中》六首则写得感情浓郁，深挚委婉，是元诗中脍炙人口的佳作。
　　姚燧散曲今存小令29首，套曲1首。周德清《中原音韵》曾把他的〔普天乐〕《别友》作为”定格”之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姚燧散曲内容主要写男女风情，风格以风流蕴藉为主，反映着他风流洒脱的个性。可以其一组〔越调〕《凭阑人》小令为代表，语言浅白，笔致流畅，富有情趣。最为人熟悉的小令莫过于〔越调〕《寄征衣》。姚燧词有47阙，也成就不菲。〔石州慢〕(失题)和〔贺新郎〕(失题)是他词风偏于豪放的代表。此外，他也有委婉别致的作品，如〔虞美人〕《玉梳赠内子》等。
　　姚燧的作品经其弟子刘致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诗词文赋共689篇。
　　今存《牧庵集》三十六卷，系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较元刊本篇目为少。

　　这首【中吕•凭栏人】寄征衣中的“中吕”是北曲中的宫调名，“凭栏人”是曲牌名，根据此曲牌的要求，句式应该是“七七、五五”，而且要求句句押韵。“寄征衣”这是这支曲的题目：秋天到了，家中的妻子给远方戍守或征战的丈夫寄送棉衣。描绘制作或寄送征衣这个特定的场面或情节，来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思念，这是中国古典诗词一个传统的诗题，其中的名作如李白的《子夜吴歌二首》，唐代女诗人陈玉兰写的《寄夫》，宋代词人贺铸的《捣练子•砧面莹》等。但几乎所有这些名作在题材的处理上，都是希望征衣早日送到丈夫身边，免得亲人受冻，以此来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担忧和思念，如李白《子夜吴歌》之二：“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 陈玉兰在给戍边的丈夫寄征衣时所附的《寄夫》：“夫戍边关妾在吴， 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 寒到君边衣到无？”宋代词人贺铸的《捣练子》：“砧面莹，杵声齐。捣就征衣泪墨题。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至于意念更甚者则是在此基础上升华一层，在通过寄送征衣表达对亲人担忧思念的基础上，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谴责统治者穷兵黩武政策。如李白《子夜吴歌》之一：“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姚燧此曲构思上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由单一的希望征衣快到亲人身边变成一种两难选择，在“欲寄”与“不寄”之间展示内心矛盾：不寄吧，“不寄君衣君又寒”，丈夫在寒冬中将要挨冻，又如何戍守边关？寄吧，“欲寄君衣君不还”，丈夫有了寒衣，就会不急于归家了。寄也难，不寄也难。左思右想，辗转踌躇，始终拿不定主意。当然，寄与不寄都渗透了深挚的感情。全曲虽然没有正写思念，却通过写妻子内心的为难，处处显示她对丈夫爱之深，念之切。短短二十四字，便将思妇细腻微妙的心理，表达的细致而微妙。再加上文字通俗直白，平中见奇，堪称是大家手笔。其实，征人的“还”与“不还”与寒衣有无无关，征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无论“寄”与“不寄”，女主人公实际上都面临着“君不还”的冷酷结局。“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现实主义的诗篇无不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女主人公在“寄”与“不寄”上生出波澜，只是为了表现自己长期独守空房的一种怨恨。当然这种怨恨是基于团圆的愿望，本身仍意味着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又恨又爱，以恨示爱，这是闺妇的一种特有心态。这正是这支小曲情味的动人之处。
　　中国古代的情歌常以“熨帖细微”及“匪夷所思”的处理方式来表达思妇或女郎对丈夫或情人的眷恋和难别，如南朝乐府“打杀长鸣鸡，弹走乌桕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只一晓”；唐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五代词“荒唐难共语，明日还应去，上马出门时，金鞭莫与伊”等等。本篇则属于元散曲中具有这种乐府风味的佳作。又全曲二十四字中，“寄” 、“君”、“ 衣”、“ 不”四字占了一半以上，用字寥寥而能包含如此丰富曲折的情节和意象，加上语言通俗直白，这也是本篇的成功之处。
　　当然，作者对情节如此巧妙的处理，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宋代著名的江西派吕本中有首有名的词作《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上片赞美“江楼月”随人到处漂泊，不离不弃；下片则翻转痛恨“江楼月”，因为它“暂满还亏”，而且亏多圆少，难得团圆。一赞一恨，在“不似”与“太似”间做足文章，以此来表达与亲人聚少别多的人生遗憾”。姚燧的这首曲，无论在构思或是结构方式上，都可明显看到对吕本中《采桑子》继承的痕迹。

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中吕•醉高歌】 感怀二首 姚燧

十年燕月歌声，几点吴霜鬓影。西风吹起鲈鱼兴，已在桑榆暮景。
十年书剑长吁，一曲琵琶暗许。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

　　这两首感怀，都是作者壮年时期的作品。两曲的主旨相同，皆是回顾十年的京城岁月，表达思归之情。也都有多用典故、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的艺术手法。只是两者的测重点不同：第一首侧重于仕宦经历的感概，第二首则是十年京城风流生活的追寻。当然，在表达方式上也不尽相同。
　　两首曲子的第一句“十年燕月歌声”和“十年书剑长吁”即是对十年京城生活的总结回顾，两句的区别在于：“十年书剑长吁”是说自己的仕宦经历，“十年燕月歌声”是说自己的风流生活。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姚燧受老师国子祭酒许衡征召入国子监伴读并任斋长来到大都，到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其间在京都前后整整十年。“十年书剑长吁”是说自己的仕宦经历。至元十二年。姚燧被任命为秦王府文学，从此走上仕途。此后的五年中，他随元军到地方去安辑百姓，兴办学校，致力于抚平元宋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对无罪误人和连累关押在狱者，“皆纵释之”、“人服其明决”（《元史•姚燧传》）。这五年中他数次入属，多次因劳累致病“役役乾坤远，栖栖道路迟。五年三入蜀，十病九归秦”（《舆病高崖道上作》）。可视为他勤于王事、体恤民情的表白。后三年，转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于次年按部澧州，赈灾济民，兴利除弊，也是勤勤恳恳“孜孜如弗及”，这大概是此曲首句“十年书剑长吁”的主要内涵。当然，离家十年，书剑飘零，动乡思乡愁，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至于有的鉴赏文字说“仕途经历使他看到当时官僚的腐败黑暗，也使他认识到战争给社会造成的百业凋零、满目疮痍的巨大破坏，他深深体味到当时民众所处的苦难境地”，恐怕过于老套。因为姚燧一生仕途顺利。外放回朝后又断断续续地任过大司农丞、翰林学士、江东廉访使和江西行省参政，都以尽职尽责著称。晚年又被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主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久于文坛又至此高位，使当时的文人对他的修史为文多推崇有加，奉之为文坛盟主。姚氏馆内名人出入，如阎复、胡祗遹、尚野、吴澄、袁桷、邓文原、元明善等。跟随他学习古文的也云集影从，有张养浩、贯云石、孛术鲁翀、李泂、谢端、李之绍、刘自谦等元代文坛翘楚，真可谓是门庭若市，象笏满床，国内域外都以求得姚燧文章作为荣耀。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实录》修成后又衣锦还乡，不存在遭受排挤打击，憎恶官场黑暗等原因。现在要离开京都，又赴外任。在曲中借此回顾自己十年京都生活并牵动乡思，这是人生常有之情。恐于官场腐败、仕途艰难之类无关。
　　“十年燕月歌声”则是回顾自己京都十年的生活另一面：作为位高权重的一代文豪，再加上元蒙贵族上层社会喜爱歌舞戏剧，姚燧的性格又具有风流洒脱的一面。宴席之上，酒酣神爽，赋诗酬文，他都表现得颇为豪放洒脱，流露出风流疏宕的个性。受世俗放荡风气的影响，姚燧也时常出入秦楼楚馆，有过一段“燕月歌声”的饮酒狎妓生活。从今存资料看，与姚燧交往的大多是色艺双全的名妓。《青楼集》里就载有他和阎复等人常出入“能诗词，善谐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的名妓张怡云位于海子上的家中小酌、弹饮：

姚牧斋、阎静轩每于其家小酌。一日，过钟楼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问曰：“二先生所往，可容待行乎？”姚云：“中丞上马”。史于是屏騶从，速其归携酒馔，因与造海子上之居。姚与阎呼曰：“怡云，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辈当与尔作主人”。张便取酒，先寿史，且歌“云间贵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调歌》一阙。史甚喜。有顷，酒馔至。史取银二两酬歌。席终，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将去，留待二先生来此受用”。

　　《青泥莲花记》、《日下旧闻》、《宸垣识略》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在姚燧今存作品中，这方面的记载也有不少，如词作《浪淘沙•赠重阳奴》，散曲〔越调•凭阑人〕等。
　　姚燧也喜爱游历山水，这大概是他“十年燕月歌声”的另一个侧面。在《别丁编修序》中，他夫子自道云：“自历荆宪至今，其间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陆舟马周历乎澧峡、归、鼎五州七县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驶奇峭，人才之标特秀异，实若富于心中”。在《圣元宁国路总管府兴造记》中，他又说：“燧思士生文轨混同之时，亦千载之旷遇，江山之形胜，风土之微恶，民俗之浇淳，必一就观。” 姚燧一生南北迁徙数次，足迹几遍中国。今天可以考知的有长沙、武昌、龙兴、九江、彭蠡、铜陵、湖口、岳阳、金陵、杭州、旌德、江州、会稽、吴城、扬州等地，其中武昌、龙兴、吴城等地他都到过多次。第一只曲的第二句“几点吴霜鬓影”就是实指出任江东廉访使的一段生活，江东（今江苏一带）为春秋时期的吴国故地，也是晋代张翰的故乡所在。据《晋书•张翰传》：吴郡人张翰在京城洛阳做官。秋天到了，他想起家乡此时正是鲈鱼肥、菰菜最好吃的季节，于是概叹曰：“人生贵适意，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辞官不做回到故乡。张翰是吴郡人，在洛阳为官；姚燧是洛阳人，却在吴郡为官。两人的经历正好颠倒，而怀念故乡则是一致的。所以曲中以引张翰之典故来抒发思乡之情，确实很贴切。至于“已在桑榆暮景”则是引东汉冯异之典。据《后汉书•冯异传》。冯异曾概叹：“失之东偶，收之桑榆”来比喻自己暮年取得的成就。后来人们用“桑榆晚景”来代表人生暮年。其实，如前所述，姚燧写此诗是只三十多岁，正当壮年。谈不上“暮年”。但古人写诗文，常用“失之东偶，收之桑榆”来比喻要抓紧时间，与年龄的关系不大，如唐代诗人王勃在著名的《滕王阁序》也概叹“东偶虽失，桑榆非晚”，当时的王勃还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小青年。姚燧在此只不过用此来强调要抓紧时机，学张翰返回故乡，至少是表达乡思罢了！
　　至于第二只曲的用典，又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搭上了关系。曲中所说的“一曲琵琶暗许。月明江上别湓浦，”说的是时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在湓浦（浔阳江头）邂逅琵琶女一事：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时为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从七品京官赞善大夫贬为从九品的江州司马。贬中所写的叙事诗《琵琶行》。描叙他与一位琵琶艺人在浔阳江头相遇。通过对琵琶女高超弹奏技艺和她不幸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会对人才的埋没摧残，表达了诗人对她深切同情的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按说姚燧一生仕途顺利，并无白居易的无辜被贬的愤懑，何以要引用此典，来“长吁”十年书剑，“愁听”兰舟夜雨呢？我想，两人性格操守的共同和为国忘身情怀的共通，可能是姚燧要引用此典的主因所在。白居易遭贬，表面的原因是“越职言事”和写赏花诗的所谓“不孝”，但根本原因还是他写的那些“卖炭翁”和“买花”之类讽喻诗，深深刺伤了权贵，使他们“扼腕”、“变色”。至于“越职言事”之类，只不过是用来寻衅的由头而已。白居易不畏权贵的秉性和“惟歌生民病，报与天之知”的人生取向，能引起姚燧的共鸣。姚燧出身名门，师从硕儒，如此背景再加上自己的秉性，使得他恃才放旷，颇为自傲，养成了豪迈耿直的个性。《元史》记他“然颇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并且不贪财货，不畏权贵。元武宗至大年间，沈阳王父子，连姻帝室，用财货结交朝臣，许多大臣都为之所动。姚燧当时是翰林学士承旨，才名倾京师，许多名宦多以求文为事，“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沈阳王父子于是也向姚燧求诗文，并赠送财宝。姚燧鄙视其为人不为所动。最后导致朝廷降旨，他才勉强作文应付。沈阳王父子得文后十分高兴，当即赠送币帛、金玉、名画，多至五十筐。姚燧平素非常喜爱搜集古玩名画，但是这次他却立即将其分给了属官、吏胥和侍从，留下金银送给翰林院做费用，自己丝毫不取。后世修史者称赞他“器识豪迈过人”。所以此曲中说“长吁”十年书剑，“愁听”兰舟夜雨，不仅仅是为白居易一撒同情之类，也是在用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最后还想说一点姚燧及其散曲创作在元曲中的独特地位。元代诗论家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将文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读书万卷，作三场文，占夺巍科，首登甲第者”；第二类是“甘心岩壑，乐道守志者”；第三类是“学问之余，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宫换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为戏玩者”。姚燧仕途顺达，身居高位，自然不属于第二类；但他虽“读书万卷”身居高位，又不同于当时正统派文人如一代文宗元好问，也不同于由宋入元者的方回、戴表元等，元王朝的开国功臣耶律楚材、郝经等，甚至与他的老师许衡以及另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刘因也大相异趣，他不但与歌伎倡优交往甚密，而且为她们写曲作歌。这一点颇有点像元初曲作家的代表人物关汉卿、马致远、王和卿等辈，但在曲作风格上又不像这些人“搜奇索怪，而以文章为戏玩者”。他的曲作，不用衬字，不愿突破曲律的字数，喜欢用典，少用口语，如上述的两首散曲，甚至很典雅，没有元曲特有的蛤喇味和蒜辣味，在元曲特有的风格中保留了一点唐诗宋词的遗风。在元人散曲中独树一格，诚如钟嗣成所言：“诚绝无而仅有也”。就是其代表。

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