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研讨与练习答案　

《唐雎不辱使命》研讨与练习

一、 熟读课文，回答下列问题。

1、你认为秦王要求“易地”有怎样的用心?

2、秦王是怎样恐吓唐雎的?唐雎是如何回应秦王的?

参考答案：1、秦王要求“易地”肯定是包藏祸心的，所以安陵君和唐雎君臣坚决不答应。

具体答案依学生见解，不求统一。

2、秦王指责安陵君“逆寡人”“轻寡人”，一面以“灭韩亡魏”来炫耀自己的军事实力，企图迫使唐雎屈从他的意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进一步用战争进行恫吓，极力描绘由“天子之怒”引起的战争的可怕场景。

参考答案：而唐雎凛然不惧，不畏强暴。唐雎针锋相对，用“布衣之怒”对抗秦王的“天子之怒”;其次，唐雎列举了三个布衣之士的例子来反驳秦王，并表示要效法这些有胆识的勇士，刺杀秦王;最后，唐雎“挺剑而起”以死相拼，挫败秦王。

二、下列各组划线的词各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什么词，表示什么语气?

1、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

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

参考答案：1、“也”是表示疑问语气，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呢”，这里有反问的意思;“也”是表示判断语气，现代汉语中可以不翻译出来。

2、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技亦灵怪矣哉

参考答案：2、“哉”是表示疑问语气，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呢”，这里表示反问;“哉”表示感叹的语气，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呀”。

3、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参考答案：3、“乎”表示疑问的语气，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吗”;“乎”表示感叹的语气，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啊”。

4、与臣而将四矣

泯然众人矣

参考答案：4、“矣”表示陈述语气，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了”;“矣”表示陈述语气，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了”。

三、翻译下面的句子，注意加粗的词古今意义的不同。

1、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

2、虽然，受地于先生，愿终守之，弗敢易!

3、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参考答案：此题意在使学生逐字逐句理解文章的内容，帮助学生学会抓住关键文言词语，疏通文言文意的方法。

1、我想要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可要答应我呀!　易：交换。

2、即使如此，但是我是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愿意始终守护它，不敢(随便)交换。　虽然：既便如此。

3、那韩国、魏国灭亡了，而安陵国却凭借五十里的土地存留下来，只是因为有先生啊!　徒：只。

四、战国时期，“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请你请教老师，查找有关资料，说说战国时期的“士”是指哪一类人，举出几个历史上有名的“士”，在班上讲讲他们的故事。

参考答案：此题意在以本课为契机，让学生了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士”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引导他们多阅读一些相关的历史资料或人物传记，增加文化积累。

“士”的最基本含义是成年男子，由于一个近似于社会分层化的过程，它逐渐衍化出了氏族正式男性成员之称、统治部族成员之称、封建贵族阶级之称、受命居职之贵族官员之称，以及贵族官员的最低等级之称等等内涵。这是“士”的早期发展演变过程，时间大约是商周时期及其更早年代。大致到周代时，人们一般认为，“士”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为贵族阶级中的最底层，其下便是“庶人”了。在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将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这些变化进行具体的论述。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和官僚制度的成长，政治上的职事逐渐由简趋繁，这种新的局面必须有大量的“士”才能应付得了，士阶层因此有了惊人的发展。此时的士，从解体的封建制度中获得解放，成为自由流动的社会力量，不必尊奉固定的主子，从事的是与知识技能有关的脑力劳动。这一时期的士，大多周游列国，宣扬其政治主张，故也被称为“游士”。实际上，战国时代的士，几乎没有不游的。从苏秦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没有固定的田产和职事，宗族关系十分疏远，于是他们轻去其乡，甚至宗国的观念也极为淡薄，因为缺少宗族和田产的两重羁绊。当时的列国，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争相进行政治改革，他们迫切需要从各方面选拔人才来进行改革工作。新兴的士，不但本身具有知识和技能，而且在社会上还能起到号召作用，自然成为了诸侯们争取的对象。诸侯们发出纳士的口号，引得游士竞相入其门下，为其效力，大批人散布在诸侯贵族门下。人们从战国中晚期的文字材料中发现，这些托庇私门的游士有不少是抱着借机会作官的野心，但无可否认的是，其中必然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只求一饱的寒士。这些贫不足以自存的游士，个别地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几千人聚在一起却是当时政治上一股极大的力量，他们不仅为主人提供个人的服务，更重要的是被当作权力的政治基础，在很多时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例子，发生在孟尝君、春申君等贵族身上的比比皆是。

到在战国时期，“士”构成了新式官僚的重要来源，在列国政治中异常活跃。有学问有知识的士阶层，以“仕”为专业，尽管在一个大大增加了流动性的社会中，这个群体或等级已经不仅仅来源于贵族，但是它依旧保持了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以及“精神贵族”的气质。战国时期的士，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余英时先生认为孔子是中国“士”的传统的开端，他处在士阶层兴起的历史关头，对这一阶层的性格形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努力给它贯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而他的弟子曾参，也阐发了针对士所承担的精神责任的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孔门后学，孟子更认为，士应能不论穷达都以道为依归，则自然发展出一种尊严感，而不为权势所属。这些学说，都明确指出了“士”在精神上应以“道”为旨归，而这“道”，在当时主张各异的诸子百家中也有共同的指向，即治国、平天下之道。仕，不仅是“士”参政的传统要求，也是实践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的最有效途径。如何才能入仕，对于春秋时期的“士”来说，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其二则是有没有“道”。士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他们之所以收到列国君主的尊重，也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道”。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诸侯们更需要“道”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的支持，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套具有历史渊源的理论来强化他们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许多士，都游于各国诸侯之门，上者猎取卿相，下者也可求得一饱。而知识界领袖则更受到君主的特殊礼遇，他们既不用向王侯臣服，也不需为生活担忧。不仅如此，他们的议政自由还受到制度化的保障。事实上，他们的主要职责便是“议政事”，以“道”影响诸侯们的政治作为。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士不肯向政治权威妥协的时候，他们保持以道自重的高尚节操，总是以整个社会作为关怀的对象，而野心勃勃的诸侯们却未必能有这样的胸怀，这样的士在诸侯眼中是具有高度政治危害性的人物，但却是荀子口中的“正直之士”。